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相新

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偏重于阐释和整理，这一学风的养成也许源自孔子的“述而不作”，孔子在《论语》中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里的“作”指立论创说，是指前人所没有的，作者最早发现、发明而书写下来的;而“述”则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进行解释，是阐述前人学说的。这一文明奠基时期的学术趨向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方向。孔子之后的两千年里，中国古代产生的述论类书籍远远超过创作类书籍，经部书籍尤为如此。一代又一代的人皓首穷经，不断地搜集、整理前人的经典著作，重新编辑、编纂、校勘、校注、解释、辑佚、钩沉、刊刻、印行，这一考据式的学术传统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王钢先生的《中原文献整理史稿》正是从区域史的角度对这一文化传统的进一步揭示。

以整理来阐发自己的学术主张，其发端者可追溯到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国语·鲁语》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孔颖达《毛诗正义》解释曰：“言校者，宋之礼乐虽则亡散，犹有此诗之本，考父恐其舛谬，故就太师校之也。”正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的大夫，而宋国的立国者是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商丘，特准其用天子礼乐奉商朝宗祀，因此才有正考父校正礼乐商之颂歌。正考父校正之名颂十二篇，到了孔子删诗之后，今传本《诗经》中的《商颂》仅剩五篇，即《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由此，也可以佐证，孔子的确是删过《诗》的。《史记·孔子世家》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也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孔子并没有写过《诗经》中的任何一首诗，但他是周诗的整理者之一，却是毫无疑问的。

众所周知，“六经”是中国文明的圣典，其地位相当于《圣经》之于西方。“六经”自身的文字都是原创的，但其成书却经历了漫长的整理过程。而孔子正是抱着“述而不作”的态度对“六经”进行了校勘式的编纂整理，可以说，孔子是“六经”成书的关键人物。对此，《史记·孔子世家》多有记述，如：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

由以上记载可知，孔子的思想隐藏在他整理的典籍文字中，他是借古人以抒己怀，借讽古而喻今，借前事而启来世。

如果站在出版史的角度去研究孔子的编辑经典行为，我们可以理解为孔子实际上是将口语材料和零乱零散的文字材料进行了内容分类式的重新排定，是将那些可能书写在玉版、石头、木牍、竹简、缣帛，或者铭刻于青铜器物上的众多单篇内容进行重新分类，以定本形式将其转写到竹简上，将此定本作为材料以传授学生。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记载可以得知，孔子时代的书籍材料主流已是竹简。因此，我们可以说竹简本“六经”是中国经典的最早书籍形式。

从书籍史的角度来观察经典书籍的物质呈现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次文字载体材料的变化都造成了书籍形式的变化，而每一次书籍呈现方式的变化都需要将存储于原载体材料上的内容进行一次再转移。毫无疑问，每一次的内容转换都需要重新审视以前的内容价值与意义，需要对内容重新整理、重新书写或重新复制到新的载体材料上，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错误，以致不得不多次进行新的考据和考证。换句话说，知识内容迁徙的过程是一个文本的筛选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修订文本的过程，更是一个文本经典化的过程。

以书写符号系统为特征的文字书面语传播是一场巨大的传播革命。从相信口头语言到信任文字证明促成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传承，同时也更有利于传播到更远的地理空间。《诗》从歌唱传播转变为文字传播，尽管丢失了很多情感的信息，但书面化让《诗》传播得更远并且传承到了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孔子时代没有将《诗》记录在竹简或缣帛上，我们今天还能不能见到《诗》的文本？《诗经》的文本经过秦朝的焚书，传至汉初今文一派已分三个版本系统：一为鲁人申培公所传《鲁诗》，二为齐人辕固生所传《齐诗》，三为燕人韩婴所传《韩诗》。此三家皆为今文经学，文景之时就已立学官，设博士，是为官学系统。《汉书·艺文志》著录诗类书籍，四百一十六卷中三百五十七卷为今文《诗经》。此后，与之相对应的是古文《诗经》，仅著录《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毛诗》传自毛公，“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但未被列入汉朝廷所审定的汉学系统，一直作为私学流传于民间。其余四经，《易》《书》《礼》《春秋》与《诗》也大抵类似，皆分为官学和私学，更分为古文与今文。所谓今古文之分，所指乃“今文用以书写的是隶书，古文用以书写的是一种与籀文、小篆都不同的古文字”，王国维认为古文经乃是在籀文之前的一种字体。以不同字体而传抄下来的经典文本，在汉代形成严格的师法、家法，二者势同水火不相容以至20世纪，有2000多年的纷争。由此可见，文本迁徙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文字传抄，实际上已上升为学术传承的意识形态问题。

