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龙乾

【摘要】全球性问题的要素和样态多种多样，相互之间又具有复杂的贯通性、渗透性、集群性，实质上并非单一问题，而是一个总问题下的症候群。对这样的症候群，既需要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也必须顺藤摸瓜深入堂奥总体关照。实际上，从实践论的历史观视角里，这种症候群的确具有一个相对彻底的贯通逻辑，即“物化逻辑”。“物化逻辑”源自于长期累积起来的技术进步，属于历史的特定阶段，因此也就必然在“革命批判的”历史实践中成为新历史阶段的扬弃对象。就此而言，科技进步即使不是化解全球化问题的全部条件，也必然是其中最为基础、持久和重要的历史进路。

【关键词】科技创新  全球性问题  “物化逻辑”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2.001

引言

上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以后，包括能源危机、资源短缺、生态破坏、人口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贫困问题、恐怖主义、核战争等跨越国界和具有人类发展全局性的问题逐渐引起越来越普遍和深入的关切。在学术界，全球性问题主要被当作国际伦理观念和实践的重新建构问题，受到了各国理论家与实践家、学者与政治活动家的关注。在政治上，全球性问题是国际谈判的重要主题，是各国首脑之间高级国际会晤的重要主题，也是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各种机构广泛讨论的重要主题。

但其中的分歧和问题仍然不容小觑。中国领导人提出“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主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方案，给全球化问题的解决带来了难得的信心和明确的方向。而美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相继退出了旨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组织和协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国际法庭等。这种倒行逆施，一方面显然加大了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难度，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从更加深远的视野和视角思考全球化问题的本质和化解进路。由此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正是这种高瞻远瞩的思考和深谋远虑的智识。

全球性问题的症候群特性：症状多种多样，根源同出一辙

全球性问题实际上不是某种单一的问题，而是多种多样的问题维度和问题要素同时存在、相互关联、互相渗透、错综复杂而构成的问题症候群。其中的主要问题症候，按照一般公认的解释，至少包括战争与和平、南北关系、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资源短缺、毒品泛滥、国际恐怖主义、核战争、跨国犯罪和信仰危机等。最近数十年来，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这种问题症候群，或者简单称之为全球性问题，已经显著地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演变成为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顽疾。

从解释客观事实的角度来看，全球性问题的确符合问题症候群的客观特征。虽然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全球性问题，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严峻性和顽固性的根源在于其要素和症候的多样性、普遍性、弥漫性、顽固性，即把全球性问题理解为一种问题症候群，始终是一个容易被忽略但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认识视角。这既是实事求是的解释原则的体现，又是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实践需要。

从方便解释事实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全球性问题的症候群进行合理归并，合并同类项本身也就澄明了各个问题症候之间的共同性和共通性。比如，战争与和平、南北关系、国际恐怖主义、贫富差距等反映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等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等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人口问题、跨国犯罪、虚无主义和信仰危机则反映了个体或集团的思想、行为方式。总体来说，所谓全球性问题症候群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普遍地发生了事与愿违的问题，或者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出某种违背人们初衷并因此需要加以“治疗”或“矫正”的病理症候。

稍加深究则不难发现，这些症候表征的实际对象恰恰就是人的实践性存在方式问题，因为人的存在方式就其一般的规定性而言，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多维度自由自觉的实践性关系。人的存在方式其实就是人与自己生存发展的相关事态的相处方式，是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人与自我的互动方式、关系形态。从分析的眼光来看，人的存在方式是构成人的存在方式的各种要素的总和，包括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思想方式等各个主要方面。从综合的视角来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出现普遍、顽固的病理现象，很显然表征了人的存在方式出现总体性问题症候。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概念来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其实就是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思想意识形态。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或者说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思想意识形态，其相互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系统关联、有机渗透和互动发展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们的生产方式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制约条件。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全球性问题，就不会把全球性问题的各个要素、各种样态、诸多维度割裂开来、简单并列，进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看成一个整体问题的多种症候。

