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子楸

摘 要 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被认为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探究影响民营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对借鉴发达地区发展经验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在归纳国内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以安徽省为例，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民营经济增长的首要影响因素进行探析，并对未来民营经济的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 民营经济 影响因素 多元回归

一、引言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没有变”。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不断发展，民营经济的贡献可以用“456789”来概括，即用不到40%的社会资源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开展了6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组建了7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解决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吸纳了90%以上的新增就业。[1，2]厉以宁教授[3]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无民不稳，无民不富，无民不活”的观点，强调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认为发展民营经济是解决我国就业压力、激发创新创业潜力以及增强市场机制活力的重要途径。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

因此探究影响民营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对借鉴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进行合理的规划和政策制定，促进民营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在归纳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安徽省为例，对相关经济指标进行收集和筛选，选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安徽省民营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简单的实证分析，希望为民营经济增长主要影响因素的探究及有关部门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思路。

二、国内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学者对民营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理论和实证分析两个层面。

在理论分析层面，部分学者侧重于单从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企业内部因素或外部环境因素的角度出发，倪良新[4]（2015）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会受到多种外部影响因素的制约，从而借助并拓展了波特的“钻石模型”，分别选取总体环境、政府政策、要素供应、市场条件以及社会化服务等5个方面作为变量，以期较为全面地研究分析制约安徽民营经济的外部影响因素。另一部分学者从兼顾民营企业内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角度出发。孟丽[5]（2015）总结了国内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出政策执行不力、融资困境、用工难题、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等内外部因素是制约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实证分析层面，罗卫东[6]（2005）认为国内民营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严重滞后于民营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因此他从要素投入的角度出发，用科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法为基础对浙江省民营经济增长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制度改进与技术进步是推动浙江民营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彭希林[7]（2018）以湖南“新”民营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筛选，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湖南“新”民营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民营企业人力资源和企业集聚程度和规模等内部因素是影响湖南“新”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马骥[8]（2015）以湖南省邵阳市为例，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实证分析了文化观念、人力资源、政府服务、交通区位与市场环境5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与当地民营经济的关联程度。

基于国内学者对民营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笔者发现民营经济增长的内外部影响因素众多，大多数进行实证分析的学者根据自身研究对象的不同对影响因素进行选取的角度和方法也大多不一致，从而在影响因素的选取方面没有形成一套公认的方法。

三、相关概念的解释与数据来源、指标选取和模型分析

（一）相关概念的解释与数据来源

目前，国内关于民营经济的定义尚无公认的定论，各省份采取的统计口径也并不一致。[9]中华工商联合会提出广义的民营经济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内资民营经济（含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等）、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10]安徽省在《安徽省民营经济统计制度（试行）》中将民营经济规定为公有制经济和“三资”企业以外的所有制经济。由于笔者以安徽省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采用了后者对民营经济的定义。

为了对安徽省民营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笔者收集的数据来源于2010—2018年安徽省统计局公开发布的安徽省统计年鉴和2013—2018年《安徽省民营经济发展报告》中的相关经济指标（安徽省于2013年首次发布民营经济增加值指标，时间跨度较短，可能导致模型样本数量不足，但2013—2018年安徽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安徽省生产总值比例较为稳定，并有缓慢提高的趋势，因此根据2010—2012年安徽省生產总值及2013—2018年安徽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安徽省生产总值比例的变化趋势，对2010—2012年安徽省民营经济增加值进行了合理的推断）。

（二）指标选取

民营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众多，安徽省政府自2015年开始对各地市区进行全省民营经济考核评价，在2016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公布的《全省民营经济考核评价办法》中选取了8个一级评价指标、24个二级评价指标作为考核安徽省各市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准（见表1）。

由于本文所选2010—2018年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短，结合相关文献[6]以及安徽省民营经济考核评价办法中所选取的评价指标作为参考，经过对数据进行规范处理和筛选，最终选取安徽省民营经济增加值Y作为解释变量，以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1、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万人）X2、研发（R&D）经费支出（亿元）X3、安徽省存贷比（百分比）X4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分别代表安徽省民营经济的资本要素投入、人力要素投入、科技进步以及外部融资环境情况。

