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家瑜

古代中国从汉以来便有了与周边小国交往的文字记载，而到唐朝则迎来了万邦来朝的盛世。各种肤色、种族的异邦人纷至沓来，城市的市集中涌现出大量的海外商品，但是民间的贸易往来在经济交往中并不占多数，更多的是官方间的互通。由于历来的统治者都始终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认知的推动下，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往来彰显的是天朝的威严和不可侵犯，因此双方的贸易严格地来说并非是平等的，而是更加倾向于以赐予的方式与周边国家联系，这种贸易方式被称之为朝贡贸易。具体而言就是，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海外国家通过派使节输送的物品来朝称为贡，即献给天子的礼物;中国再回赐给相应的东西。

宋朝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

宋代上承汉唐，下启元明。在宋朝建立后，认为“国家受禅于周，周木德，木生火，合以火德王”，以此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正统自居的宋朝希望通过与周边民族和国家构建以其为中心的辐射圈。然而，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既没有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还时刻遭受到周边割据政权的侵犯。相对北方，宋朝与南部大多数海外国家之间关系都比较友好，这一时期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如图1所示）。

宋朝所谓的“南海诸国”包括东南亚、印度洋沿岸、西亚，甚至包括北非和欧洲的个别地区。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中记载，宋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有26个，朝贡次数为302次。宋朝将南海诸国皆视为藩属国，并且称其诸国的国君为国王，例如在《赐占城国王敕书》中称占城国主为“占城国王”“注辇国王遣使来贡”都表明了宋朝与海外国家的关系。

除了在东亚的高丽外，东南亚地区的交趾、占城、三佛齐来华朝贡的数量和次数都比较频繁。交趾因其曾在汉唐时期为中国的郡县，因此宋朝在建立后并不承认其为独立的国家，而将其视为宋朝的藩属国。宋朝对交趾首领的册封始见于开宝六年（973年）对丁琏的册封，地方州郡官为充静海军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安南都护，爵位为济阴郡开国公，开宝八年（975年）加封为交趾郡王。宋朝始终认为应该收回交趾，以恢复汉唐旧制。直到元丰年间才改变政策，双方商定划分边界，意味着宋朝放弃了“恢復”交趾的计划，交趾以藩属国的身份与宋保持往来。南宋初期，对交趾的态度与北宋一致。例如熙宁六年（1073年）李乾德即位，他被册封为静海军节度使观察处置等使、安南都护、交趾郡王。孝宗时期宋朝改变了对交趾的政策，承认交趾为国。除了交趾与宋朝往来频繁外，其他东南亚国家如占城、三佛齐等也与宋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北宋时期，占城是除交趾外，南海诸国中与宋朝政治关系密切的国家。占城与宋朝交往时，能够遵守宋朝规定的两国间的宗藩秩序。三佛齐是继室利佛逝后崛起的东南亚地区的大国。它在10-12世纪控制着如今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地区，并且控制着往来于印度洋与中国的航道。当时从阿拉伯和印度来中国的船只因信风的缘故，经常会在三佛齐的港口作短暂的停留，许多物品都会聚集到这里，再流向其他国家。南海等地所出产的香料等特产，是当时统治阶级非常需要的，而三佛齐国以及前往贸易的印度、阿拉伯等地的商人，又非常需要中国所出产的陶瓷、丝绸银钱等物。因此，经济往来的需要，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朝贡以及商业贸易

宋朝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密切往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朝贡与商业贸易。就朝贡国而言，交趾一百二十七次，占城七十五次，三佛齐三十六次，注辇五次，阇婆、蒲端各四次。各个朝贡国的朝贡次数并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是从时间上来看，北宋时期东南亚诸国朝宋的数量和次数要比南宋多。

