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荻薇

摘 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高质高产的黄金时期。李碧华多部作品在这一时期被翻拍成电影作品，因此负有盛名。李碧华天马行空的故事构架使得以小说为蓝本的电影情节得以戏剧化展开。本文以电影《胭脂扣》与《川岛芳子》为研究案例，探讨两部电影对李碧华原著小说艺术风格的延续，研究两部电影对女性情爱主题的改编与再创作。

关键词：李碧华;关锦鹏;《胭脂扣》;《川岛芳子》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079 （2020） 06-0-02

作为极具代表性的香港女性作家，李碧华因其风格化的创作手法成为“雅俗结合同时又为高层次读者和一般市民所喜欢的作者”。[1]不同于主流严肃文学的沉郁与苦思，更不同于消费文学的粗浅与庸俗，鬼魅、轮回、市井生活、人物传奇是小说的常见情节，这些情节皆不离情爱主题。李碧华多部小说在这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被翻拍成电影作品，她因此负有盛名。李碧华将情爱主题叙事融入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在复杂的情感纠葛中，小说重点探讨了女性生存困境以及困境所反映的女性悲剧根源。本文以电影《胭脂扣》与《川岛芳子》为案例，从电影的改编入手，作为华语电影佳作，电影在延续李碧华小说诡吊凄艳的故事风格基础上，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与改编，本文着重探讨两部电影对小说关于情爱叙事主题的改编与再创作。

一、小说中的情爱主题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具有独特的城市文化与地缘身份，边缘化与无归属感使香港文化呈现出焦虑、迷茫与不安。李碧华小说从诡吊奇异的笔墨，用鬼魅、轮回、故事新编等情节映射出区别于主流文化的独特城市基因。李碧华惯以鬼魅世界营造天马行空的想象，作品将鬼魅形象人格化、主体化，“鬼性”其外，人性其内，具有一定的现实关怀。[2]同时，小说塑造边缘小人物的生活样态，展现了市井生活的戏剧色彩，充满对人情与世情的探讨。不论是鬼魅世界还是市井生态，李碧华都将其融入“痴男怨女，悲欢离合”的情爱主题中，更着重叙述女性形象的悲剧情感经历，倾注了女性主义关怀。现代女性在获得经济独立之后，依然无法改变传统性别结构中的弱势地位，无法从根本上获取男女的真正平等。[3]为探究不平等性的真正根源，小说通过女性形象的情爱纠葛来表现女性不可逆的悲剧宿命，她们中有些已获得社会地位与经济权，但对于情爱的执念使她们轻易牺牲自我、奉献真情从而陷入困境，这些正直接体现了女性的性格弱点与性别悲剧，正如小说《青蛇》中，重见天日的白素贞无法忘却曾经背叛她的许仙而义无反顾地投入新的情感旋涡中。因此，李碧华用情爱主题反复阐释了女性的性别悲剧——女性的自我价值通过与男性的情爱关系界定，女性自愿成为他者附庸。

二、《胭脂扣》——情爱主题的延续与渲染

李碧华小说《胭脂扣》讲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香港，名妓如花与阔少陈十二少相爱却不被封建家长祝福，走投无路的一对恋人相约共赴黄泉，吞鸦片死去的如花黄泉路苦等数十年未果，来到五十年后的香港寻觅十二少，结局令人唏嘘。小说中的十二少怯懦贪生，而如花也不是高尚光辉的形象，她因爱而不得成为妒妇，意图害死临阵退缩的十二少。小说借“如花”这一形象，表达了坚贞的爱情观女性为爱痴狂的情感困境与性格弱点。

由《胭脂扣》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关锦鹏导演执导，这部电影一经上映，便好评如潮，电影中如花与十二少从相爱到分离的故事令观众扼腕叹息。相比小说《胭脂扣》冷冽的剖析，关锦鹏突出了真爱无悔的价值观，表达了坚贞不渝的爱情宣言，弱化了小说的批判意义。作为一部爱情题材电影，影片用更多的篇幅刻画了十二少潇洒倜傥的正面人物形象，张国荣出彩的演绎与十二少形象完美融合，观众看到十二少的单纯与诚挚，改变了小说“负心汉”的脸谱化形象。电影对小说最大的改动体现在结尾部分，小说结尾处，如花和永定、阿楚一起去片场寻十二少，如花凭空消失，读者不知如花是否寻到十二少，在开放式结局中，寻爱无果的悲剧结局早已注定。经改编后的电影结局将情爱主题渲染到极致，貌若当年的如花在片场找到落魄潦倒、白发苍苍的十二少，十二少对旧时的如花念念不忘，他的灵魂备受煎熬，当如花离去，他说：“留我一个，独自受苦”。影片中，十二少的怯懦之罪因老年落魄已受到惩罚，观众因生活际遇的窘迫对十二少产生了理解与同情，使他在道德层面“获救”。而相对圆满的影片结局也冲淡了悲情基调，使爱情主题得以升华。

