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茹娟

摘 要：本文从阿尔托的著作《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中深入剖析残酷戏剧理论，从残酷的理解角度分别探讨了残酷戏剧的三种审美属性——必然性、揭示性和感化性，以及残酷戏剧理论在中国80年代至21世纪初对先锋戏剧的重大影响。中国先锋戏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残酷戏剧的审美理想，实现了残酷戏剧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同时推动着戏剧理论与实践的革新与反思。

关键词：残酷戏剧;美学内涵;必然性;揭示性;感化性

中图分类号：J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079 （2020） 06-0-02

20世纪30年代，阿尔托在他的思索和经历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戏剧理想——残酷戏剧，旨在打破以剧本为中心的传统戏剧模式。“通过这个理论体系阿尔托彻底反叛西方现代戏剧传统，他要回归前传统，创建一种最古老而又最新鲜的戏剧诗学，其理论目标是创造一种现代的精神仪式。”[1]在阿尔托的著作中，他提出了戏剧重影概念，认为真正的戏剧具有支配性的影子，并将瘟疫、炼金术、形而上学作为一种隐喻赋予戏剧新的内涵。

苏珊·桑塔格说“20世纪欧美严肃剧场的走向可分为阿尔托前和阿尔托后。”[2]阿尔托的残酷戏剧理论对20世纪后半期西方戏剧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彼得布鲁克、格洛托夫斯基都是残酷戏剧的实践者，他们所引领的先锋戏剧不断冲破戏剧题材和表现形式，推动戏剧艺术的发展，阿尔托的著作《戏剧及其重影》中多为他论述戏剧的文章、宣言和信件等，从其论述中探析残酷戏剧的美学特征，对残酷戏剧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先锋戏剧的影响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残酷戏剧的必然性

阿尔托所倡导的残酷戏剧与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深受生理和精神上的疾病困扰。他在书中写到“我所说的残酷是指生的欲望，宇宙的严峻以及无法改变的必然性。是指吞没黑暗的、神秘的生命旋风，是指无情的必然性之外的痛苦，而没有痛苦，生命就无法施展。”[3]阿尔托认为人生来就带有恶的本性，恶是生命和生活中的根本，生命中的恶与生活的残酷是普遍的、必然的，残酷不是指流血牺牲，而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在此，残酷具有了形而上学的内涵和宗教仪式感。阿尔托在戏剧表演中弱化台词的使用，将演员、动作、情节、灯光、音响等视作符号性语言，蕴含强大的阐释意义，旨在用身体和非语言物质来表现残酷的必然性。在当代中国先锋戏剧中，导演以具有程式化的肢体动作来代替演员语言的表述，用造型、动作、灯光等作为符号性语言的表达，扩大了语言的能指范围，增加了所指的内涵。

高行健和林兆华导演的话剧《野人》运用了大量的符号性语言，例如其中混杂了民谣、傩戏、婚丧仪式，借用交响乐的复调的手法，让演员用形体代表大地、森林、洪水、和情绪起伏，以此推动情节发展。在田沁鑫导演的话剧《生死场》的序幕中也以夸张的肢体语言诠释了对残酷的必然性理解。剧中女人一边讲述着面临分娩的恐惧，同时四个男人举起她的四肢，双腿朝上，头朝下，冷漠且麻木地完成了关于“生”的仪式化动作，充满着强烈的原始气息。剧中以写意化、質朴的舞台背景象征东北萧条的景象，最后的道具南瓜灯则象征着照亮反抗之路，并意味着这是一条充满着万千魔鬼和重重险阻的道路。査明哲导演的《纪念碑》中的演员服装采用阴沉昏暗的色调，舞台背景是焦黑的残垣断壁，演员表演时的追光用了耀眼的红色，还原了战争的硝烟弥漫、尘土纷飞的情景，象征了战争残酷的环境和恐惧的情感。

中国先锋戏剧通过对演员的肢体动作、造型道具和舞美灯光等戏剧表现形式的符号化处理，实现了与残酷的对话，表达了关于残酷必然性的理解，皆指向了对生命和人性的反思与追问，丰富了戏剧语言的表达方式、舞台构建和表演形式。

二、残酷戏剧的揭示性

“如果说本质戏剧是和瘟疫一样，那不是因为它具有传染性，而是因为它和瘟疫一样而是显露，是潜在性戏剧的本质的暴露、外露，而精神上一切可能的邪恶性，不论是就个人还是民族而言都集中在这一本质里。”[4]阿尔托将戏剧的作用比作瘟疫，瘟疫的特点是具有超强的传染性和致命性，而戏剧的根本作用是揭露问题，在阿尔托的残酷戏剧观里，他用残酷、痛苦和恐惧激发人们的潜意识，震慑观众心灵，刺激观众的精神，将人类潜在的阴暗暴露出来，进而实现净化的作用。