比如，国与国、地区与地区、族群与族群之间贫富差距悬殊直接看来是人与自然、人与物质财富的关系问题，是这种关系冲击全球的简单孤立的负面现象，而且证据确凿、铁证如山，具有鲜明的客观实在性。富国极富、穷国赤贫，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确是当今世界触目惊心的现实。但实际上，贫富既是人与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在新世纪初，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仅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计，其中12亿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来生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51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达到51.7：1。同时，在美国国内，贫富差距之大令人吃惊。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26.1%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1.7%的财富。[1]类似地，这种贫富不均、苦乐两极的情况在生态环境问题同样存在，不分东西和南北。不同的国度之间、人群之间表面上都面临着自然灾害、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干旱、洪水、饥饿和瘟疫。但实际上，人类向大自然的掠夺一方面的确有人口总量增加的原因，另一方面掠夺的动机和获利事实上更多属于少数人群和国家，极少数人群和国家为了剩余价值和超额价值发动掠夺，却相对来说有更多的途径规避环境破坏带来的灾难。生态环境问题并不像大部分分析家说的那样不分彼此地属于全体人类，相反，人类内部在责任、获利上“贫富两极分化”实际上非常严重。

又如，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一国之内的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但究竟如何进行，既要保持社会安定、又要促进经济发展，大多数国家今后一段时间内仍需不断探索。国际范围内也存在所谓主权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与“人权高于主权”的东西方国家间争议。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相对有利和合乎历史正义的发展权，主张国家主权原则，也得到广泛的同情和认可。但西方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传统主权观念过时论”，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主张进行跨国界干预。

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和现代性发达国家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普遍发生了所谓虚无主义思潮和精神、信仰危机，而且这些思想潮流已经俨然具有了全球性影响，超出了国际和国内的明确分野，在总体上突破了国家的疆界，不断跨越，不断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态势，对世界各国的国内治理和国际关系造成严重的挑战。

由此可见，所谓全球性问题的确不是一些孤立、偶然、零碎的问题的杂烩，而是一个互相关联、犬牙交错、相互渗透和转化的总体性问题，复数意义上的全球性问题其实是总体意义上的全球性问题的症候群诸维。

“物化逻辑”是全球性问题症候群的集体宿主和生成渊薮

这些林林总总、千奇百怪、看起来茫无头绪的全球性问题症候群有没有什么规律性或内在逻辑呢？或者说，全球性问题症候群的渊薮或总体性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马克思与马克思之后许多思想家的分析，这个渊薮或总体性原因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物化逻辑”。根据我们进入现代社会的有限观察和理解，也完全可以认同这种分析——一直以来并迄今仍然方兴未艾的全球性问题，其直接总体原因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物化逻辑”。而且，从学术思想研究的角度来看，以“物化逻辑”而不只是“资本逻辑”理解全球性问题症候群的渊源，实际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必要性和积极性意义。

“物化”概念并不浅显单一，实际上还很复杂多变。如果只是着重聚焦其时间历史，“物化”更早是一个中国思想史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物化”属于中国古典文艺学、美学关于审美创造的独特范畴，是战国时期哲學家庄子的一种泯除事物差别、彼我同化的精神境界，审美移情是它的表现特征。而在西方思想史上，字面意思较为近似的词语是“物质化”，主要应用于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意思是把意识、思想转变成为物质的东西物体，通俗语言为“把想要的东西变出来”。

在西方哲学史上，在马克思之前，无论是Verdinglichung（具体化），还是 Versachlichung（物化），都没有成为一个哲学范畴。马克思基于他的实践论哲学，认为正是“物化逻辑”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质，这一观点使得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既避免了简单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也超越了长期盛行的主体论、唯心论，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实践论革命。[2]“物化”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往往与“颠倒”“神秘化”一类的否定性词语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3]

近些年来，有过多的学者倾向于用“资本逻辑”来替代“物化逻辑”概念，[4]认为这样的概念更加代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水平和科学风格。但是，这样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偏颇性风险，从根本上来看把马克思的思想表浅化、片面化、机械化，过分“唯物主义”了。实际上，相对于“资本逻辑”，“物化逻辑”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哲学思想更加深邃，历史观念更加科学，更能深入全面揭示诸如全球性问题症候群的内在本质和实践意义及历史前景。

“资本逻辑”在概念上突出了两个主要关系，一是突出了人对物的屈从。在资本与人的关系中，资本作为物的力量支配和操控了人，特别是资本家本人。资本家不再具有其人之为人的全面性、丰富性、自由性、超越性，相反成为资本逻辑的代理人、执行人。二是突出了整体对局部的屈从，即社会被资产阶级统治。在资本家作为资本逻辑的化身与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中，由资本家主导实现的资本运作规则、规律、方法和逻辑放大、泛化甚至绑架了整个社会生活，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完全服从“资本逻辑”，人的类本质成为资本的物本质的工具、傀儡，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类文明陷入到资本（资本家）的统治之中。