电影对“袁永定”形象也做了改写。小说中，袁永定面对女友阿楚的刁蛮时依旧会动摇，面对柔情似水的如花时仍会陷入意淫，他曾说：“我们都不懂爱情”，这表达了真爱难求的悲剧主题。而电影弱化了作为男性的袁永定丰富的心理本能，他成为正直善良、温柔体贴的模范伴侣。为突出爱情主题，导演关锦鹏对男性形象给予宽容和理解，男性形象具有“变好”的趋向。对于电影艺术而言，这样的改编无疑存在合理性，坚贞而执着的如花，无辜而纯良的十二少，都代表了物欲盛行的現代社会中大众对坚贞爱情的憧憬，对美好理想的期许。

三、《川岛芳子》——从国族意识的解构到情爱主题的塑造

由方令正执导的电影《川岛芳子》改编自李碧华小说《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电影由李碧华亲自操刀改编，保留了小说的情爱主题，讲述抗战时期的汉奸川岛芳子作为边缘女性人物在男权社会下的性别困境与情感悲剧。忧国忧民与民族荣辱感是历代中国文人的创作主题，大部分华文文学作家面对主流国族叙事往往有相似的主题和步调，而李碧华对“国族意识”的解读具有开放性和多义性。[4]对川岛芳子的故事，李碧华并不从历史观进行讲述，而着重刻画她的情爱世界。小说中川岛芳子原是清朝皇族，国破后她随义父川岛浪速远赴日本，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复国”之路。川岛芳子的“国族”概念是她的父王与义父构建的，她对民族意识概念模糊，中国人视她为汉奸，日本人视她为棋子，这使她对自我身份产生迷茫。为寻找身份认同，川岛芳子通过情爱关系依附男权，却始终处于边缘境遇。一方面，李碧华借川岛芳子的故事塑造隐现当时香港的地缘环境与文化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情爱主题叙事，川岛芳子成为有血有肉的普通悲剧女性，她的人生经历也揭示了女性依附情感获得身份认同的性别困境。

电影的改编延续了小说的情爱主题，强调边缘化社会属性，解构国族意识，改变既定历史形象，并将观众的焦点转移到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下川岛芳子的情感悲剧经历中：童年的川岛芳子沦为男性“复国”的工具，成为牺牲品;少年的川岛芳子失去贞操，牺牲了美好的初恋;权欲道路上的川岛芳子屈服于男权，沦丧人格与道德。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情感悲剧是川岛芳子悲剧人生的直接体现。面对父权、威权社会环境的重压，她以情爱为筹码与关东军司令进行利益交换，却仍是被利用的玩物与工具。作为女性的反叛精神与自由意志在川岛芳子身上并未彰显，她的迷茫与顺从、挣扎与沉默表现了女性无从选择的弱势地位与柔性特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开解了川岛芳子的历史罪孽。原著作者与电影编剧李碧华从女性视角出发，在川岛芳子与山家亨纯真美好的初恋、与云开惺惺相惜的守护之情中，电影强调了作为普通女性的川岛芳子充满人性悲悯的性格本质，观众在真挚爱情的失落中体察出川岛芳子的柔情与善良，对川岛芳子产生情感共鸣与怜惜，在聚焦川岛芳子妥协与顺从的自身性别弱点之余，更引向对父权社会的批驳与女性生存环境的深思。电影从川岛芳子的曲折爱情与坎坷命运中揭示两性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引发观众的凝视与自省。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电影《胭脂扣》将李碧华小说中的情爱主题升华，弱化了两性关系的批判色彩，渲染了真爱无悔的价值观念。而电影《川岛芳子》延续了李碧华小说传奇化的人物记叙模式，突破主流历史观的束缚，以情爱主题揭示女性悲剧宿命的根源。两部影片既保留了原著小说风格化的故事基调，对情爱主题的改编也加入了导演创作的新思路，使传统爱情故事情节具有饱满的戏剧冲突，而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与女性精神的表达也使影片具备深度与内涵。

参考文献：

[1]古远清.当代台港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288.

[2]韩宇瑄.论李碧华小说的鬼魅书写及其文化源流[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31（02）：42-50.

[3]孙绍荣.社会性别文化下女性的自我迷失[J].电影文学，2009（22）： 118-119.

[4]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