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成

一

东光县邢氏家族世居连镇大、小邢村，为当地望族，人文荟萃，累世书香，向以文化宏达著称乡里。依托“耕讀肇基，善良贻后”的家风，积极引导与加强个体成员的文化修养，努力提升整个家族的社会声望。因此，明清两代涌现出众多杰出子弟。

元末明初，战乱频发，天灾人祸使沧州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明朝建立后，为加强统治，安定社会，相继实行卫所制和移民屯垦等政策，大量外来人口纷至沓来，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战后社会秩序的重建与生产的恢复。邢友才也自山东移居于东光县境开基立业，繁衍子孙。《邢氏家乘·时序》云：“粤稽明靖难兵后，文皇帝（朱棣）定鼎北平，维时三辅荒寥，人民稀少，迁齐、晋大姓实兹内地。我祖（按，友才公）源于齐东长山县城之东南隅疃，钦承王命革故鼎新，偕祖妣赵孺人、弱龄二世祖，夫妇、父子爰方启行，遂卜居于东光邑南八里庄（今大邢村）。”

邢氏肇基初始，正值兵戈宁息未久，生计维艰，米珠薪桂，家食殊难，只得栖寄张氏大姓庑下，“二世祖赘于张，获瘠土五顷焉”。尽管暂时食有傍依，但处境依旧惨淡。后人以农起家，“三世而家业昌，五世而明经著，六世而后掇巍科者，再而游黉序者后先辉映，指不胜屈矣”。历经“勤俭开家，耕读启后”的辛苦创业阶段，邢氏族人潜心培养家族子弟，以科举中式光耀门楣的文化通达之力来满足家族的政治诉求，进而顺利地转换了门庭，成为东光望族。

宣统三年（1911年）《邢氏家乘》“纪恩”条目所列明清两朝“膺名器者”，上自四世邢钺下迄十八世邢沛溱，共计217名。其中进士1人，举人5人，诸生包含乡试副榜、监生、贡生、廪生、增生、庠生等159人。这些自幼饱读经书，于“帖括之业”脱颖而出后又在社会各个领域颇有建树的贤达名士，顺理成章地成为邢氏家族辉煌历史的有力象征，他们的嘉言懿行也被后世子孙自觉地记录于《邢氏家乘》“祖行”条目中，以冀传于久远，同时作为后来者效仿之典范。因此不难理解，时至今日仍常被后人作为家族杰出代表挂于嘴边津津乐道者如五世尚忠、八世士标、十一世绍周、十四世源澜等的风徽不坠并能恩泽后世，和一贯而行的重读书、明道义的家风密不可分。

总的来看，在邢氏家族逐渐解巾入仕转为士绅阶层的过程中，宗族后裔“积德累仁、诗书长继”，有出仕为官吏治理一方者，有坚守乡土育人笃学潜修者，有营田置产富庶后热心公益者，无论何种身份，作为家族精英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浓厚的家族荣光情结，他们高举“弘扬祖泽、光耀门庭”的旗帜，前赴后继，奋发有为。因此，尽管历史上邢氏家族没有出现过名重一时的显贵或圣贤名士，但能够以一个名流继起、文化世家傲立乡邦正是宗族子弟数百年薪火相传，力量不断积聚的结果。

二

《邢氏家乘》创修于顺治九年（1652年），到民国20年（1931年）共修八次。每次续修都递补有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邢氏家族宗族文化建设的持续发展。

《邢氏家乘》的初修是由六世梦柱，八世乘时、逢时、士标，九世世铨，鼎力完成。当时正值清军入关不久，邢氏族人“虽年来频遭兵燹、饥疫，凋敝之余犹且藩庶”。族众兴旺的同时族中耆老却常“痛族系之纷淆，慨亲疏之莫辨”，因此如何“定亲疏、序昭穆”，进而“敦宗睦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时又恰逢邢士标高中进士、邢世铨“观礼桥门”受教太学，邢氏族人感恩祖宗护佑培植之力之际，进行了诸多家族建设，尤以修谱为重。

修谱之时，邢氏族人已经繁衍至第十一代，前人信息由于旧时没有统计存储，故支脉渐有不明之忧。《邢氏家乘·梦柱序》云：“吾族已近十代无谱，世次几混淆矣。”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许多后裔散居各地，由于交通困难，日常疏于往来，造成信息采集不便。尽管举步维艰，但邢氏族人力求条分缕析，以便“上不愧对祖先，下不困惑子孙”，最终完成了《邢氏家乘》的纂修。

制谱过程中，九世邢世铨功不可没。邢世铨，字顺之，庠生。他当时年富力强，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且博学多闻，钟情于家族掌故。访得族老六世邢梦柱闲居时所做的有关家族过往生活的杂记，里面简明扼要地记载着整个邢氏祖先“昭穆之伦”的框架，自此邢世铨对全族的“源流始得其详”。其后，他和叔曾祖祯庵又联合八世乘时、逢时、士标共同“董其事”，同时他们的壮举还得到了整个宗族的鼎力支持，他伙同众人“冒风冲雨，不畏艰险”积极走访，全面搜集厘定，经过不懈努力，在邢世铨和其他修谱人员的反复修改和校雠下，《邢氏家乘》终于付梓。

顺治九年初创的《邢氏家乘》早因年代久远而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中，康熙、乾隆、嘉庆年间所修的家谱也难觅踪影。目前可知尚存于世的家谱为道光、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所修，数目也寥寥无几。四种版本中距今年代最近的是民国20年的八修，为一函四册，以“敦”“本”“睦”“族”作为卷册标识，开本27厘米×17厘米，石印本，白纸线装，体例范式依旧遵循以往家谱旧规，“家乘续修，庶次谨遵旧式，未尝改作。今复续修亦然，不曾妄有创作也”。目录包括历修谱文、凡例、姓氏集考、宗祠图、祖行、阃仪、历代纪恩、历修纪名、文艺、五行排行字义、茔图、碑记、宗派图、世系图、合谱集考、条约规则、原跋等，内容翔实精细，极富人文价值，又印刷精美，装订考究，实乃当地所修诸多家谱之翘楚。

