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华

【摘要】随着新农村的建设与城镇化的推进，民间宗祠面临建筑衰败与被拆除的危机，宗祠建筑所承载的价值、功能、文脉逐渐流失，严重影响到宗祠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本文通过对河洛地区民间宗祠现状的梳理与整合，总结出在合理利用其物质空间与功能空间的同时，挖掘其本身“固有”精神文化与凝聚力的重要性意义;进而提出应结合地域环境与乡村诉求，合理更新、利用“宗祠文化”，为乡村公共空间的建设、乡土文化的传承及人文景观的丰富添砖加瓦。

【关键词】宗族  民间宗祠  宗祠文化  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2.010

“宗祠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寄托的一个重要载体。”[1]在中国的乡村中，“宗祠”不仅是当地重要的传统建筑、标志性人文景观、更是沟通未来城乡发展的重要媒介。2016年9月5日，《人民日报》第24版发表了署名周伟的文章《进得祠堂》，文中云：“祠堂，是大地上鲜活的遗存，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是一方方最独特的‘中国印……祠堂是存放我们乡愁的陈列馆，是安放我们灵魂的栖息地。”当下对于民间宗祠相关方面的研究，亟需进入一个新的研究层次与架构领域。

民间宗祠与宗祠文化

宗族与宗祠。对宗祠的研究离不开对宗族的研究，宗族作为最古老的社会群体，自殷商诞生，就已相对成熟。虽在后世几度出现危机，但由于其具备良好的韧性与适应性，能够依据社会的演进与变革，及时转换社会角色，调整自身组织原则、内外部结构及存在运行方式，虽磕磕绊绊但依旧延续至今，可见其根基之深厚、价值之悠远。尤其在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心中，其更是承担和维系着万千华人寻根问祖的心愿与精神的寄托。

自古以来，祖先崇拜和祭祖在社会生活中意义重大，作为祭祖的场所——“祠堂”是整体建筑的“祠”和主体建筑的“堂”的合称，[2]以传“孝思”之意。祭祖的地方在周代称作家庙，两汉多为墓前建祠，晋朝政府禁止建造祠堂，有曰，“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3]直至隋唐，祠堂基本绝迹。到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日益民眾化，民间宗族开始普遍建立祠堂，祠堂逐渐成为平民宗族组织的代称，是族人集体活动、族长施政的主要场所，祠堂建造逐渐增加并广泛散布于乡村和市镇之中。直至当今，宗族早已与身份、地位无关，是彻底的民间化，与之相伴的当代民间宗祠文化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新的活力。

宗祠文化。宗祠文化直接体现并包含着：血缘文化、聚族文化、地域文化、宗族崇拜、伦理观念、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建筑艺术等各方面，由此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对当地礼教、制度及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并通过楹联、匾额、建筑装饰等载体教化影响后人，以求达到传递先祖精神的目的。与此同时，宗祠文化也深远地影响着乡村公共空间的营造、人文景观的发展、乡土文化的传承及认同。

在河洛地区的乡村社会发展中，宗祠建筑的衰败、宗祠文化的散落、遗失，时刻影响着乡村社会系统的转型及发展。当今，对宗祠文化进行更深层次、全方位、多角度的价值挖掘和文脉的传承，是重塑当前乡村社会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河洛地区民间宗祠概述

有着“天下之中”的河南，是众多姓氏的根源地，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指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广大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其以自身特有的地域环境，形成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孕育出其厚重的地域文化。宗祠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带的乡村中也体现着独特的作用与价值。

社会发展对宗祠文化及宗祠建筑的影响。伴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传统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乡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城市的高速发展压迫着乡村的发展，部分乡村在为城市建设作出让步的过程中，其自身独特的物质环境、文脉气质逐渐被消解、破碎;另一方面，村民个体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开始以一种被动的状态逐渐从传统的乡村生活中抽离出来，走向自我个体意识的独立，并无意识地将城市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照搬入乡村的生产、生活之中。这些因素严重地冲击着村落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觉知，进而导致“乡情”的疏远、乡土文脉的断层、村民集体感的渐失。巨大的人口流动致使乡村主客体结构失衡，传统以宗族血亲和乡邻关系为主要纽带的社会网络逐渐弱化，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和乡村社会结构进一步松动，宗祠文化的价值也在乡村的发展与建设中变得微乎其微。