东汉时期，蔡伦于洛阳改良造纸术之后，中国进入简帛与纸并用的书写时代。中国的书籍文本至西晋时期而逐步完成了向纸的迁移，这一文字载体材料的革命不仅导致洛阳纸贵式的书籍传播变革，而且也引发了学术传承的动荡。仍以《诗经》为例，西汉时期盛行的今文《诗》学，至东汉末年随着郑玄古文《诗》笺的兴起而逐渐式微，《毛诗》《郑笺》随着纸材料的流行而开始独行于世，以训诂为特色的古文《诗》学开始占据《诗》学主流，至唐代《五经正义》之《毛诗正义》，古文《诗》学达到学术的至尊地位。自东汉末年到唐代，也正是中国纸写本书籍从产生而至鼎盛的时期。《隋书·经籍志》记录了这一学术演变过程。其《诗》类文献著录四百四十二卷，除《韩诗》三部四十二卷、《齐诗》二十卷外，其余三百八十卷全部是古文《毛诗》，其《诗》小序云：“《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从敦煌遗书所出之《诗经》卷子，或抄于六朝，或书写于唐，但无一不是《毛诗》《郑笺》。由此实物而可确证《诗经》进入纸之时代，《诗》之文本的迁移淘汰了今文三家《诗》，《诗》之学术潮流为之一变而转向古文《诗》学。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中国的学术面貌。自初唐以来，雕版印刷首先应用于佛教典籍，其后又应用于民间历书、字书之类的书籍，晚唐又开始有文人借此技术刊印诗文集。至五代时期，朝廷刊刻“九经”，中国进入纸写本与雕版印刷并行的历史时期。自北宋开国，中国的经典文本开始向雕版印刷刊本书籍转移，到北宋中后期，刊本已经可以与纸写本书籍平分天下，逐步成为书籍形式的主流。苏轼曾经说过：“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以此可知，北宋中期诸子百家之书籍文本已经完成了向刊本的转换。刊本以身化万千的优势，提高了文本传播的速度，扩大了文本传播的地理空间，同时也大大延长了书籍的生命力，为研究和诵读经典文本的个人化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因为文本传播的变化，学术传承和学术研究为之一大变。

仍以《诗经》学术传承与学术研究为例，自五代时期《诗经》进入刊本时代。《诗经》的第一个刻本是五代国子监在开封雕版的“九经”版，此刊本的底本是依据唐国子监《开成石经》和《九经字样》，所刻为郑玄笺《毛诗》。《诗经》的第二个刊本，其版本是北宋景德至天禧年间国子监据五代监本重刻之“九经”本。此本被广泛颁赐宗室诸王、朝廷辅臣、各地学校，并允许民间士民纳钱刷印，成为北宋时期国家标准教科书，是当时科举考试重要的参考书。单经注本以外还有南宋国子监重刻之“九经”本，南宋抚州公使库刻“九经”本和南宋兴国军刻“六经”本等。北宋中期之后，雕版印刷之刊本刻本逐渐成为书籍流传之主流。尤其是经典著作，不断地以各种形式阐释与解说，在白文本之外又涌现出多种更适应市场和阅读习惯的版本，在官刻之外，坊刻与家刻多家并行，呈现出迥异于手写本传播的繁荣景象。两宋期间，《诗经》刊本举其要者还有：建本白文本“八经”之一《毛诗》一卷，单疏本绍兴府刻本《毛诗正义》四十卷，经注附释文本廖莹中世彩堂刻“九经”之《毛诗》二十卷，经注附释文巾箱本《毛诗》二十卷，“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十二行《纂图互注毛诗》二十卷图一卷、十行《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二十卷图一卷等。众多刻本《诗经》及阐释之作的流行，对宋代《诗》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概论而言，至少有几点是别开生面的。一是每一刻本必据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互校互勘，这一过程导致了宋代疑经改经活动，疑经辨伪蔚然成为北宋一代学风。如欧阳修怀疑《诗序》的作者，他在《诗本义》中公然提出《诗序》的作者不是子夏，受此影响，《诗》学革新形成潮流。二是从疑经走向订误、改经，成为社会思潮。据叶国良《宋代疑经改经考》统计：“两宋曾疑经改经者一百三十人，若分别南北宋，北宋得四十四人，南宋得八十六人，是南宋疑经改经继北宋而烈于北宋。”此活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场质疑经典的大规模的学术运动。自然，此改经风习也造成了更多的舛误。三是宋代《诗》学革新还体现在释经方法的变革上，从六朝隋唐以来的注重训诂而转为重视阐述义理，此既与重视义理阐发的理学家鼓吹相呼应，同时也可以看出《诗》学受到了理学的浸染。四是宋代说《诗》各家，“务求新义”，破立相并，邊破边立，这种各求新声的学术气氛，造成了大量新角度的研究《诗》学的著作涌现，如欧阳修《毛诗本义》、王安石《诗经新义》、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朱熹《诗集传》《诗序辨说》等，尤其朱熹之《诗集传》是其集大成者，在宋元间执《诗》学牛耳。以上宋代诗学的创新，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雕版印刷术的发达和出版业的繁荣，毫无疑问，学术与出版已经成为一种互相推动的互动关系。