中国当代先锋戏剧中对残酷戏剧中揭示性的体现，可以从戏剧创作的情节和主题上寻觅踪迹。例如《生死场》展现了在外族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民族危机下，东北人民从被剥削到反抗的过程。金枝未婚先孕受到重重阻挠，两人提亲不成便出逃，金枝回村生孩，赵三因为封建思想的颜面问题在孩子出生后决然摔婴。成业回村宣传抗日时，杀死了侵犯金枝的日本兵，被激怒的日本兵又凌虐了金枝和村里的其他女人。赵三因苛税欲杀二爷却错杀贼，二爷赎出狱中的赵三，赵三之妻王婆不忍赵三的卑躬屈膝而服毒。二里半将假意亲善的日本兵请进家以粥水款待，却遭自己的妻子被强奸。在这些残酷的情节之下展现的是中国人愚昧、自私和麻木的性格特点，舞台上的人物形象仿佛就是在场观众的影子，毫不留情地直戳到民族的软肋，以悲剧性的人物命运和主题，揭露了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弱点以及对生死意义的思考。例如《恋爱的犀牛》讲述了犀牛饲养员马路爱上明明，便近乎偏执地为她做所能做的一切。剧中的角色符号化，将普通人的爱情和理想置入社会现实中，反思现代人生存的重重困惑。以矛盾的个体，揭示人类精神困境的根源，具有强烈的时代思辨性。再如，《纪念碑》讲述的是在战争期间，斯科特奸杀了23名少女，其中受害者的母亲梅加救出死囚斯科特，迫使他找到自己的女儿和其他年轻女性的尸体，最后用尸体搭建起一座纪念残酷战争的纪念碑，用残酷和具有悲剧色彩的个体命运揭示战争的真相和扭曲的人性。

中国当代先锋戏剧以深刻的主题和残酷的情节安排，无情地揭示了人性的善与恶，以及在不同时代下人性的精神困境和扭曲、异化的人格特征。揭示了潜在的人性和社会的阴暗，直逼观众去反思。

三、残酷戏剧的感化性

“如果想使得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一个艺术品）激发人们的美感，它就必须以情感的形式展示出来。”[5]戏剧艺术同样如此，阿尔托的残酷戏剧规则是用残酷、悲观、恐惧的情感，刺激着戏剧参与者的情感体验。阿尔托用残酷的方式揭露观众潜意识里的阴暗和罪恶，并将其释放出来，从而达到感化观众精神和内心的作用，让观众成为参与者而非仅是观赏者。因此，他提出对舞台的构想是让观众位于舞台中，四周被演出包围，真正参与到戏剧表演之中。对于表演则是用尖叫、咒语、噪音等传递情感，刺激观众的感官神经，震荡心灵，以此对个人生命和人类命运产生感化和净化作用。

中国当代先锋戏剧创新了戏剧参演方式和呈现方式，同时实现了阿尔托对于戏剧舞台建构的设想，达到了戏剧的互动性和联动性的作用，从而影响并感化戏剧参与者的精神世界。例如，牟森导演的《与艾滋有关》对于舞台和剧场的革新体现在演出过程中，将台下的民工请上舞台，让他们跟随着节奏一起跳舞，打破观众和演员的界限，模糊了剧场空间的界限，用即兴表演和身体语言回到古老的、仪式化的场景，呈现出集体狂欢的景象，观众的情感体验与戏剧语言和戏剧精神产生交融。例如，《恋爱的犀牛》（2003）中，舞台背景使用的是镜面墙体，在舞台灯光的变化中，可以实现将演员和观众的身体反射在舞台背景上，似乎让观众也成为了剧中的重要角色，参与到戏剧演出中，从而实现了与观众的互动。剧中还采用歌唱、朗诵和口技表演，将内心的情感用詩化和戏谑化的语言，唤回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记忆，并达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中国先锋戏剧对残酷理论的借鉴、创新和实践，为戏剧艺术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性，通过“残酷”的参与性和互动性，不仅能激发演员的情感表现，更能触动和感化观众的自我意识与精神世界。

四、结语

从残酷戏剧的三种审美属性把握阿尔托的残酷美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残酷戏剧的实质内涵，即以残酷的天然属性为核心，用残酷、恐怖和痛苦的氛围揭露现实生活的阴暗，激发人的潜意识，从而看到真正的自我和事物的本质，实现重建戏剧，重建生命的目的。阿尔托为中国先锋戏剧、实验戏剧的诞生带来了最直接的理论影响，中国当代先锋戏剧一方面实现了与残酷美学的契合，一方面也推动着戏剧艺术的革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宁.西方戏剧理论史下册[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953.

[2]林克欢.从戏剧性到剧场性的转变——作为历史范畴的戏剧学[OL]中国社会科网，2014：1.

[3][4]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09，28.

[5]胡妙胜.演剧符号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