公元971年，广州设立了提举市舶司，成为海上国家入境的主要关口。一般来华的朝贡国会派遣使节来进贡，东南亚的国家也不例外，使团中通常会包括正使、副使与判官。不过朝廷对朝贡人数是有规定的，要求来华朝贡的东南亚国家人数不能超过二十个。各国外使在到达后，便由朝廷官员接待，在入京的路上也会有专人护送至京城中的指定入住地点。在京期间，各国使臣需要参加各种朝贡活动。据《宋史》记载，其内容包括呈递本国表章，移交贡物，应诏觐见皇帝，参加庆典活动和宴会，代表本国国王接受宋廷封赏和官方文书等。各国朝贡时进献的物品一般是本国的特产，如象牙、犀角、香药、龙脑、玳瑁、真珠、金银器等和某些动物，包括大象、狮子等。例如，淳化三年（992），阇婆遣使陀湛等来贡，“陀湛又进大玳瑁六十七斤、藤织花簟席二十领、丁香十斤、白龙脑五斤。”占城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遣使蒲萨多婆、副使蒲多波底、判官陈义来贡象牙六十二株、螺犀十一株、药犀二十九株、玳瑁三百片、沉香五十斤、煎香三百五十斤、黄熟香二百一十斤、带枝丁香三十斤、豆蔻六十斤。”相应的，宋朝在对进贡的物品评估后向朝贡国回赐的物品价值远远高于朝贡物。除了回赐外，还有别赐、特赐和加赐，这属于宋朝的额外赐予。如在熙宁九年（1072）五月二十二日，“占城国进奉琉璃、珊瑚、酒器并龙脑及药物、乳香、丁香、荜澄茄、紫矿等。诏回赐外，特赐银二千一百两。”丰厚的赏赐吸引许多国家来华朝贡，的确促进了当时的贸易往来，但是过度的赏赐使政府的财政不堪重负。北宋中后期开始，政府开始有意识地限制朝贡的数量和规模。特别是到了南宋，政府在面对官僚机构庞大的开支和军费时，更加务实、更加看重的是海外贸易，而非朝贡贸易。

除了朝贡贸易外，宋朝还与海外国家间有商业贸易往来。公元971年，中国在广州设提举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海上贸易。此后，宋朝陆续在沿海设立了杭州、泉州、宁波等八个市舶司。市舶司主要是对往来的商船货物征税和抽解，扩大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东南亚国家各种各样的产品进入中国境内，其中尤以香料最为多，香料进口量的日增，使其从奢侈品逐渐成为市井日常的消费品。宋朝不只是允许各国产品在中国售卖，也有大量的中国货物运往海外，甚至远达中亚等地，其中丝绸和瓷器最受欢迎。而如今被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正是从两宋开始。在被发现的“南海一号”（如图2所示）沉船中考古研究发掘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瓷器、铁器、钱币等。瓷器从宋代开始大量向海外出口，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不仅将瓷器作为装饰品，还作为日常用品大量使用。

对宋朝与东南亚的影响

两宋时期其北方始终盘踞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先有辽、夏，后有金。宋朝与它们之间的交往主要是在边界进行的榷场贸易，只是这种来往并不稳定，经常会被两方间的冲突、甚至是战争打断。此外，辽和夏的统治范围正好包括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彻底阻断了宋与中亚、欧洲的贸易渠道。面对这种局面，宋朝只能将重心放在经济发展快且与海外国家容易联系的南方。自北宋起经济重心就开始向长江以南转移，到南宋时期经济中心的转变正式完成。南方手工业如丝绸、瓷器的发展迅速，广州、泉州等市舶司的设立，都有利地促进了与海外的贸易往来。

宋朝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交往方式在上文已经做了详细介绍，就二者的性质来讲，朝贡贸易更加偏向于政治性，是统治者权力的彰显;而商业贸易则更具有实用性，北宋后期乃至南宋，商业贸易比朝贡更加受欢迎。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贸易形式，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海外的奇珍异宝和豆蔻、丁香、花椒等香料（如图3所示）被带到中国丰富了国内的集市以及满足百姓的日常需求。相反，商品大量出口，特别是丝绸和瓷器这一类的大宗货物，则受到了热切的追捧，并且成为了身份的象征。贸易的往来对宋朝而言是促进了宋朝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沿海社会的稳定，给朝廷带来了大量财政收入，提高了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对东南亚诸国来说，贸易带来的除了丰厚的回赐外，中原王朝的文化、制度、礼仪也对它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朝北方存在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阻挡了与西域以及中亚的贸易往来，由此“路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而南方稳定的环境和统治者对商业发展的鼓励都促进了与海外国家的贸易往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同时增进了与东南亚诸国的交流和友好关系。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