相对来说，“物化逻辑”的概念更加意蕴丰厚、深远。从意蕴之丰厚性来说，资本固然是“物”，但“物”却不限于资本。资本固然具有物的属性，但物的表现形式可能超乎资本之外。例如，“资本逻辑”可能强制无产阶级在劳动中和劳动之际服从资本需要，但无产阶级在工作之外的价值追求则有可能体现“资本逻辑”，也可能有利于“资本逻辑”之外。如果在远离劳动的场域，无产阶级依然缺乏超乎“资本逻辑”的能力，那么这就已经不再是“资本逻辑”而是资本的物的属性和“物化逻辑”发挥作用了。至于“物化逻辑”概念，其独特的理论功效则可以在于呈现人的存在方式的健康性和合理性与否。因为与其他各类存在物比较起来，人类生存方式的特质恰恰就是整体性地面向“物”，与“物”成为总体性的关系而不是个别性的关系恰恰是人之成为人的根本标志。如果说马克思借助“资本逻辑”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是个案性分析，重在揭露了资本剥削劳动、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资本所有制限制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实际，那么“物的逻辑”的视角则是马克思对以资本主义为最高发展阶段的私有制进行的相对而言较为普遍的贯通性分析，重在表征资本主义压抑、扭曲人的普遍本质，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都陷溺于自我悖反的逻辑效应。

“物化逻辑”的“物”，一方面可以指具体的物，如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商品、货币、资本和经济利益等。在这个意义上，“物化逻辑”主要指代的就是资本及其具体形态，“物化逻辑”与“资本逻辑”也就大体可以互换了。另一方面，“物化逻辑”的“物”，也可以指称作为主体的人的对象、对立面、人的异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物化逻辑”其实就意味着人的自我放逐、自我迷失、自我放弃、自我损害。当然了，这里所谓“我”，包括个体，也包括集团、社会、族群，甚至整个人类。不仅仅是人的特定、现成存在，而且也可以是人的自我意识、自我定位、精神人格等。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物化逻辑”实际上是使人偏离自我、丧失自我、迷失自我的庞大客观力量和持久弥漫趋势。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全球性问题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等症候群，虽然具体而言存在“物化”程度不同、形式差异、认知分歧，但却都是人的存在方式的重大基础问题。

那么，这种“物化逻辑”如何能够“兴妖作怪”地生成全球化问题及其诸多症候呢？只要稍作仔细分析便可以发现，“物化逻辑”生成全球化问题症候的主要戏法大体包括以下环节：

第一，可以称之为“物质性归约”。这所谓“物质性归约”，简单说就是把一切价值归结为“物”，或者以“物”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和意义，用物质力量和“物”的意向解读和解决一切现实问题。

在自然、本来和合理的意义上，人的存在方式与动物等一切其他事物的区别在根本上可以说是自由。也就是说，其他存在物本身作为自然世界的组成部分完全“沉浸”“沉溺”“臣服”“自适于”自然世界，总体上不存在把自然世界对象化、疏离化、否定化的存在意向。至少，其对象化、疏离化、否定化不像人类那样具有根本性、普遍性、极端性的征象。因此，也不存在“物”与“非物”的分别。但是人，特别是在类的意义上，就其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根本特性来说，却主要在于这种对象化、疏离化、否定化，即其目的和实际效果本质上还是实现人的自然性存在，或者说是以人的方式，以对象化、疏离化、否定化为环节实现人的自然存在。由此，人的存在具有了相比于其他存在物的新的特质和内蕴。比如说，意识、理性、意志、理想、原则、道德、仁爱、体恤、善良、美好、正义、文明文化、科学、宗教、艺术、尊严等，在人的存在方式中就具有了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意义。