三

家谱的修订会伴随一个家族的发展而日益完善，格式规范却也愈加程式化、模板化，略显拘狭起来。同时，出于敦宗睦族和彰显家族流风的需要，编修时多采取隐恶扬善的理念，此外，攀枝和附会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弄虚作假的不良运作使得其传递信息的真实性有所降低，但这并不妨碍研究者把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刻的辨析性解读和建构，因为“谱牒编纂在传达国家制度信息，调节地域社会的秩序以及传承地方文化，承载个人历史方面都会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于秀萍：《移民宗教与社会变迁——以明清以来的沧州区域为中心》，团结出版社，2013年）。因此，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和剖析《邢氏家乘》，意义自然非同一般，不仅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宗法制条件下地域性家族文化建设的认知，也对现实条件下和谐家庭的营造和共生社会的塑造有着强有力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伴随社会发展，家谱的历史出发点由记忆功能的一枝独大逐渐转化为记忆和教化功能的双管齐下，“族谱之设，固以考宗友，亦以示劝惩也”。因此，《邢氏家乘》的修订绝不仅是简单的血脉世系延续的记述，而是孝贤文化和宗法礼制得到推崇与践行的成文表达，体现了邢氏家族的文化底蕴以及家教风尚，更寄托了邢氏族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乡土情结，是当时家族和社会交融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系列关联和反映，透过家谱中的族规、宗祠建设、祭田经营等内容便可略窥一二。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邢氏家族纲纪被称为“公族条约规则”，分别从婚姻伦理、家族营生、家祠管理、茔墓维护、祭祀祖先、祭田经营以及经理人员的任命条件、推选程序、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例如在婚配方面，就有“同姓不婚……冒（贸）然结婚，灭伦甚矣。我族如有犯者群起而攻之，永不容其谱录”的硬性规定。此条表面上看似乎为了维护伦理纲常秩序而严厉有加，实际上从现代生物遗传学的角度看也有其合理性。这样避免了因近亲结婚而引发子孙智障、身体残疾等先天性疾病的出现。

受封建思想影响，许多家谱都强调皂隶释道者不准入谱。但《邢氏家乘》却无职业门户之见，只要“遵纪守法，不妄作非为”即可。《邢氏家乘》中便有后裔僧人金相的世系记录：“金相，法名妙悟，在京出家，住顺治门外将军教场广慧寺，又住南城外地藏庵。”综合来看，邢氏家规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创新性、开放性，它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規，而是因势利导，刚柔相济，无疑在促进个人与家族的良性互动，凝聚宗族力量和强化家族认同等方面能够起到很好的规范作用。

除了族规的制定和完善，邢氏族人在祠堂建设上亦有所建树。祠堂是一个家族供奉、祭祀先祖，议事、教化和举办活动的重要场所。邢氏家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宗祠的建设和管理。邢氏宗祠创建于明代，后历经数次修葺。八修《邢氏家乘》中收录的祠堂图是族人邢榕荫参照晚清建造后的祠堂状貌而摹录的写样，形象逼真，十分难得。邢氏祠堂为砖石构造的四合院类型的硬山顶建筑，用材考究，装饰精美，颇具庄严性。它由前门、南厅及照壁、正堂以及两边厢房组成，呈中轴对称性。其中，前门门额上题有“邢氏家祠”四个大字，左右门扉上有门对“河间世泽，山左家风”。两边照壁上则书有

“忠”“孝”“节”“义”的字样;正堂门柱上配有楹联：“春秋匪懈，继序不忘;长绵世泽，丕振家声。”厅内供奉祖先画像和牌位，悬挂象征祖宗德光荣耀的匾额，还有专门放置家谱的神龛等。邢氏家族在注重宗祠本身布局之外又对其常规管理进行了严格规定：“家祠为严肃之地，先祖之灵爽式凭，务要整齐洁净，如有损坏随即修理。大殿内不准停放寿材及他项物件，院内亦不准堆积秽物、寄放柴草。违者合族共责之，立逼移出，以重先人之祀典。”《邢氏家乘》中这些有关宗祠内容的描述不仅刻画了族权行使的空间形态，指明了整个宗族尊祖敬宗、慎终追远的日常承载方式，再现了昔日家族的习俗风貌，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当时社会的民情、文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了解，进而为当下挖掘传统文化内涵，重建文化自信提供重要的历史参考。

家谱、祠堂和祭田是明清以来宗族制度在物化领域完善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其中，祭田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家族族权能否顺利实施的一项经济指标。万历三十八年，邢氏始“置祭田十三亩余”，至清嘉庆七年时，“地亩渐增共计七十八亩五分余”。祭田为邢氏家族“春秋祭祀之所出，祠中公务之所资”的根基所在，为此邢氏族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祭田管理制度，例如为防止土地数目不明或被侵占，除由官方备案发放地亩红契确权，还“登记账簿，并录谱后以志之”，其后“但恐日远年湮，契账损坏无以为凭”，又以勒石刻碑的形式记述“以垂不朽”。另外，除了明晰产权外，在有关祭田的招租办法（含招租人、招租期限、租金交割等内容）、红契文约保管、族产支配诸多领域也都有着具体规定。借助这些条例，邢氏家族的祭田在有关祭祖、解危济困和奖掖先进等活动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并使得家族信仰的仪式体系更加具有号召力和生命传承力，从而为家族公信力的深化和族权权威的巩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