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莉

梁启超用他那穿透历史的眼光看民国，曾言“民智不开，何以宪政？”而中学时代的我们“识见不开，何以属文？”若想写好一篇文章，只从文采、构思、选材上入手，这就好比识人只评其外表，而不注重其品质。我们都知道这样不可，但为什么写文章却用同样的方法呢？我想，文章若想写得好，必有它震撼人心灵的地方，这种力量就是文章的灵魂与核心。而就是这种灵魂的东西是最不易写好的，也最不能模仿与捏造的。它需要大的见识，多的阅读，深地思考，勤地练笔，非几日、几天、几月所能成就的。也正因为如此艰难，中学生才想从表面皮毛来一蹴而就地写好文章吧！

梁启超，是我极为敬佩之人。仅从教科书的介绍来了解他，实在是太浅显了，不能懂得其为人之独立精神。

能喊出这样的天籁之音，身上不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具有远见卓识之精神，怎会说得出？而历史也证明了梁启超之识见。苏联老百姓在过着习惯列宁、斯大林专制统治的生活时，突然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们要进行激烈的制度变革，把民主的权利还给老百姓，人民变得慌乱不安，手足无措，不知路在哪里。就好像到了鲁迅所说的从“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到“为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苏联乱了套了，然后有诸多随之而来的力量让它土崩瓦解了。我想梁启超早已预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几千年都在喊百姓为贱民，她是不会有民主思想的发芽，要想开民智，又岂是一朝一夕之事。清朝这棵两百年的大树，若要拔掉它，用力过猛是无法拔出的，反而伤其根部;若左右摇撼，泥土自然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拔起，赞赏君主立宪制的人就是这种会拔树的人。

我敬佩他没有涌向潮流，而走独立精神之路;我敬佩凡有独立思想之精神的人。

“五四运动”这个积极的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我们耳边永远回响的是它的壮丽诗篇。这时，你听一听梁实秋是怎么评价它的。他与学生一起在前门外珠市口演讲时，人们的情绪极为高涨，由于几辆汽车无法通过，不停地按喇叭，众人便一拥而上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梁实秋，他反思到“我当时感觉到大家的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这种心理十分可怕，以致后来清华几位校长都被驱逐。梁实秋评价“五四”运动道：“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钱钟书在《围城》中说过“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

对杨沫这位女作家来说，她正好应证了这句话。她的《青春之歌》刻画出了一个革命时代追求自我的知识女性——林道静。这个人物应该说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但是，我们一旦了解了另一个杨沫，你就会发现她的一生与林道静一样让人觉得可怜、可悲、可叹！

杨沫在参加革命后，写过这样的日记：“1945年11月25日，过去我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才转变了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知识女性，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无可非议，但杨沫为了追随革命，却让我觉得冷血冷酷！她在生下张中行的第一个孩子12天后，就离开了那个小生命，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一岁半时，生病夭折;她的第二个孩子徐然喂了8个月，也送回了老家;她在生下第三个孩子青柯一个月后，就追赶贺龙部队，又把孩子留在了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岁孩子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还想送给奶妈，后因劝说没有送掉;到要生老鬼时，她决定打胎，却未成。老鬼6岁时，有次患了肠粘连，疼得满地打滚，杨沫也不当回事，过了几天看他奄奄一息了，才让十几岁的大儿子带他去医院。医生动完手术后说：“再晚就没救了！”

她的兒子老鬼最感痛心的是母亲身上母性亲情的泯失。老鬼认为，这是由她自小生活在缺乏母爱和亲情的冷酷环境中造成的，也跟长期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社会氛围有关。老鬼写到：“那种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极端的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

杨沫有那么多光环，可我还是觉得她很可怕。是一种什么样的邪恶信念让她失去了母爱之心、仁爱之心，更让她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大脑？她为何如此疯狂痴迷而没有停下来反思一下自己的前半生？也许她晚年三百六十度的改变，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悔悟和复苏，可这种回归不也太晚了吗？

为了避免盲从与无知，学生时代的我们，要想学会独立之精神就必须从读书与思索上开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少年时代的我们，不可能花大量的金钱与时间去游历，因此要想开阔自己的见识，掌握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只能从读书开始。写文章没有智慧之光，哪来的卓见？写文章没有独立之思索，哪来的灵魂？像帕斯卡尔所说的做一个会思想的芦苇，而不要做一棵空心的绿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