两宋时期，中国的经典文本已经完成了从写本到刻本的迁移，它开创并奠定了雕版书籍时期的出版格局，确立并完善了雕版印刷的官刻、坊刻、家刻、书院刻书、寺观刻书五大系统，明晰并确认了雕版印刷与科举、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雕版印刷术让朝廷看到了利用国家定本和国家政府刊本以一统思想的希望，成为了政府控制社会的工具。它可以通过广泛和快捷的传播而有效控制帝国的各个角落，尤其是边疆地区。自孔子编纂、整理“六经”，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再到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北宋《汴学石经》等儒家经典文本刻石，其目标无一不是企图借标准文本以统一思想、消弭歧义。但因刻石只能立于京师，传播效果颇为有限。而雕版印刷术正可弥补不便传播的缺陷，通过朝廷认定和监造的统一刻本传播到全国以达到控制思想和统一思想的目的。因此，自五代、北宋以来的各王朝，无一不高度重视雕版印刷的应用，官修大量书籍并将之刊刻以颁赐天下，这一统治术经元、明至清代而达到顶峰。与西方的印刷术造成了拉丁语帝国的分裂正相反，雕版印刷术巩固了宋、元、明、清帝国的稳定与统治地位。

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尤其是石印技术和轮转胶印技术在晚清的广泛应用，瓦解了雕版印刷的统治。随印刷机而来的是西方的各种思想、自然科学技术和新的学术体系，经学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废止而迅速衰落。在新的印刷技术面前，中国传统的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文本再次面临新的迁移。中国的文本自清末开始，逐步由线装刻本转向洋装印本，这一过程淘汰了大量的过时内容，中国的经典文本经历了新的洗礼，这一波技术的冲击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但在20世纪末期，内容复制技术产生了功能更为强大的新发明，数字技术成为新的拐点。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贯穿整个20世纪的各种动力印刷机的力量。随着清朝的灭亡，中国的学术从经、史、子、集、佛、道转向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而传统的经典不得不在来自西方的分科之学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仍以《诗经》为例，当退下学术神坛之后，它被视为七科中的文科文学专业之诗歌作品集，而学术研究也随之而完成从经学研究到文学研究的转变，现代《诗》学由此而确立新的学术规范。作为文学经典的文本，在向现代印本的转移过程中，对《诗经》内容的整理，较多地采用了标点、点校、校勘、白话今译、注释、鉴赏、选编等形式进行研究和文本再现。《诗》学研究著作体例从汉至清的注疏、经解、集注、集释、汇编、评论等书籍体裁而转向今注、今译、概论、鉴赏集、专题研究等论著形式。研究《诗经》的方法也完全不同于古代，现代《诗》学多以《诗经》内容为史实，将其纳入历史学、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民俗学、史料学、植物学、辑佚学、天文学等范畴，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学科的不同研究方法重新审视《诗经》文本，对传统经典进行再阐释、再解读、再观察。

基于计算机的数字信息技术，在20世纪下半叶逐步成长为基础引领性技术。随着数据库和互联网的普及，文字内容复制技术引发了传播的革命性变革。文字、图像、声频、视频等均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而在互联网上传播，数字复制和传播已深入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经典文本复制和学术研究也不例外。目前，人类经典文本的数字化转移基本完成，那些有价值的值得保存的文本基本上都转移到了数据库、数字图书馆、互联网上，电子化文档已成为新的存储形式。这一次文本的转移，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彻底。它将彻底刷新文本的存在和呈现形式、文本的使用和检索方式、文本的复制和传播方式。互联网传播技术是一种全覆盖的技术，它可以覆盖以往任何的文本形式，可以以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视频书同步呈现的方式复制和传播文本。这一技术让经典文本再次获得新生，其内容的迁徙仍在方兴未艾中。

王钢兄的著作，重点研究和叙述了明清以来600年的中原文献文本的迁移和出版过程，其资料搜集之广泛、考据论证之充分、方法观点之新颖都令我屡屡心生敬佩。这本书是为了论证大型出版工程《中原文库》出版之必要性，从600年文献文本整理史的角度揭示了文化传承的路径和意义，我完全赞同。他嘱我在书前写几段话，我便从中国经典文本的历史迁徙和出版技术之关系，来佐证其书的主题，借此以致敬。希望在书的世界里看到《中原文库》的书影，这是一代出版人的理想。

（本文系作者为《中原文献整理史稿》一书所写的序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作者单位：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