但是，这些内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涵和形式。现代资产阶级在反抗封建阶级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的主人，对统治阶级的封建主义自由价值进行了全面和坚决的揭弊、解构。资产阶级的力量来自于物质，来自于掌握了包括封建主在内的所有人都渴望和不得不屈服其下的生产力。如果说封建阶级用“天命”“神意”的幌子作为统治的伎俩，资产阶级则不屑于这些子虚乌有的借口，资产阶级用金钱、利益、享受等一些“物”诱惑和征服世界。资产阶级更倾向于承认和主张人的感性自然属性，主张把研究自然、征服自然、借助自然物质力量实现自己的自然需求，作为立世、立足、一切价值和一切手段的基石。资产阶级必然迷信“物”的力量，并促成了把一切置于“物”的体系和坐标的“物化逻辑”。

事实上，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凭借这种对“物”的鐘情和善于驾驭“物”的力量优势，导引出“仿佛用法术呼唤出来的”生产能力，不但战胜了封建主义，而且也与无产阶级，甚至也与自己的资产阶级同类展开“物”的角力、竞争、战争。这种斗争的战场起初还在有限的范围，后来就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真正“世界历史”的开端，推动了“物化逻辑”下的资产阶级全球化，在推动科学技术和生产、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造就了“物的统治”的文化文明形态。所谓全球性问题的各种症候，如生态破坏、资源危机、种族灭绝、军备竞赛、核战争、贫富两极分化、恐怖主义、太空武器化等，都是这种“物化逻辑”“物的崇拜”的必然结果。

第二，可以称之为“主体性僭越”。人类古代历史或传统社会、传统文化文明中，由于生产能力低下，强调、欣赏、造就和升级人的客体意识、从属意识、臣服意识，始终是文化、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等的主导方向。为此，人们不惜制造出“天意”“天理”“上帝”“真龙天子”“圣人”等崇拜对象，以便号召人们“克己复礼”“安贫乐道”“温良恭俭让”，形成不争、谦让、退隐、放弃、无我的价值观、审美观。但是，资产阶级推动形成的现代社会、现代世界，倡导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理想类型，即追求我在、自由、权利、全力、竞争、自我实现的进取型、主体性价值意向。

这种价值意向在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切服从“我”的意愿的偏颇化可能性。以片面的主体性立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也是自然、人、人的自我被过分挤压、侵蚀、掠夺、侵害、破坏的重要原因。

第三，可以称之为“工具性理性”。所谓“工具性理性”，就是以工具理性为理性基准的理性，强调以工具本身的有限目标和功能原则看待一切，相对于价值理性而言之，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准确说是一种工具主义思想、原则和文化精神。相对于把工具看作是价值目标的实现手段而言的观点，这种工具理性或工具主义理性倾向于把一切都作为工具而不是目的，因此，必然弱化尊重、敬畏、服务、奉献、牺牲、仁爱等价值理性的地位和作用。

把一切都工具化、手段化，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必然表现为对自然、他人、人格等独立事物的尊重和保护，就会以利用、牺牲、剥夺、破坏、贬损、摧毁的心意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的自由人格。全球性问题，尤其是生态破坏、相互以战争相威胁、出卖良心，必然不断演进，激化成为一种越来越难以收拾的全球性问题症候。

第四，可以称之为“虚假性普适”。在全球性问题上，一些发达国家往往以绝对主义的方式看待世界和其他国家。他们崇尚普遍价值，超越具体情势，推行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意愿和倾向，常常根据全球性问题对自身的利害关系任意利用人权、道德、自由等动听名词，对不利于自己利益的人和事动辄挞伐。他们表面上占领了道德高地，对很多其实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对公平正义、人类良知、公共秩序的威胁、破坏以及其他预判，以“贼喊捉贼”的伎俩栽赃到其他国家、民族身上，进而将其认定为国际公敌和全球性严重挑战，要求世界各国无所不用其极地惩罚、迫害、围殴被他们定义为恐怖分子、秩序破坏者的国家和民族。这种手法，就是制造然后假借“虚假性普适”，作为自己恶劣行径的口实，往往造成认识和实践上的一些重大错误和弊端。这类情况，数不胜数，比如，日本借口科研违例捕鲸，美国借口自由航行挑战我国南海海洋权益等。其后果，除了海洋生态破坏，就是各国的互相对抗。

