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庚辰

一

巩义市小关镇，因地处郑州到洛阳的交通要道，明清时期就是巩县名镇，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儒家、佛教、道教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文化遗存。20世纪60年代前，有大量碑铭存世。这些碑碣除了记录庙宇的修缮外，还有修路等善行义举、建校等文化教育、商业行规及乡规民约等道德规范。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乡村建设的开展，除了相对偏僻的村落，地处闹市的古庙宇大多消失，大量碑碣也随之被毁。但值得庆幸的是，小关镇现在还有三通“乡规民约”碑，见证着古人匡正习俗的努力。现按时间顺序介绍如下。

一是清嘉庆六年的“断赌博”碑。该碑现存小关镇郑沟村。郑沟村王沟有一座清代修建的观音堂，在观音堂拜殿前，立有一通“断赌博”碑，碑文从右到左内容如下：

断赌博

永禁赌博

东至东岭大路、南至南岭外[至]大堰、西至西岭、北至北岭大路。四至内赌博者罚钱五千，若不遵者，合村人等禀官不恕。

（立碑者共有21人，名字略）

皇清嘉庆六年十二月十七日（1802年1月20日）立

这一通碑仅有52个字，“赌博”一词就出现了三次。为了凸显主题，“永禁赌博”四个大字居中一行，显得非常醒目。

赌博历来是一种人们最反感、最痛恨的恶习，古人云“赌近盗，奸近杀”，是说赌博的后果往往是偷盗，奸情的后果往往会出人命。因为赌博而债台高筑，家庭破裂，甚至为还赌债铤而走险干抢劫偷盗的勾当，最终会落个身陷囹圄。从所定罚约可以看出，古人十分痛恨赌博行为，所以处罚相当严厉。这一点值得今人反思。清代白银是法定的流通货币，制钱是辅币，碑文中的“赌博者罚钱五千”就是五千枚即五贯、五串制钱。“钱五千”是什么概念，现代人可能不清楚，在这里作一换算：嘉庆初，河南省会开封市面粮价一石小麦值银1.09两，小关是初级市场，一石小麦值银当不足一两。当时的银钱比价一般是一两银子一千钱，五千钱等于五两银子，即五石多小麦，在当地相当于六七亩地的收成，可见惩罚力度是很重的，其目的就是要本村人永远断掉赌博行为。

二是“正俗碑”。小关镇东部有一个口头村，是一个比较大的村落。有一道由小关村流淌来的小河，在小河的北岸有一个小村庄叫胡家炉。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口头村胡家炉村村民在岸边的一个土冢上立了一通“正俗碑”。天长日久，由于洪水冲刷，土冢被侵蚀，危及石碑。为了维系乡规民约的延续性，人们在修建白衣庙时，将这通“正俗碑”移到白衣庙南山墙下，所以碑的阴面朝向室内。碑文内容分阴阳两面，阳面（即正面）的碑文，详细阐释了立碑的原因，记述了立碑的始末，表明了立碑的主旨;阴面逐条开列各项罚约。该碑阳面的内容是：

口头村胡家炉村正俗碑记

闻之：“习俗移人，贤者不免。”盖言俗之易移乎人，非言人之必移于俗也。迩来俗渐薄，喜赌博者有之，窃田禾者有之，刊（砍）伐材木、纵放牛羊，取人之树果、绵（棉）花、瓜瓠、果者又有之。甚至未赌诬以为赌，未盗诬以为盗，未游娼门诬为游荡，未损坟墓诬为损坏，鬼蜮其行，诡诈百出。此皆俗之敝（弊）者也，是岂一二人能与辩争哉？在乎合乡相保相恤，有以防微而杜渐。且口头村胡家炉二三耆旧心窃忧之，谓“吾乡人多厚重，俗尚古处，倘不预为规正，得毋渐染敝（弊）俗乎？”爰纠合乡众，严立禁约，有犯者罚之，不遵者禀官惩之，乡人皆欢欣而悦服焉。余思赌博、盗窃诸弊端之相沿也久矣，愚昧者习以为常也，高明者视以为无妨也。有欲禁之者，则以为多事而阻之挠之者纷纷也。二村耆旧窃以为忧，预规正之，二村乡众欣然听从而莫有异议。非质有诸内，俗有其遗，安能如是？信乎，古者忠厚之风未泯于斯也。樗蒲之具消，则弦诵之事起;匪僻之路塞，则礼仪之道生。异日者泯游戏之风，化贪玩之习，牛羊求牧于山泽，树木呈秀于郊原，人皆安业，物各有主，习俗虽足以移人而终不为习俗所移者，由此其基也。是为记。

邑增生赵连成撰文

共议罚约开列碑阴

大清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梅月吉日

（碑阴罚约文字如下）

犯赌罚戏三台;

窃取棉花每一斤罚钱四百文;

窃取五谷杂粮每一斤罚钱二百文;

窃取南瓜、豆角一切菜类每一斤罚钱一百文，夜犯加倍罚;

骡马食毁麦苗每一匹罚钱四百文;

牛驴食毁麦苗每一头罚钱二百文;

