陶李

摘 要：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其揭示了人类社会是按照何种规律演变而来的。通过研究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看出从晚清时期到今天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一步步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通过这方面的学习更有利于我们推动其进一步发展。通过学习研究这些马克思经典著作翻译，我们可以从前人作品中汲取经验，继承和发扬他们的优良传统。本文主要从六个重要时期来阐述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与传播。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中国化

一、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概述

根据古籍记载和学者研究推断，华夏民族从夏朝开始就与其他民族有来往。截止目前，国内总共掀起了四次翻译热潮，它们分别是：佛经翻译（兴起于东汉到唐宋期间）、科技翻译（兴起于明末清初）、西学翻译（兴起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改革开放新时期至今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翻译。其中，晚清时期的翻译出版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与中日甲午战争后。同时，这一时期也体现了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历史进程。身处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且经世致用，从而使晚清时期的翻译出版选题呈现出阶段性特质。

（一）《万国公报》的最早翻译

1899年2月下旬，《万国公报》第122号刊（Chinese Globe Magazine）第一次提及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名字，也第一次提及马克思主义，同时该期报刊也发表了《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这篇文章是由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论述。蔡尔康是一名传教士，这篇文章花了一百多个字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还介绍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论。这意味着马克思及理论在中文文献中的首次现身，正式进入国人的视野中。晚清时期由传教士创办的期刊中，还数《万国公报》对西学的介绍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深。

（二）梁启超《新民丛报》的翻译

梁启超在政治、历史、教育、文学等诸多方面均有较高的成就，他对近代中国的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试图在维持封建帝制的前提下对千疮百孔的中国进行改良，虽然这次变革以失败告终，但不失为一次探索中国道路的有益尝试。此后，梁启超除了师从康有为学习了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还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学习，因此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这样评价马克思——“社会主义泰斗”，其对马克思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此后，梁启超又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赞赏，并高度评价其为世界上最美妙的主义。《新民丛报》之于梁启超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梁启超发表政见的主要阵地，梁启超关于君主立宪的相关文章大多发表在这一刊物上面，虽然《新民丛报》只发行了短短五年时间，其对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仍然比较巨大。

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概述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国内的民主革命思潮更加高涨，1911年底，孙中山回到上海，准备进一步扩大革命成果，争取推翻帝制，万千民众欢呼雀跃。那时候，各省代表齐聚南京，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次年一月，随着中华民国的诞生，中国革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种革命思潮逐渐涌现，都在为改变中国命运上下求索。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译介的内容在我国出版发行物中开始逐渐增多。1911年，《唯新人物考》在天津出版发行，书中详细介绍了马克思及其政治思想，并高度评价了其思想的价值。不过，必须指出，南京临时政府存在仅仅3个月，时间非常短，众多深怀救国救民大志的翻译人士这时都只顾欣赏刚诞生的民国。因此，比较而言，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

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概述

（一）概述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的动荡时期，也是各种思潮竞相涌现的时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在十月革命还没有起步的时候，国内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一些简单译介。尽管主观上抱有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的翻译任务客观上却为中国思想理论界打开了一扇大門，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批翻译和广为流出积累了重要经验。

（二）袁世凯统治时期《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1912年，朱执信翻译了马克思的部分著作并刊发于《新世界》之上，其中就有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一文，他将宣言的内容凝练为十条纲领，使得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能够快速掌握其思想精髓，同时这篇文章对于马克思的生平进行了详细介绍。《东方杂志》曾连续5期连载幸得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详细说明。全书共有七章内容，探讨了工业发展的规律、贫困的根源、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等问题，该书写作的依据主要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对于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家起到了启蒙作用。这本书赞扬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伟大”之主义，而马克思乃科学社会主义之“祖师”。

四、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概述

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而及时调整既有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势，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迅速从军事、理论等方面总结失败原因，尝试纠正错误，避免再次出现此类失败。毛泽东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首要原因是共产党没有掌握自己的武装，在革命中处于被动地位，一味依靠资产阶级的援助无法实现革命的最终胜利，因此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在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运用上，一定要结合本国实际，走一条与别的国家不同的革命道路。这一重要转变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否定了国共关系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正式拒绝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在这个时期，苏俄代替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的主渠道，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如《费尔巴哈论》《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等被大量地译成汉语。这些著作汉语版的发行，使得更多中国人认识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由原来少数进步者的专利获得了成为大众思想的可能性，这些都有利于推动当时土地革命战争的蓬勃发展。

五、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

抗战期间，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组织专人翻译马列著作。这一工作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对于提高马列著作翻译的系统性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翻译的马列著作较之前的译本质量更高，能够更好地指导抗战时期各条战线的思想工作，提高了我党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理解深度。除了翻译环节的重视之外，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出版发行部，广泛发行马列著作，提高其传播范围，并将所译著作以“解放社”命名。高质量的著作翻译以及高效的出版发行体系极大地提高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速度，当时所译的初级读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著作由于内容通俗易懂，研究和使用起来非常便利，因此翻译之后深受广大抗战军民的欢迎。随后，为了进一步提高马列著作的传播效率，中央决定继续出版更多的马列著作单行本，翻译力求精简，并且要与中国文化语境相结合，使中国人民在读了马列主义著作之后能够对本国的实际情况有所感悟，而不是只顾翻译的精准性，不顾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时期新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书都贯彻了这一思想。为了进一步提高翻译质量，中央决定成立专业委员会，由张闻天负总责，千方百计地提高马列著作的翻译质量，为全党全国学习马列思想提供高质量的一手材料。因此，抗战时“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出版在中国革命史上空前繁荣”。

六、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概述

抗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国共内战，刚刚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反抗腐朽的国民党政权统治，经过了三年的艰苦斗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期间，除了军事上的斗争以外，思想战线也在开展积极的活动。边区政府在解放区印制了大量马列著作，成为传播我党思想的主要阵地。1949年2月，基于当时思想领域的管理需要，我党成立了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它既是党领导出版事业的一个管理机构，又是出版课本、书籍和杂志的生产部门。1949年2月，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但毛泽东预感到，即使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广大党员干部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力度仍然不能放松，反而应该要加强学习。因此，中央决定编制一套党员干部必读的马列丛书，以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素养，为建国后的国家治理奠定了思想根基。该套“干部必读”总共12种。不久，全党掀起了研读这12种书目的热潮，一年之内销售量高达三百万册。全国即将解放，党的主要任务从武装斗争向国内治理转变，经济成为不可忽视的话题，因此中央决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翻译力度，为建国后的全国经济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尤其是对于剩余价值学说要更加深入地理解。1949年5月，《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在上海出版，标志着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接下来就是从有到精、提高质量的翻译攻坚阶段。在此时期，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本数量陡增。

七、结语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横空出世，对人类社会历史具有重大冲击，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表現在方方面面——深刻的思想、科学的方法以及深远的影响。可是，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必须钻研他的作品，回到文本本身。想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而想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本身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史研究的昌盛，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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