“物化逻辑”源自于社会历史“物的依赖性”的阶段性约束

任何“逻辑”都是有条件的，“物化逻辑”同样如此。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本人的科学深入考察，“物化逻辑”也不是全球性问题症候群的终极原因，因为所谓“物化逻辑”本身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实际上缘起于“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关系形态或综合社会条件。因此，如果说全球性问题症候群的共同宿主和集体渊薮是“物化逻辑”，那么“物化逻辑”自身又本质上源自于社会历史“物的依赖性”的阶段性约束。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人类社会发展到“物的依赖性关系”的历史阶段，由于“物的依赖性关系”代替“人的依赖性关系”占据了社会发展的时代主导性地位，这种“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形态也就自发地，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必然地为社会生活和人的存在方式提供了独特的条件和潮头方向。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上，“物化逻辑”才获得滋生、蔓延乃至鸠占鹊巢、独占鳌头的客观条件和温良土壤。因此，学习和借鉴马克思的“物的依赖性”理论，认识和理解“物的依赖性”社会形态，必然成为认识和化解“物化逻辑”的思想和实践前提。

马克思的“物的依赖性”的理论，最集中、简练的表述是《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一段著名的论述：“人的依赖性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5]这段论述意蕴深刻，意义重大，可以说代表了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精华。

首先，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有助于理解“物化逻辑” 的历史发展阶段划分和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也就是著名的与“五形态理论”比较而言的“三形态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现代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与此前任何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都截然不同的新的社会关系形态。也可以说，迄今为止（主要是在总体性上来看）人类历史实际上只有两个历史阶段和社会关系形态，前者是“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关系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后者即为“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关系形态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前者即“人的依赖”是人类最初的社会关系形态，以人与人的直接依存为特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建立在血缘、感情、个性和政治依附、暴力征服等形式上。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个人之间存在的是（自然发生或政治性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其统治和服从的性质以家长制、古代或是封建的各种形式存在。虽然也有交换发生，但是，这种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并未触及整个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而在“物的依赖”的社会形态里，社会关系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二是使社会关系普遍“物化”。而所谓普遍物化，是使得个人往往依附或听命于外在的事物，“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6]在这种普遍的物化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7]

其次，马克思通过“三形态理论”深入分析和揭示了“物的依赖性”社会关系形态及其“物化逻辑”的形成机理，它是西欧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结果。

“物的依赖”就是这种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价值的发展，特别是由于貨币制度的发达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形态。商品经济条件下，产品转化为商品，已经与它的自然存在截然不同——对产品估价就必须把商品看作一定劳动时间的物化。在实际交换中，货币转化为对生产者来说异己的东西。商品经由货币中介交换，“一切商品都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却颠倒过来，一切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8]这样一来，人们生产“活动的社会性”，“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9]

最后，马克思的这种“三形态理论”高屋建瓴和高瞻远瞩地指出了“物的依赖性”社会关系形态及其“物化逻辑”的历史过渡性质和科学扬弃进路。

具体来说，第一，“物的依赖性”社会关系形态及其“物化逻辑”既不是万恶的物欲横流的道德误区，也不是“历史的终结”，相反它是历史发展的过渡环节。“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是迄今最发达的和多样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另一方面，借助于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解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解构和生产关系。

第二，作为过渡环节，“物的依赖”和“物化逻辑”并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唯一独具的关系属性，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把“物的依赖”推向了极致而已。“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10]

站在科学的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对待“物的依赖性”和“物化逻辑”不能操之过急，要警惕和防范过度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态度，理想的追求必须建立在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实践基础上。一方面，历史发展的重大阶段和节点往往难以轻易跨越，只要这种客观条件和温良土壤还在，那么破解“物化逻辑”就必然面临巨大的困难，过分激进的做法有害无益。正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指出的那样，在没有充分吸收、汲取和占有并进而超越这种“物的依赖”和“物化逻辑”的情况之下，共产主义的种种主张和努力很可能沦为“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11]另一方面，理想和初心绝不可少。有困难并不等于没有希望，不等于要毫无作为。“物的依赖性”社会关系和沉溺于“物化逻辑”的资产阶级现代社会绝不是什么永恒和完美社会，相反是造成我们时代全球性问题及其繁杂症候群的根本原因，是造成人类大多数人深度痛苦的根源，是社会灾难的策源地，因而，是必须加以否定和超越的对象，科学地、历史地、实践地否定这种现代性正是无产阶级的根本事业。“物化逻辑”并不是铁打的江山，但也不是轻而易举或一朝一夕的事情，应当一方面充分理解“物化逻辑”所具有的深厚、久远历史基础，另一方面按照事情的规律采取方法。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前言中，马克思着意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里和巴师夏，他们依据各自的经验，站在各自僵化的立场看待资产阶级社会，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恰恰是“两个人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12]