羊食毁麦苗每一头（只）罚钱三百文，夜犯加倍罚。

为了对碑文的理解，我们先对个别词语作一解释。“正俗”，即规正不良习俗，弘扬正气，抵制歪风。“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是说风俗习惯可以改变人的本性，即使贤者也难避免。语出清人夏燮《〈中西纪事〉后序》。“薄”同“儇薄”，意思是轻薄、巧佞轻佻。“樗蒲”，古代掷色子游戏，后指赌博。“弦诵”，朗诵咏读，即学校教育。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要根除赌博等不良习俗，发展农村的教育。梅月即四月。从这一通碑文可以看出，晚晴时期已是世风浇薄，常有盗窃、赌博、诬陷、嫖娼等事发生，这些不良习俗破坏了村民平静的生活，遭到村民的普遍反对。最为村民痛恨的是赌博，且这一陋习相沿已久，为了彻底断绝赌博陋习，处罚的力度也最重——“犯赌罚戏三台”，这应是顺应了民意。

三是小关镇南部荻坡应脑水泉左侧离地两米的山崖上，有一方民国前期的摩崖石刻，石刻为方形，没有标题，碑文自右向左竖排，內容为：

方今政府以勤农桑、培森林为急务，而无耻之徒竟以攘窃成风，若不急为禁止，其贻害无穷。故应脑董事者严立罚规于左：

麦穗每穗罚钱二百文;

豌豆角每斤罚钱二百;

柿蒂每斤罚钱二百;

南瓜、豆角每斤罚钱四百;

狗一个（只）罚钱一千;

玉谷（米）、谷穗每穗罚钱二百;

核桃每个罚钱二百;

橡壳每斤罚钱二百文;

树木荆条每斤罚钱二百。

以上数条夜犯加倍，如有不遵，鸣官究处。乱看（砍）乱夺，罚项入公一半，看守人一半。

民国十二年孟秋上浣立

民国前期的货币仍然是银、钱，这里的“钱四百”是四百制钱不是四百元。小关镇南部为嵩山北麓，这里不少山峰都是裸露的岩石，生态比较脆弱，因此碑文除了对各种盗窃行为的处罚外，特别强调政府以“培森林为急务”，不得乱砍滥伐破壞林木，为此列入了“树木荆条每斤罚钱二百”的条文，这是旨在封山育林，保护绿水青山，看来当地村民近百年前就有环保意识。

这三通旨在正俗的乡规民约碑，从时间跨度上看，最早的在1802年年初，最晚的在1923年秋，相距一百多年;从地域上看，有的处于人烟稠密的交通要道，有的在重峦叠嶂穷山僻壤的小村落。从碑文的内容看，尽管规约条款有别，但其主旨是一致的，那就是抑恶扬善，驱邪扶正，匡正民风，充满了维护良好社会风气的正能量。由此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始终是富有正义感的，民风一向是淳朴善良的，他们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在为维护正义、抵制邪恶而努力。他们驱邪扶正的行为完全是自觉的、自发的，并没有官府指令，这一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当下赌博恶习在农村有死灰复燃之势，古人正俗的努力对我们是否有所启迪？从上述碑文可知，古人是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若不遵者，合村人等禀官不恕”“不遵者禀官惩之”“如有不遵，鸣官究处”，惩罚的是那些不遵守大家共同订立的规约者。在抵制和纠正不良之风时，手段是严厉的，态度又是客观的、公正的，错的就要惩罚，绝不迁就姑息，但又提防诬蔑陷害现象发生。

二

乡规民约，是由村民制定的用于本地的规约。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是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吕大钧兄弟制定的《吕氏乡约》。这个乡约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要积德行善、教育子女，对赌博、偷盗行为及时规劝，邻里之间婚姻、丧葬、祭祀之事要参与，遇到水火、盗贼、疾病、孤弱者要相助。如果有人在这四个方面有欠缺，《吕氏乡约》制定有“罚式”：没有做到德业相劝，罚钱五百文，轻者减少为四百或者三百文;违反其他规定的，罚钱一百文，重者增至二、三百文。处罚数额规定得相当具体。南宋朱熹对其作了增损，就是朱子《增损吕氏乡约》。

明朝廷大力提倡和推广乡约，大儒方孝孺、吕坤等，都参与了乡约的制定和推行。明代乡约比较有名的是颁布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守仁（王阳明）的《南赣乡约》，是约凡十六条，规定了乡民须共同遵守的道德公约，其中涉及军事训练、政治教育、道德陶冶等内容。该乡约借助官方之力予以推行。清代皇帝更是躬亲其事，例如康熙帝《圣谕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雍正登基后，按照这十六条的本意“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即扩大到万余字，名曰《圣谕广训》。在皇权的助推下，许多地方制定了乡规民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规民约在城镇和农村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国家在立法层面对乡村自治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这就是说乡规民约要符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规定。乡规民约不同于法律，但对法律、法规在基层的实施起着辅助作用。许多农村与时俱进制定了文明公约和居民守则。这些乡规民约都是村民根据当地的民风民俗等共同制定的行为守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广泛的群众性，形式多样，切实具体。大多以教育引导为主，有奖有罚，已成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一种有效形式，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