宗祠建筑对宗祠文化的重要性。“祠堂建筑艺术代表着这个地区的地域文化、风俗民情和精神观念等文化内涵，对它的研究可以重拾今天渐被人们遗忘了的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文化。”[4]

作为乡土建筑遗产的一份子，宗祠建筑反映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民族特色、建筑风格与艺术价值，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选址、布局充分体现了古人的科学智慧与生态观，清代林枚在《阳宅会心集》中就指出：“君子营建宫室，宗庙为先，诚以祖宗发源地，支派皆源于兹。”[5]宗祠建筑不仅承载着一个宗族的荣辱兴衰，更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历史的实物见证。它是无数人心灵托付和家园认同的场所，具有活态性、民间性、生活性和生态性，并记录和传衍着本真的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及精神文化的历史文脉、家族兴衰和家风传承。每一个具有完整性的民间乡土宗祠建筑，都是乡土文化资源的一个子集，其产生绝非是单个人的行为，而是历史特定背景下和特定区域内当地先民集体智慧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当地社会发展、精神文明的历史最高水平。当今，对民间宗祠建筑的研究与保护意义重大，合理引导其价值、功能层面的多元、多维、多彩发展是对宗祠文化传延和保护的重要举措。

河洛地区宗祠建筑保存现状。“中国人重视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传统与宗族组织原本发源于北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宗族聚居格局达到了全盛。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人南迁，宗族聚居的南北方强弱之势也随之发生变化。到两宋之际，经济重心南移过程已经完成，宗族聚居也由北盛于南变为南盛于北。”[6]有着“天下之中”的洛阳，自古以来都对中国的统一、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华民族的团结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我国最先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也是我国长久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区域民间宗祠建筑的遗留相对较多，但也大多因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并不能真正发挥和体现其作为乡村“乡情”媒介的纽带作用与价值。

本文研究范围是河洛地区的民间宗祠，以洛阳市为中心，涵盖郑州、济源、焦作等地。其中以洛阳最为全面，我们一共调研415个祠堂，市区3个祠堂、吉利区6个祠堂、涧西区8个祠堂、栾川县8个祠堂、洛龙区23个祠堂、洛宁县74个祠堂、孟津县42个祠堂、汝阳县4个祠堂、嵩县7个祠堂、新安县23个祠堂、偃师市90个祠堂、伊川县32个祠堂、宜阳县95个祠堂。

祠堂作为祭祖之所，有其相对应的建制规范、规模要求。从调研所见的祠堂遗迹中发现，河洛地区现存的祠堂大多建于清或者民国时期，在20世纪80～90年代重新进行修缮，极个别建于明朝或者之前。宗祠院落形式多为一进院落和两进院落，在其各自祠堂中都多少保存了如：族谱家谱、牌位塑像、世系图表等实物遗存。整体保存较好的有：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史家湾史家祠堂、河南省巩义市康百万庄园中的康百万康氏宗祠、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魏家坡村魏氏祠堂等。

宗祠建筑的现实困境与价值流失。河洛地区民间宗祠破败严重，宗祠主体建筑及其附属零散空间的利于率与功能性使用率普遍不高，且不成体系。其既没有呈现新时代的生命力，也无昔日传统乡村宗祠的活力。如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辛店镇太后庄村的董氏祠堂，该祠堂坐北朝南，现存门楼一间，正殿三间，均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其现为居住场所，保存状态较差。

伴随城乡建设的发展，城乡空间更新利用之间的矛盾与取舍不当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粗放且无序的城乡建设与规划问题对乡村环境、人文景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比如，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工农乡南村的刘氏祠堂，伴随洛阳的城市建设，大规模老村改造工程的不断开展，该宗祠建筑面临被拆除的威胁。

河洛地区有部分祠堂因曾改变其使用功能而相对较完整地保留下来;还有部分祠堂被拆除、分解、变卖出售;许多祠堂成了堆砌杂物的仓库、厂房;还有许多祠堂找不到钥匙，也逐渐变成荒芜的空场;有些祠堂甚至变成牛棚、鸡舍、猪圈。只有极少一些宗祠建筑会结合新时代文化特色重新进行建筑、景观、文脉价值的重塑。