当然也应该注意到，学术界思想界对马克思“三形态理论”也存在看法和评价上的认识分歧。其中否定性的意见主要是认为这种理论没有突出体现马克思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特质，这种观点是过于片面和简单化的。实际上，第一，马克思“物的依赖”的思想是不断深化和逐步发展的产物。1840年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最为人熟知的称谓更多还是“资产阶级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都是如此。《哲学的贫困》也说：“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13]一般来说，人们相对熟悉和习惯这种界定和称谓。但是，资产阶级统治毕竟只是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侧面和维度。第二，马克思对“物的依赖性”的分析非常注重基于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和立足整个人类解放事业的立场和原则。如果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和文化效果的视角来看，一方面会展现资产阶级作为人类先进文化开创者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则会从逻辑上揭示资产阶级社会并非“现代社会”唯一代表者的历史意识，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无产阶级社会的兴起是现实的可能和历史的必然。第三，“三形态理论”和“五形态理论”并不矛盾。实际上，鉴于一直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历史观所谓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片面性理解，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作“物的依赖”这样的概括实际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实践性，也能够客观地反映资产阶级和“物的依赖性”“物化逻辑”的积极贡献和历史局限性。这不但不意味着“物的依赖”的概念与阶级分析方法相互对立，相反事实上更深刻地反映了两者互相补充和内在统一的关系。《经济学手稿（1857～1858）》对“物的依赖”的描述也主要是与资产阶级社会联系起来互相补充地进行的。其中有一个标题，“（4）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物化”，就十分鲜明地表明了这种逻辑关系。[14]

也正因为如此，在最具影响力和理论厚重度的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继续坚持分析“物的依赖性”和“物化逻辑”的历史事实、发展规律，更加进一步深入分析资本主义时代严重和普遍的拜物教现象，并将这种拜物教概括为“事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事物化”。[15]而且，在马克思之后，卢卡奇通过阐发总体性和物化意识理论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德勒兹、德里达式的新的理论尝试。由此可见，以人与物的关系考察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和现代世界，不但是马克思的重要洞见，而且也为以后很多致力于解决社会和世界问题的智者普遍支持，因此，具有了重要的科学性和启发性。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物的依赖性”和“物化逻辑”的解析和解蔽，必然成为当前世界理解和化解全球性问题的思想锁钥。

科技创新作为破解全球性问题症候群“物化逻辑”的根本途径

如何才能破解“物化逻辑”，进而最大限度消灭和解决滋生当代全球性问题症候群的历史条件和温良土壤呢？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实践论，尽管可以采取种种具体的方式方法，但最根本的还是发展生产力，而现代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最为现实有效的途径就是科技创新。

首先，全球性问题顽固难解，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但资本主义本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产物，从根本上来说，特别是对现代生产方式来说，实际上主要就是生产技术，进而是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只有通过进一步科技创新发展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瓦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条件。

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发展从公元1500年的地理大发现逐步启动，其本身就建立在长期的生产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罗伯特·K·G·特姆波的说法对此加以佐證。特姆波认为，“现代世界”是中国和西方的要素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世界，恐怕支撑这个现代世界的，半数以上的基础性发明和发现是来自中国。他用许多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他说：“从近代农业、近代造船、近代石油产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十进位法、纸币、独轮车、多级火箭、枪、水雷、毒气、热气球、有人驾驶飞机、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直到蒸汽机车的基本结构无不来源于中国……。若不是从中国传来像舵、指南针、多桅帆船等船舶和航海技术，则不会有欧洲人的大航海。恐怕既不会有哥伦布的美国航海，也不会有欧洲人构筑的殖民地帝国。”[16]

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欧国家的工业化凸显了现代技术的新特点，特别是其与自然科学相互结合、相辅相成的特点。这种特点及其显著效果奠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优势，使得其在十九世纪足迹遍及世界几乎各个角落，至今仍然主导着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全球化进程。当前世界资本主义仍然能够主导全球化，美国能够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它的科技创新能力具有雄厚的基础和强劲的势头。这些情况都在说明，全球性问题的历史基础其实与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方式、科技创新有着天然和直接的联系。因此，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整个现代世界的历史进步，整个世界“物化逻辑”的破解，长远来看还是在于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生产方式超越“物的依赖性”社会关系形态的历史基础。

