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静

(陕西理工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冲刺的五年，而全面小康的最大“短板”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秦巴山片区西起青藏高原东缘，东至华北平原西南部，跨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六省市，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主战场中涉及省份最多的片区。由于受大山阻隔，该区域相对封闭，农村特别是深山、高山区发展困难，陇南、巴中等地存在大范围深度贫困。境内有贫困人口302.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9.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平均水平高3.8个百分点[1]。贫困农户生计脆弱，致贫因素复杂。而在八大致贫因素中，缺少信息服务即为其中之一。主要表现在：外界的信息服务采取“自上而下”模式，缺少针对性和适用性；农户较低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水平阻碍了其对网络、智能手机的自如运用[2]；对信息获取和发布渠道不熟悉，又使个体的信息诉求找不到表达和反映的途径。如何实现信息需求与信息服务的有效对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在2016年8月—2019年8月期间，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文献调研等多种方式，获取了秦巴山区贫困人口信息需求类型与信息行为特征的第一手数据，并在数据整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对之策，力求对当地信息服务工作有所裨益并助力信息扶贫工作。

一、问卷设计与调研概况

(一)调查问卷的设计

为了设计科学合理、适合贫困人口理解的调查问卷，课题组首先在甘肃陇南市、四川绵阳市以及陕西汉中市等地农村进行了小规模预调研。预调研由调查员按问卷提出问题，被访者根据实际情况作答并围绕问卷进一步深入交谈，旨在了解被访者对于问卷题目是否存在异议或有填读理解的困难，然后根据调研情况对问卷进行多次修改完善，最终于2016年12月形成问卷定稿。其主要内容如下：(1)村庄概况，包括全村人口基本结构，贫困户户数、人数，全村年人均纯收入及主要收入来源，全村手机、有线电视、电脑、报纸等拥有情况，信息发布主要方式以及村信息服务机构设置情况。(2)贫困人口信息需求和信息行为问卷，包括被访者基本信息、信息认知能力和信息意识、信息需求类型、信息行为、评价和有效利用信息的能力以及对信息服务机构的利用和期待六部分。

(二)样本基本情况

问卷设计完成后，课题组于2017年1—2月对秦巴山区的农村居民展开了问卷调查，陕西理工大学的130名在校学生经过培训担任了本次调查员的工作。鉴于在前期预调研中发现，不少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意识淡薄，家中缺乏必要的信息设备(个别家庭中甚至没有电视机)，且处于狭窄和局部的“小世界生活”[3]中，他们对非所在社会世界的信息不感兴趣，很少从生活圈子之外的来源获取信息，且不愿配合外界调查。为了保证本研究项目的顺利实施，课题组以2015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 772元为参考标准，将秦巴山区六省市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该平均值(实际取值为10 000元)的人口界定为贫困人口。并以此为标准在秦巴山区152个村庄发放了2 000份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 530份，有效回收率为76.5%。调查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表1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在问卷调查基础上，课题组又于2018年1—2月赴重庆市云阳县和奉节县6个典型村庄进行调研，面对面访谈32人。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数据共同构成了本报告撰写的依据。

二、贫困人口信息需求分析

(一)贫困人口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和信息识知能力是影响用户信息行为的基本条件，只有意识到信息有用、并具有简单信息识知能力的人才可能对信息敏感，并引发产生信息行为的可能。调研数据表明，一半以上的被访者(52.6%)会写较长书信或书面材料，八成左右的被访者会简单记账(79.3%)和使用手机收发短信(82.1%)，且有68%的被访者会使用电脑或手机上网，这表明随着国家基础教育的普及，农村贫困人口的信息识知能力相比以前有所提高。当然这也和本次受访户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18—45岁之间(占比56.86%，60岁以上人口仅占到6.86%)有关。不过考虑到样本选取上的客观制约(主要是个别“等、靠、要”思想严重、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的贫困户不愿配合调查，以及部分年龄大、理解能力有限的贫困户无法配合调查)，秦巴山区贫困人口的实际信息识知能力要低于以上分析数据。

在信息意识方面，只有36.7%的农民认为获取信息对自己的日常生产生活非常有帮助，47.4%的被访者认为有一些帮助，而15.9%的被访者认为没有帮助或说不清楚。相比施静等对2003—2012十年间我国农民信息意识的研究[4]，发现农民的信息意识依然不高。不过课题组在网络调研时，发现了一个新现象，即个别贫困人口善于通过贴吧或网站发布诉求，表2列出了课题组于2017年1月—10月在汉中市政府网站互动交流栏目查询到的相关公开帖子。这些诉求的共同特点是均与生活补贴补助等物质利益挂钩，显示出部分贫困人口在与自己生活条件改善密切相关问题上的信息敏感度极高。且6项诉求中有3项都是外出务工者为家人咨询，表明受周围环境影响，外出务工者的信息意识高于农村常住人口。

