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天娇

摘   要： “路通城兴”是丝绸之路与丝路城市共生的写照，十三、十四世纪别儿哥萨莱城交通的发展即其具体体现。十三世纪前，欧亚大陆政局混乱，丝绸之路时断时通。十三世纪以来，蒙古西征、四大汗国的建立、驿站制度的完善、统治者的支持推动了别儿哥萨莱的交通发展。交通发展使别儿哥萨莱贸易兴盛，城市进一步发展，东西方文化得以交流融合。

关键词： 跨国史   丝绸之路   金帐汗国   别儿哥萨莱

一、引言

“交通是文明交往洪流奔腾向前的大动脉”①（15）。 对于十三世纪的金帐汗国都城别儿哥萨莱而言，丝绸之路的畅通是该城市兴起的必要条件。研究别儿哥萨莱交通的发展對于了解别儿哥萨莱城市的历史来说必不可少。目前学界对金帐汗国的研究成果丰富，主要有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的《金帐汗国兴衰史》，拉斐尔·卡其莫夫、玛丽·法维罗合著的《世界历史上的金帐汗国》、维吉尔·乔齐尔坦的《13—14世纪蒙古与黑海的贸易》等。但以别儿哥萨莱为主题进行的专题研究尚不多。本文以丝路城市别儿哥萨莱为着力点，探究跨国史视角下城市的交通发展。

二、金帐汗国建立前欧亚大陆的政治局势

蒙古西征前，欧亚大陆政局混乱，国家间纷争不断，丝绸之路时断时通。当时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南宋与金朝以淮河为界南北对峙，西北地区的畏兀儿、西辽政权，西南的吐蕃、大理政权彼此间连年争战不断，导致生产力下降，交通阻塞。欧亚大陆中部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变。中亚的花刺子模帝国以玉龙杰赤为都城雄踞一方，统治着印度河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东西交通往来无不经过此地。但帝国内部的斗争为交通往来蒙上了阴影。塞尔柱帝国的分裂割据加剧了东地中海的复杂局面。西欧各国王权软弱，教权处于上风，且国家间战争冲突不断。东欧地区，第四次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国。俄罗斯也处于诸封建公国割据时期。欧亚大陆的分裂割据阻碍了各国各地区的交通往来，但这种情况在蒙古西征、四大汗国建立之后发生了重大转变。

三、金帐汗国时期别儿哥萨莱交通发展的原因

一是蒙古西征、四大汗国的建立打通了阻塞的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混乱的局势为蒙古西征创造了机会。1219年至1260年间，蒙古骑兵先后进行了三次西征。第一次西征灭中亚的花剌子模帝国;第二次由拔都率领进入钦察草原，攻陷罗斯各公国、保加尔汗国、伏尔加河和奥卡河地区，此后建金帐汗国，建都于拔都萨莱，别儿哥汗时期建城别儿哥萨莱。第三次西征军在旭烈兀的带领下攻占巴格达，灭阿拔斯王朝，后又陷大马士革。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蒙古人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帝国，统一政权的建立为宋代以来阻断的丝绸之路重新打通提供了条件。此前相互隔绝的陆路与贯穿印度洋的海路连接起来，形成了真正的道路网。别儿哥萨莱作为丝绸之路陆上重镇，自然从中受益。

二是驿站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推动了别儿哥萨莱的交通发展。金帐汗国历任统治者非常重视与国内外的交通往来，为此广设驿站。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就设立了驿站，给驿站配有适量的驻守者和替换牲畜，以及供往来商人、僧侣等食用住宿的必需品②（34）。 窝阔台建立哈剌和林后，驿站制度正式建立。当时的蒙古帝国初具规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完善驿站制度，成为加强帝国与各地区联系的一种纽带。窝阔台说：“使臣往来，使百姓也沿途[跟着]奔驰，往来的使臣其行程也要迟延，百姓也遭受痛苦。现在我们一律使它有一定的位置，由各处的千户，派出站户马夫，在各个处所设置驿站。使臣无紧要事，不得沿着百姓[骚扰]，要按照驿站奔驰。”察合台同意该提议，并承诺：“我从这里迎着，把驿站接起来。再从这里派使臣到拔都那里，叫拔都也把他的驿站，迎着连接起来。”③（444）此后，窝阔台降旨给拔都，让他在金帐汗国设驿站通到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再修驿站通到哈剌和林。如此，驿站就从哈拉和林延伸至中亚察合台领地，再由察合台领地延伸到金帐汗国领地。金帐汗国的驿站系统就这样建立起来。金帐诸汗很重视对驿站制度的保护。至元二年（1336年），月即别汗派使来求分地岁赐，以赈给军站④（2906）。 驿站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金帐汗国的交通往来提供了便利，交通便利促进了驿站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三是统治者的支持为别儿哥萨莱的交通发展提供了保障。当时往来于各交通路线上的队伍大多是官方使臣、周边国家的商人与僧侣，此时金帐汗国统治者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尤为重要。拔都在位时期为伊斯兰商人建立了清真寺。在他的统治下，伊斯兰教徒和商人安居乐业。别儿哥在位时期，俄罗斯东正教在撒莱立足。月即别汗命人修建了清真寺、伊斯兰教学堂，并将伊斯兰教定为金帐汗国的国教。宗教宽容使各地商人往来不绝，有的还定居在别儿哥萨莱。统治者从贸易中收取的利润为城市交通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当时一位东方学家斡马里的著作中就记录了别儿哥萨莱的贸易情况。他写道：“在那条比尼罗河大三倍或多倍的伏尔加河上，船只来往不息。它们一直可以航行到俄罗斯和斯拉夫地区。”他继续说道：“萨莱是一个大城市，在这里有许多贸易点、浴场和庙宇，世界各地的商品都汇集于此。”⑤（108）