其次，全球性问题诸症候及其“物化逻辑”渊薮，在内部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相咬合关系，相互渗透、有机联系、形成整体，需要无数学科、专业、层面的科技创新才能积少成多形成合力，科技创新是整个破解“物化逻辑”历史工程的核心要素和攻坚难点。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7]生产首先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生产是一个有机系统，与诸多因素相匹配，“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18]比如，交换既是由生产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是生产的社会条件，人们生产能力的提高常常可以表现为产品的丰盈、剩余，交换时空的扩展和交换手段的发达等诸多方面。交换的发达进而就会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升级发展，从而打破以往相对较小生产带来的社会屏障，人们之间的相互认知、每一个人的心理格局也会不断延展，由于利益对立和无知误解导致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斗争也就会有所减少。所以，生产层面的科技创新、交流交换方面的科技创新、心理认知科学的技术创新，都有利于改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条件。幻想从心理、思维、政治、道德为基点解决问题其实只是抓住了枝节忘记了根本，现代社会整个构成结构和系统逻辑还是在于其技术构成的特点：物质获得巨大发展，给人们带来显著的方便，但仍然没有达到使人从技术上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程度。

最后，通过科技创新解决全球性问题，而不是采取排除异己、打压后来者的方法，有利于改变或改善全球化单一模式主导的格局，进而打破或弱化或一定程度上减少“物化逻辑”的不良效应和全球性问题症候群，是破除“物化逻辑”进而解决全球化问题诸症候群的有效方案和科学进路。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按照他们的文明逻辑即“物化逻辑”主导全球化，获得了引领新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创新步伐的先天优势。但是，这种建立在“物化逻辑”基础上的导向不但在西方国家内部一开始就“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且在西方以外也到处都产生了和遍布着殖民、侵略、种族灭绝、种族歧视、国际战争罪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一直在上演着大国崛起的“连续剧”，每一个崛起国家必然与守成大国展开殊死搏斗。都以自己的生存发展需要与其他方面做“零和游戏”，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几乎成为一种难以逾越的发展瓶颈和相处魔咒。照这样的逻辑继续下去，全球性问题及其症候群将不断积累和放大。

中国曾经长期饱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蹂躏欺凌，但中国人民并没有打算“冤冤相报”，中国人民只是在为自己争取平等的发展权，追求和平竞争、互利双赢的目标，但至今仍然为西方个别霸权国家所不容。他们自己凭借在生产、技术、科技和经验方面的早发优势，逼迫所有其他国家就范于他们的高压和威慑之下，只能亦步亦趋，不能逾越雷池半步，对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各种围追堵截、无理打压。

中国依然要坚定走自己的复兴道路，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践规律的新认识，基于把社会主义看作世界现代化新途径、新道路、高级阶段和替代方案的认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科学发展理念的思想，努力为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提供中国选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种全新选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并不是社会主义以往经验和抽象教条的僵化沿袭，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性探索的结晶，其中包括了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贡献。

总之，以往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模式服膺于“物化逻辑”，过分重视利益、个体、发展、权利、竞争、征服、成功、荣誉的倾向，往往无视他者的利益、权利、尊严等，不利于人类“类利益”、集体利益、整体利益、長远利益、深度价值的实现。由此造成大量全球性问题，如劳动异化、贫富分化、阶级斗争、殖民侵略、世界战争、片面发展、贪污腐败、资源危机、环境破坏、文明对抗、民族对立、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等。中国的全球化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质就是积极建设和互利共赢，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通过科技创新而不是“挖墙脚”、打击别人的方法推进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和最终解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哲学转型论——中国现代化哲学的生成进路研究”和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实践哲学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号分别为：19FZXB094、14XZX001）

注释

[1]世界银行编著：《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3页。

[2]张义修：《从康德的“自在之物”到黑格尔的“事物自身”——马克思“物化”概念的一次哲学史溯源》，《现代哲学》，2015年第1期。

[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0、106、940页。

[4]鲁品越：《论资本逻辑的基本内涵》，《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5][6][7][8][9][10][12][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110、99、107、47、11、40页。

[1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4～7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193页。

[16][日]长谷川启之：《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郑树清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页。

责 编/肖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