表2汉中市贫困户网上互动诉求问题举例

(二)贫困人口信息需求类型

按照学界公认的说法，农民的身份属性及所处经济、社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的信息需求特征。于良芝[5]、何其义[6]以及杨玲玲[7]等认为，农民最需要的四类信息依次是农业技术信息、市场信息、技能培训信息和政策信息等。黄水清等研究发现[8]，由于多从事现代工业、旅游业、服务业、建筑业及个体户等职业，排在发达地区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类型前5位的依次为国内外新闻、休闲娱乐信息、气象信息、政策信息以及农业技术信息，表现出与传统农民信息需求类型的差异。而谭英等研究发现贫困地区不同经济收入农户的信息需求差异明显[9]：绝对贫困户喜欢娱乐影视类信息；低收入型农户对种养殖新技术、新品种、政策法规以及科学知识类信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相对中等型农户开始关注市场类信息；而相对富裕型农户主要关注市场类和政策法规信息。本次调研将贫困人口信息需求分为农技、致富、生活和科学文化四大类。表3数据显示，他们最需要医疗健康、生活保健(50.6%)以及劳动保护、维权(46.7%)等生活信息。其余比较需要的是子女教育信息(45.4%)、防骗信息(44.5%)、食品安全信息(42.2%)以及社保养老信息(41.8%)，且对生活消费品价格信息的需求(37.7%)超过了对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35.5%)的需求。这说明他们的信息认知和敏感度主要局限在保障其基本生存相关的范围内，这符合赵媛等的研究分析[10]，即农民的弱势处境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传统社会意识，限制了他们的信息意识，使他们只意识到满足其生存信息的重要性。在农技和培训类信息中，被访者对农产品加工信息需求较低，这主要是由于贫困人口基本都从事传统农业生产，他们产出的农产品数量有限，一般都用于自家消费或者以初级产品的形式卖到集市。在“从不需要”的信息中，网上销售农副产品的技术方法(10.9%)、投资理财信息(10.8%)和娱乐消遣信息(10.4%)占比最高。一方面反映出九成贫困人口还不具有现代网络销售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较差的经济基础使他们无暇或无力去进行娱乐消遣。

(三)贫困人口对信息质量的要求

一般而言，信息消费者在获取信息时总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在质的方面要求信息准确、适用，即信息内容既能针对自身的工作性质与工作任务，又能符合自己的认知能力和知识结构；在量的方面要求适量，避免冗余信息对自身的干扰。结合贫困人口特点，问卷从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实用性、可获得性以及是否免费等五方面考察了贫困人口对信息质量的要求。数据显示，对于所获取的信息，64%的被访者看重信息“是否准确可靠”，59.1%的被访者关注其“是否通俗实用”，42.1%的被访者在意“是否获取方便”，而对于“是否新颖及时”与“是否花钱”这两点并不特别看重，比例分别为32.1%和22.%。这主要是因为贫困人口本身信息需求有限，且几乎不会利用收费的信息，所以这两点对他们并不重要。

(四)贫困人口对信息效用的要求

信息效用是吸收和利用信息后对用户产生的实际效益，它表现为动机和结果的一致性以及满足率。由于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效益具有模糊性、滞后性和不确定性，调查问卷主要从被访者获取信息的动机和对现有信息服务的满意度两方面来进行考察。数据显示，被访者获取信息的最主要动机是了解市场行情(54.8%)、提高生活质量(46.7%)以及了解政策法规(45.3%)。另有33%的被访者希望获取子女教育方面的信息(见表4)，还有14人(占0.9%)明确提出获取信息是为了学习。反映出贫困人口的信息动机尽管仍以改善生活条件为主，但也有三成左右的农户开始关注子女教育问题，希望通过良好的教育使子孙辈不再沿袭贫困。

表3秦巴山区贫困人口信息需求类型

表4 秦巴山区贫困人口获取信息动机

在信息服务满意度调研中，仅有四成左右的贫困人口对本地区的信息服务“非常满意”(9.1%)或“比较满意”(33.1%)，选择“基本满意”的人数比例为37.7%，选择“不满意”“无所谓”以及“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13%、4%和3.1%。表明现有信息服务在对接农户信息需求方面还不如人意，信息效益未良好显现。主要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在信息服务方面，目前农村覆盖率最高的是农家书屋，它以提供书刊杂志阅读为主，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需求，但贫困人口很少有阅读习惯，所以基本沦为摆设。尽管书屋里也有不少农技类图书，但由于其针对性、适用性不足，且技术类信息不宜用纸质媒介表达，所以真正被贫困户用来指导生产实践的微乎其微，它无力承担起帮助农户了解市场行情、学习农业知识的重任。而对媒体上广泛宣传的农村专业合作社，不少贫困户也并不认同其作用，他们认为加入合作社约束众多，更宁愿自己售卖农产品。二是在信息用户方面，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信息产品和服务效用的取得除了与其固有的使用价值有关外，还取决于消费者本身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和智力条件，尤其是消费者本身的创造性劳动对信息产品或服务在消费过程中效用的实现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11]。由于山区居民普遍经济条件差、文化程度低，所以他们难以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将信息产品或服务的效益充分发挥出来。

