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友鹏 邹凌雁

【摘 要】 文章阐述了一千多年来，中国书法品评标准的流变。从比拟标准、主观标准、客观标准到综括标准，不单纯是书法内在美学的演进规律的变动，它与时代的变迁和思想的更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 古代书法;品评标准;流变;美学

中国古代书法，作为一种书写工具，起初并没有特别的含义。从魏晋时期开始，书法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记录载体，它也被赋予了美学意涵，从而催生了书法品评的出现。中国古代书法品评，自魏晋之际诞生以来，其品评标准产生了诸多改易，但究其根本，总是与社会思想的演化相与递进。深入分析其标准的变化，才能深入的体察中国古代书法品评的发展脉络，厘清其中的云遮雾绕，一攬千古。

在魏晋之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品评，书法只不过是一项纯粹的技术，与射箭、骑马并等，并没有被赋予美学的价值。元代郝经在《陵川集》中认为：“夫书一技耳，古者与射、御并，故三代、先秦不计夫工拙，而不以为学，是无书法之说焉。”到了魏晋，“始以书为工，后寓性情、襟度、风格其中，而见其人，专门名家始有书学矣。”同时期刘因也在《荆川裨编》中，论及书法的源流，“字画之工拙，先秦不以为事。魏晋以来，其学始盛，自天子、大臣至处士，往往以能书为名，变态百出，法度具备，遂为专门之学。”当天子与士大夫竞相以“能书为名”后，书法从技艺变成了美学的追求，产生了专门讨论书法优劣的品评。

一、书法品评的比拟标准阶段

最初产生的书法品评标准，是书法家之间的自发的比较，南北朝前期，喜欢用人物互比的方法来做书法的品评。王羲之在《自书论》中，就曾将自己的书法与钟繇、张芝做比较，“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去此二贤，仆书次之。”羊欣在《采古来能书者名》中，论及王献之书法，也与乃父相权衡，“王献之……擅隶、草，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王僧虔《论书》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不及欣。”总之，这个时期的书法品评标准，是以一种原始的人物互比的方式在论及书法的短长。这就要求品评者必须要对不同的书法家的作品有全面的掌握，但又主观性过强，很容易因为个人的偏好而有失偏颇。

南北朝中期，开始转到以事物类比来品评书法的标准。在这期间，大量使用“如”字来做类比。“如”字的使用，正反映了中国文字独特的方块结构的韵味。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谈王羲之、王献之和羊欣书法时，就运用了这种标准，“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少年”，“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梁武帝萧衍所著《古今书人优劣评》中，称赞王羲之字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古代抽象思维的局限与具象思维的丰盈。这一时期的不少名家，都追求超凡飘逸的书法，与此时期玄学思想的追求相为表里。

二、书法品评的客观标准阶段

到了南北朝后期，书法品评开始尝试用客观术语做标准。庾肩吾在《书品》中借鉴班固《汉书》中的人物品级划分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将书法分为“上、中、下”的三等九品，并将列“上上品”的张芝、钟繇和王羲之的书法，用“功夫”和“天然”二点来做具体化的分析，“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这种客观术语的出现，代表了书法的品鉴，进入了自觉自为的意识之中。

唐初不少书法家，在学习书法时，已感觉唐前的书法品评不够客观，孙过庭在《书谱》便认为唐前的书评，都不够具体，“至于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必须运用更加周密详备的品评标准。

唐代李嗣真在《书后品》中于“上之上品”之上，又列“逸品”一栏，放置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四人。他认为逸品是超越时间空间概念，体现了书法最精粹的法度和规矩而又不局限于法度和规矩的作品。这是“逸品”一词的最早出现。显然到唐代，完全依照“上、中、下”来品评书法，已经不能够满足书评的需要。而唐代过于崇尚法度的规范化，认为书法是在规矩内的规整书写，因此，规规矩矩的楷书在唐代大行其道。书法的高下，有了数层的学习演进阶段，给了学书者以登堂入室的法门。

张怀瓘在《书断》中分“神品”、“妙品”、“能品”三等，以“神采”作为品评的标准，赋予了书法更多的美学意涵。书法评论到了唐代，从时空上的“上、中、下”演变为抽象的“神、妙、能”。

三、书法品评的主观标准阶段

到了宋代，“逸品”几乎被“神品”、“妙品”压制，只强过纯粹以工夫取胜而无天赋的“能品”。这与唐宋之际思想的巨变不无关系。宋代糅合儒、释、道思想的理学的孕育与萌发，禅宗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将唐代规整的书法架构被打破，使提倡个性抒发和思辨精神蔚然成风，成为书法意趣的主轴，思维的变化在书法中得到了完全的展现。

此时的书法品评，追求自我本性的自由彰显，反对毫无生气的呆板模仿，这也催生了行书的更加流行。他们反对唐人崇尚法度的书法模式，倡导书法的革新，并将革新的源头，追溯到唐代的颜真卿，“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曾多次提及，他的书法纯粹出于无意识的书写，“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他也大胆创新，在书法中大量使用侧锋入笔。

同为宋代书法名家的米芾，就曾发愿“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千古”，“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黄庭坚主张重韵去俗，“笔墨各系其人工拙，要须其韵胜耳”，“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两晋士大夫类能书，笔法皆成就，右军父子拔其萃耳……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

四、书法品评的综括标准阶段

元明清三代，民族融合成为发展的趋势，主张综合百家、各派之长才能成就书法的高妙成为主流。元代赵孟頫认为，“右军将军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轶特甚，故历代善书者必以王氏父子为称首。”王羲之所以书法造诣高出众人许多，并不在他的天资，而在于他的勤奋。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追溯自己学书的历程，便是博取百家之长，“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舍丙帖》，凡三年，自谓逼古……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

清代，中西交流日益频繁，民族本位意识的凸显和多元文化的碰撞，促进了从清代中期的阮元《南北书派论》起的“扬碑抑帖”风潮，这一时期书法审美的流变，从重视精妙神韵的帖学发展到重视质朴厚重的碑学的演变。也是为了纠正过于注重帖学导致的纤柔有余，刚猛不足的时弊。清末民初康有为在《广义舟双楫》中，强调了书法要总括百家，而不能死抱一家字帖，尤其是碑帖结合，“若所见传，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断非枯守一二佳本《兰亭》、《醴泉》所能知也。”

五、结论

书法品评标准的流变，从比拟标准、主观标准、客观标准到综括标准，不单纯是书法内在美学的演进规律的变动，它与时代的变迁和思想的更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书法的审美意趣，在不断地推进演化中，从浅显走向深入，从个别议论走向系统性论述，正如涓滴细流汇聚成浩瀚大海，实现了中国书法品评向更高维度的深入拓展，成就了中国文化千年的神韵与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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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友鹏（1989—）男，汉族，浙江杭州人，硕士研究生，浙江大学离退休工作处科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学艺术研究.

邹凌雁（1988—）女，汉族，江苏江阴人，本科，江阴初级中学思想政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