综上所述：作为宗祠文化物质承载者的宗祠建筑所面临以下问题：（1）社会变迁下，宗祠建筑因其使用主体、所有权主体、隶属主体不同而引发的权责不清问题;（2）城乡建设背景下，“新”“老”空间再建设与再利用上的矛盾与冲突;（3）乡村建设者保护与更新意识不健全，所带来的宗祠建筑空间低利用率、低使用率问题;（4）使用功能发生不合理变动而带来的文化价值流失问题。

宗祠文化价值流失的应对措施

当今，宗祠建筑保存现状堪忧，由于乡土建筑保护路径差、村民保护利用的参与度低，加之其原始功能与现代生活方式的脱节，其存在价值也逐渐被人们忽视。为此我们需要尝试通过新视角的切入，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深入探索宗祠建筑、宗祠文化对当今乡村新型人文景观的建设、乡村新型公共空间的营造以及优秀乡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潜在革新价值。

“多视角模式”的构建。形成以“多主体—多中心—多途径”的合作方式，对宗祠建筑、及其所构成的人文景观进行保护与更新、传承与发展;提高其物质空间环境的参与度，保持一定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进而实现“村落共同体”的重塑、乡村“文化自觉”的发展。通过对宗祠的“微更新”利用，创新其空间价值的同时，为乡村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并进一步为当代及未来乡村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当代“宗祠观”介入乡村社会原则的坚持。坚持“真实—完整—可持续”的原则：不盲目扩建、改造;不盲目拆迁、整合;合理规划、坚守本真，力求将宗祠建筑纳入城乡发展的大系统之中，力求守住宗祠文化最真实的精神内核并使宗祠文化延承、发展下去。

合理的“宗祠建筑”及活动对当代价值体系的重塑。重塑宗祠建筑当代价值体系、重组遗产碎片，活化利用以达到进一步传承中华文化的目的。尝试将新时代活力注入到传统宗祠文化之中，构建新时代乡村文化的新地标。“国人尊重历史，自古已然，形成文化传统，今日进行的家族活动，新修家谱、修缮祠堂，就是文化传承。”[7]合理的宗祠活动所带来的聚拢行为，可以激发人们潜意识中“追本溯源”“同心同德”的价值观，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兴盛。

民间宗祠文化价值活化及传承

价值活化及传承。纵然宗祠建筑是物质的，但其本质却是地区文脉、精神、观念的传承体。祠堂与宗祠文化，自产生以来，就时刻反映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最真实朴素的精神、情感、文化及物质诉求，而这种诉求正是一种共同意识的集体认同感。可以说，宗祠及宗祠文化对乡村聚落的形成、形态的稳定都有重要的引导价值。“宗祠”就像贮存着乡村“记忆、文化、生活、愿景”的大容器，将整个乡村的“心意”聚集到一处，并为后人构画出一幅较为完整地包含了乡村历史、乡村文脉、乡村情感的巨作。当今的活化与传承，不仅需要新时代价值观念的融入，更需要我们大家的主动参与，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乡村宗祠文化的自我整合与价值丰富，改善乡村社会的整体面貌，并为美丽乡村的构建添砖加瓦。

传承的社会意义。宗祠文化的传承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更多的是“寻根文化”的传承。其核心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祖先崇拜。对“根”的探求，在当今社会中具有积极作用，不仅约束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更是當今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在条件与助推器，是稳定社会结构、修正社会风气、提高民族的集体认同感的重要保证。

结语

宗祠文化不仅蕴含着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的布局理念、形制法则，更影响着整个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发展。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未来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凝聚作用，影响并促进着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物质环境的稳步发展。为此，我们要合理对其进行更新、转化与发展，进而丰富宗祠文化新时代下的精神内核，实现对宗祠文化的保护、传承及利用的良性循环，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艺术基金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6XSH014、2018-A-03-〈086〉-0430;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杜泽慧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韩振远：《山西古祠堂》，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2]刘华：《百姓的祠堂》，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3][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八九《文部五》引《晋令》，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

[4]赵新良编：《中华名祠·先祖崇拜的文化解读》，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页。

[5][清]林牧：《阳宅会心集》，嘉庆十六年刻本，上卷·宗祠说。

[6]王鹤鸣、王澄：《中国祠堂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8页。

[7]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页。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