三、贫困人口信息行为分析

信息行为是主体为了满足某一特定的信息需求，在外部作用刺激下表现出的获取、查询、交流、传播、吸收、加工和利用信息的行为。

(一)信息获取渠道及查询行为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家庭各类信息获取设备的拥有率由高到低分别是电视(87.6%)、手机(86.4%)、收音机(24.2%)、电脑(21.3%)以及报刊(12.5%)，电视和手机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尽管电脑普及率不高，但80%的被访者认为目前自家信息设备能够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且在没有电脑的人群中，有61.9%的村民表示近五年并没有购买信息设备的打算。这一点与崔永鹏2013年的调研结果相似，“尽管现代种田人拥有电脑人数比例仅为23.6%，但未来准备买电脑的农民仅为9.0% ”[12]。不过，对电脑的购买意愿低并不意味着秦巴山区村民不能利用现代手段获取最新资讯——毕竟电脑比较昂贵，且查询信息可以通过手机上网实现。陕西安康紫阳县双安镇白马村地处偏僻，没办法拉宽带和网线，且大多数村民收入不高(人均年收入为3 587元)，因此村中仅有3户有电脑且2户没上网，但45岁以下村民几乎都会使用电脑、手机上网。

在回答“能否根据自身的生产生活目标主动收集信息”时，73.4%的被访者给予了肯定回答，他们搜集信息的主要方式依次是看电视(62.5%)、询问邻居亲友(44.2%)、网络浏览及发帖(40.3%)等(见表5)，表明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村委会在信息传递中的作用不明显。而对于那些不能主动收集信息的被访者来说，不知道到哪里找信息(43.7%)、害怕假信息(34.7%)、缺乏适合自己的信息(30.4%)、信息不及时(29.5%)、个人文化素质不高(22.1%)是主要制约因素，还有17.2%的被访者认为获取信息费用太高。表明这部分被访者信息素质较低，不具备基本的信息查询和辨识能力，同时也反映出现有对农信息服务在针对性、及时性以及传播语体选择上还有待提升。

表5秦巴山区贫困人口信息收集方式

(二)信息交流和传播行为分析

问卷通过调查被访者手机用途、对网络服务的了解和应用以及对生产生活中遇到问题的处理行为来了解其信息交流和传播的能力。表6显示出被访者使用手机和网络的主要目的还是以娱乐消遣、沟通人际关系为主，网络应用程度还比较低，网络交易和定制有用信息使用最少。不过相比崔永鹏2013年对现代种田人的调研结果[12]，即“完全不了解电子商务的种田人比例为74.2%，听说过且会使用的仅为2.2%”，秦巴山区贫困人口的电子商务运用情况还是有很大提升。在出售农产品时，当地村民还是以中间商(66.7%)和赶集(28.4%)等传统销售方式为主，但也有13.4%和9.1%的被访者会分别通过合作社和网络销售。课题组在重庆市奉节县草堂镇浣花村调研时，有一户贫困户表示他们会通过微信朋友圈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脐橙。而且在结束访谈时，女主人还主动和调研人员添加微信好友，并希望调研员能帮助他们在陕西进行脐橙宣传，拓宽产品销路，显示出极强的信息交流能力和敏感的信息意识。另外，当地脐橙合作社的负责人也告诉课题组，尽管很多贫困户自己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但是他们的子女会利用微信朋友圈帮助家里销售农产品。当农作物出现病害或遭遇旱涝影响可能导致减产绝收时，尽管四成以上的被访者还是采取“购买药品并按说明书使用(56.7%)”“凭借自身经验处理(51.2%)”以及“请教亲朋好友(43.2%)”等惯常方式处理，但是也有28.5%的村民会联系农技人员，14.9%的村民会拨打农技服务热线，而采取上网发帖、发朋友圈以及联系新闻媒体求助等新型方式的比例分别为7.6%、4.7%和1.4%。这都凸显出网络对秦巴山区贫困人口的深刻影响——随着国家对农村信息化的大力推进，山大沟深的秦巴山区并没有被现代文明远远抛弃，未来发展电子商务的潜力十分巨大。