四、别儿哥萨莱交通发展的影响

交通的发展使别儿哥萨莱贸易繁荣、城市进一步发展、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融合。

别儿哥萨莱交通的发展使城市贸易繁荣。金帐汗国统一政权的建立为别儿哥萨莱交通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自此，别儿哥萨莱对内与金帐汗国各城市互动频繁。克里木城作为通往埃及的必经之路，在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伏尔加河下游居民运来谷物、肉类、皮革和树皮，不里阿耳是汗国重要的农业区，经水路运到别儿哥萨莱的粮食、毛皮等在满足别儿哥萨莱城市生活需要的同时也为其手工制品的制作提供了原料，促进了城市手工业的发展。这些东西深受欧洲、东方商人的喜爱。伏尔加河下游居民以此换取丝织物、金属制品等;游牧民则换取粮食和粗棉织物。对外，别儿哥萨莱与周边各国发展了积极的贸易关系。在与元朝的朝贡、赏赐交往中，金帐汗国的米西儿刀、白西马及不里阿耳的毛皮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青睐。从别儿哥萨莱运到印度的货物有剑、亚麻等，其中基普切克草原（Kipchak）出口的马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贸易往来中，别儿哥萨莱主要为马穆鲁克埃及提供补充军队成分的奴隶，期间热那亚人因其在黑海上的特殊地位，为金帐汗国奴隶往亚历山大的运送起到了很大作用。埃及使臣则为别儿哥萨莱带来了当时世界的奢侈品——玻璃制品等。与欧洲的贸易往来中，意大利商人占据着重要地位。与罗斯各公国的往来中，以征收贡赋为主。此外，罗斯南部诸公国与北高加索地区产的粮食也会运到别儿哥萨莱。

别儿哥萨莱交通的发展使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是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据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描述：“萨莱城极其广阔，居民熙熙攘攘，市场建筑美观，街道宽广。别儿哥萨莱市场繁荣，各地商队往来不绝。”⑥（287）城内居住着多民族的人，还为外来商人单独安排了一个居住区，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据统计，到月即别汗时期，别儿哥萨莱的人口达10万以上。城市空间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城市交通的完善。二是城市行政系统完善。設有专门向居民征收各种赋税的民政机构，同一个人既可以负责该地区的管理，又可以负责向居民征税。向各州征收的税赋，常转交给商人代办，这些人大多是穆斯林。其中在对待市内政务时，花剌子模人常被任命为达鲁花，对待被征服地区时，他们常以八恩哈为职。汗国的法院系统由封建主及与贵族官吏把持。法院与行政当局紧密结合，没有任何独立性。札鲁忽赤总是按照最高行政当局的意愿和利益行事。三是军队组织发展。在军队组织中，封建贵族上层手握重兵，使汗国具有了军事封建性质。军队中，军权和民政权是分开的。金帐汗国中，有特殊的不合兀勒军职。主要任务是分配由大底万发的军队给养，分配战利品，并监督处置军队中的欺凌行为。

别儿哥萨莱交通的发展使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融合。别儿哥萨莱城的建筑风格、手工业制品、宗教的多元皆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别儿哥萨莱统治者的宫殿顶上修建的金色月牙就是融入伊斯兰元素的体现;别儿哥萨莱地处欧洲，但受东方影响较大，城市基本上是典型的东方封建形态，城市的工商业区是依街道窄巷分布，每一个街坊从事一定的手工业生产。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中玉龙杰赤和俄罗斯的工匠发挥了很大作用。金帐汗国历代统治者秉承成吉思汗实行的宗教宽容政策，使基督教在意大利商人的传教活动协助下，在金帐汗国生根发芽。为了在政治上与马穆鲁克埃及联合打击伊利汗国，别儿哥、月即别汗纷纷呼吁向伊斯兰教靠拢，并在月即别时期把其定位官方宗教。这一举动使大量伊斯兰世界的商人、商队组织、僧侣纷至沓来，加强了别儿哥萨莱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和商贸往来。此外，别儿哥萨莱城的城市艺术深受玉龙杰赤文化的影响。如别儿哥萨莱的釉陶制作完全是模仿玉龙杰赤制陶作坊的产品。这种经济文化的交融都离不开城市交通的发展。

五、结语

金帐汗国统治下别儿哥萨莱的交通发展深受蒙古西征、四大汗国的建立、驿站制度的完善、统治者的支持的影响。交通的发展又使城市贸易繁荣、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多，促进了欧亚大陆间人员、物资、文化的跨国流动⑦（2）。 但不可否认的是，别儿哥萨莱城的交通发展状况深受国际国内局势的影响。月即别汗以后，国内统治阶级内讧不断，加上外部势力的入侵，别儿哥萨莱的交通、贸易发展一度中断，后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没能挽救城市衰落的命运，交通自然随城市衰落而走了下坡路。

注释：

①彭树智.我的文明观[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

②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M].何高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③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六十八年版.

④《元史》卷117《术赤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

⑤乌马里.眼历诸国记[M]//《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新编第32、33辑.

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M].马金鹏，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⑦Virgil Cioc？觘ltan， The Mongols and the Black Sea Trad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M]. Translated by Samuel Willcocks， Leiden·boston， 2012.

本文受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9XSY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