（三）模型建立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探究民营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利用SPSS软件，绘制自变量Xi与解释变量Y之间的散点图和线性趋势图。[11]通过趋势图（见图1）可以直观看出，所选自变量X1-X4均与解释变量Y可能存在线性相关。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研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Y = β0 + βi Xi + ε（i=1，2，3，4） （1）

其中，Xi（i=1，2，3，4）为所选取的影响因素，β0为模型的截距项，βi（i=1，2，3，4）为模型对应的回归系数，ε～N（0，σ2）为随机误差项。

（四）模型检验

1.模型的参数估计

本文主要使用SPSS软件和R语言作为统计分析工具，首先将所选指标数据经过整理后导入SPSS软件进行回归运算，得到了初步的回归模型。自变量Xi与解释变量Y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984、0.975、0.995、0961（见表2），表明所选自变量X1-X4与解释变量Y之间均有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其中X3和X1的相关关系强度最大。经整理得到Y对4个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13171.55 + 0.084X1 +1.698X2 + 17.912X3 -14840.365X4

（2）

2.模型的检验

得到的回归模型首先要进行衡量回归拟合程度的拟合优度检验，通过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R2 = 0.991，调整后的决定系数为= 0.982，说明该回归模型对样本的拟合程度较高。对回归方程的显著性进行F检验，经查表后发现F = 111.494大于在显著性水平α = 0.05下的临界值Fα（4，4） = 6.39，P值趋近于零，说明回归模型整体具有显著性。

对回归模型的残差进行独立性和异方差检验时，发现回归模型的Durbin-Watson值为2.453，接近2，表明残差间的相关性较小，残差具备一定的独立性。残差的异方差检验可以根据标准化残差的散点图来简单判断回归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运用SPSS软件绘制出正态概率图（P-P图）和标准化残差的散点图，发现（P-P图）中的散点基本分布在第一象限的对角线上，标准化残差的散点则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稳定，可以基本认为该回归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然而在对回归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时，笔者发现，自变量X1-X4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分别为42.169、20.241、44.116和19.599，所有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0，但是大于10，VIF值越大，说明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越严重，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避免得到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丢失稳定性。[12]为减少该模型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运用R语言作为统计分析软件，运用全子集回归对自变量进行筛选，计算消除多重共线性的最优自变量组合，同时找出影响安徽民营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在Cp图中，筛选出自变量研发（R&D）经费支出X3和地区存贷比X4组合的拟合效果最佳，经过对筛选出的自变量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各项参数均通过检验。在adjust R2图中，如图2所示，发现自变量X1-X4的adjust R2值均接近于1，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而研发（R&D）经费支出X3的adjust值最大，说明研发经费的投入是民营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

四、结论和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展望

基于上文实证分析可知，研发（R&D）经费支出即科技进步要素是安徽省民营经济增长的首要影响因素，这与罗卫东（2005）对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增长要素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制度改进与技术进步是推动浙江民营经济增长首要因素的结论一致，与当前我国推动“军民”合作、技术创新驱动民营企业产业升级的政策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科技进步是推动我国民营经济乃至整体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但笔者认为科技创新的关键不仅在于研发经费的投入和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相关制度的保障是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制度保障不仅体现在制度的制定上，更要做好政策宣传工作，把良好的政策落实到位。其次，思想观念的转变是科技创新的先导，要着力营造创业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使科技创新致富的理念深入人心。最后，人才的引进培养是科技进步的根本来源，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工作，使高新技术人才得到充分施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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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海兵，杨蕙馨.中国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40年：回顾与展望[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4）.

[3] 厉以宁.认识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J].中国物流与采购，2010（4）.

[4] 倪良新，洪爱华，许岭.安徽民营经济发展外部影响因素分析[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3）.

[5] 孟丽，洪爱华，倪良新.安徽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对策分析[J].蚌埠学院学报，2015（2）.

[6] 罗卫东，郑恒.浙江民营经济增长要素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05（3）.

[7] 彭希林，郭建华，肖功为.湖南“新”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实证研究[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8] 马骥.贫困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以湖南省邵阳市为例[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5（3）.

[9] 杨玉民.民营经济统计的几个问题[J].统计方略，2005（10）.

[10] 郭玉晶，宋林.民营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特征及其时空演变轨迹——基于供给侧要素配置视角[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6（04）.

[11] 杨武.安徽省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J].南方论坛，2018（05）.

[12] 白雨.基于多元回归分析的我國GDP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