表6秦巴山区贫困人口对手机和网络服务的使用情况

(三)信息吸收和利用行为分析

用户对信息的吸收和利用取决于用户对信息的关心程度、理解程度、对信息效益的期望程度以及实际工作对信息的需求程度等。调研发现，由于贫困人口总体信息意识薄弱、对信息可能产生的效益缺乏认知，因此25.9%的被访者对外界的信息表现为“零吸收”或“低级吸收”，即“不知信息有什么用，也不会主动查找信息，很少看书报，看电视只为娱乐消遣”；49.1%的被访者“对信息的具体作用说不清，但每天看书看报和看电视的时间在3小时以上”，表现出对信息的“中级吸收”，即他们积极对待信息，外观上呈极其关心的状态；其余25%的被访者“遇到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会主动寻找信息力求解决”，表现为对信息的“高级吸收”，他们能充分认识到信息的作用，并在行动中高度依赖信息，这部分村民通常具有中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并且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脱贫的愿望比较强烈。在信息利用能力方面， 71.7%的被访者在获取信息后能判断信息的真假好坏，54.3%的被访者能有效地将信息与他人进行交流或沟通；45.7%的村民能把所需要的信息和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结合；还有三成以上的被访者能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归类、记忆、表达和分析综合(35.5%)。但也有21.7%的贫困人口对听到看到的信息大多不能理解，也记不住。这就需要信息服务者对贫困户的信息能力进行精准识别，然后因人施策，努力达成信息扶贫的目的。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秦巴山区贫困人口在信息需求和信息行为上呈现出以下特点：(1)总体信息意识薄弱，信息需求以医疗健康、劳动维权、社保养老等有助于改善现有物质生活条件的信息为主，同时关注子女教育，但对如何提升自身文化素质和农技水平需求不旺。(2)看电视、询问邻居亲友以及网络浏览、发帖是他们获取信息最主要的三种方式，农技人员指导、板报宣传栏、科技示范户的示范以及讲座培训尽管也有利用，但比例不高。使用手机和网络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消遣以及沟通人际关系，网络应用程度较低。(3)自身文化程度高低以及脱贫愿望强弱显著影响着他们对信息吸收和利用的程度。那些善于查找、吸收和利用信息的贫困人口通常都具有中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并且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脱贫的愿望比较强烈。

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提高贫困人口的信息意识，优化其信息行为：

一是借鉴乡贤文化传播方式，在各个村庄树立信息致富典型，让他们以亲身体验向贫困农户宣讲信息在改善生活质量、促进生产增收方面的作用，激发贫困农户将潜在信息需求转化为现实信息需求，增强信息意识，提高查询信息的主动性。同时还要采用多种方式强化贫困农户依靠自身努力脱贫脱困的意愿，2019年以来，陕西华阴市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并举，通过政策宣传入脑入心、脱贫典型示范引领、“爱心超市”激发动力等形式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扶志扶智活动[13]，不仅有效地激发贫困户依靠自身努力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为丰富贫困人口的信息需求类型和优化其信息行为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建立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为贫困人口提供针对性强、且易于理解的信息。可以在各地市或县级建立一个跨系统整合平台的领导机构，然后广泛联合区域内各类涉农信息服务机构，协同向农村居民提供农业技术、生活保健、医疗卫生、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全面的信息服务。在用户接收端，针对那些不会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村民，要通过设置信息服务专员帮助其实现信息检索。后期还应该开发出针对不同镇、村的手机APP，在整合以上各类资源的基础上，重点推送与本村居民息息相关的信息以实现差异化传递。同时，为了使每家每户都能接收到相关信息，还要注重与外出打工人员或求学人员联系，将APP同时装在他们的手机上，发挥其“家庭意见领袖”的中介解读转播功能[14]，使信息更容易传递和理解。

三是将培养贫困人口的信息素养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通过各方参与及建立规模化、系统化的培训体系，从根本上改善他们信息意识淡薄、信息能力相对低下的现状。2019年8月，中国图书馆学会联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发出《中国公民信息素养教育提升行动倡议》，呼吁全体图书情报学界与高等学校、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机构、其他行业协会、培训机构等开展广泛合作，加强职业信息技能培训，开展农村信息素养知识宣讲和信息化人才下乡活动，这为整合各方力量参与提升贫困人口的信息素养提供了良好契机。而在构建信息素养培训体系方面，刘超群已设计出适合贫困人口学习的信息素养课程标准及课程结构[15]，李静、王建军则提出了微信支持下的农民信息素养混合式培训方案[16]。希望随着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贫困人口的信息素养将不断提高，为最终消除信息贫困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