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晨

摘要：纵观世界文化发展史，区别于其他古文明，古代中国对于宗教的态度似乎很冷静，宗教文化始终未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一直服务于上层建筑构建。相比于其他宗教的发源及发展史，古代中国的宗教文化语境更多的与不同经济基础下的政治体制构建相关联。探究中国古代社会本土化宗教形成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对于当今的宗教政策制定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本土宗教;外来宗教;本土化;文化语境;社会土壤

一、综述

世界范围内对于宗教文化成系统的研究可大体认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这一阶段是宗教学资料积累和其各子学科抽离的重要时期。国内史学界对中国宗教文化的研究历史已久，成效颇丰。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及东汉后期中国本土化宗教道教产生之后，历朝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对佛道内核及思想研究长期进行。近代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在西方宗教文化和宗教学理论影响下，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研究切进了新的研究视角，更加重视用全球史观、整体史观研究宗教的发展史，而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思想的阐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引下的宗教研究更多贴近时政背景和哲学发展视野。而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特定语境下研究本土宗教成长进程和外来文化本土化历程对于我国宗教学构建和文化史研究等都有积极意义。笔者试图从中国本土化宗教发展和外来宗教本土化进程两方面探究我国古代宗教文化发展的社会学因素。

二、中国本土化宗教建构之初的动因分析

中国古代宗教得以从以原始图腾崇拜为代表的自然力崇拜活动进化为以具有相对固定化的宗教崇拜对象、宗教理论、宗教群体、宗教活动为特征的宗教体系，与特定环境下的经济基础密不可分。生產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时期所能允许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只限于对基本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纯粹思考，因为不具备探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时人只得将自然力作为神化、人格化的对象加以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于自然的认知不断加深，也随之将自然力的神化与世俗权力的实施相联系。进入到夏商西周奴隶社会，人们对于崇拜对象也渐渐由自然力拓展至自然崇拜、帝神崇拜、祖先崇拜三个方面上。生产力水平提升引发的认知水平进步使得人们对于自然的态度由暧昧转向冷静。与此同时，以对自然观察记录为手段的“占卜”成为神学与宗教活动重要一环。并且，在生产力允许且奴隶主阶层已掌握大部分社会财富的背景下，催生了“殷商烄祭”、“祈雨”（1）等宗教性质活动。可见，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本土化宗教产生的重要客观动因。

此外，政治力量也在本土化宗教的形成演进过程中起到拉力作用。援殷商时期“尊神”与西周时期“敬德保民”思想的转变历程为例，新生西周王朝为了防止重蹈商的覆辙，汲取殷商统治者剥夺平民与天神沟通的权利而将之限制在统治者手中，进而垄断神权加以掠夺的教训，创造性的提出“敬德保民”等主张（2）。将原始神学及宗教权利限制在世俗社会权力之下，由此观之，政治因素是宗教创建和发展的外在行为动因。

同样，人民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环境、大众心理以及科学技术水平对本土化宗教的建构意义亦十分重要，鉴于学界对之切入研究已深，于此不做赘述。

三、外来宗教中国化的传导机制

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当中来看，中国文化体系中收到众多外来宗教影响。笔者选取对于中国古代宗教乃至中华文化、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有着深刻影响的佛教予以探究。究其本源，佛教应属外来宗教。但因其不断地本土化，将原始佛教教义与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相结合，在中华文化圈的文化语境下传播、交流与发展，最终成长为具有浓重自身特色又与中国具体国情相协调的统一宗教思想体系中的关键一环。追本溯源，佛教的中国化其实反映了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历史潮流与文化规律。简言之，探究中国化佛教的成因本质上即是在追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归一的传导机制。

研究佛教中国化的传导机制，要发掘其生存发展的文化背景，在内在拉力和外在推力的双重作用机制下剖析佛教的本土化进程。佛教传入之初，经意不通、思想难解、人才短缺，客观困境本身抑制着其影响的渐次扩大化，而两汉之际已经确立起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且儒家思想已有较深层次的群众基础与历史积淀。由此，自身的相对落后性与儒家的相对优越性之间的矛盾，推动了佛教系统内部的改进历程。而之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形成，更是打破了儒佛二体系对立的相对平衡机制，使得中国文化系统内部出现了“三足鼎立”的超矛盾现象，成为了一个具有多重矛盾关系的命运共同体。在此情况下，高位文化向低位文化的流输，使得佛道二教渐趋向儒家并拢，出现文化层面上的“合流”现象。而判断三者文化影响的高低与否，还与时代背景下的特殊社会土壤相联系，因此，作为国家权力掌握者的统治阶级（3）或多或少的根据个人或家族喜好对不同宗教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且儒家文化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环境下采取不同的政策态度。因此，宗教也更加符合它“社会特殊意识形态”这一身份定位。（4）这一特征在魏晋南北朝尤为胜。譬如，魏晋时期，梁武帝萧衍曾广修佛寺，带头吃素，扶植寺院经济，甚至于大通三年（529年）、大同十二年（546年）、太清元年三次出家，并由朝廷出资将之赎回，（5）政治倾向，可见一斑。

置于宗教发展的社会土壤，相比较于根据本土文化环境成长起来的儒道二教，佛教为了使身为经济、政治、文化共同阶级基础的小农阶层接受自身宗教观念及理论体系，更多的援儒入佛，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基层宗族统治理论基础的儒家伦理观纳入到佛教发展改革的整体考量语境中来，逐渐“民俗化”，（6）并辅之以自身教义的核心观念，配之以儒家伦理哲学的普世价值观，形成中国化佛教的基本雏形。

总之，随着儒佛二元并立的平衡被打破，儒道法三家互相影响的局面也随之形成。文化位次的欠平衡状态下加之政治侧重的不稳定，为了使宗教理论与影响更多的在社会土壤中流向大多数民众，以佛教为代表的的外来宗教必须做出本土化、民俗化转变与同一。

四、结论：

中国的古代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的文化影响下，本土化的文化语境是以重人事的儒家伦理哲学为主题建构起来的超稳定文化体系。因而不论是中国本土化宗教的发源还是外来文化的“入乡随俗”，都或多或少的体现出“儒学化”的倾向和趋势。此局面在唐中后期“三教共弘”中得以展现。经历了由佛道攀附儒家到儒家主动吸收佛道合理成分进行自我革新的转变历程，中国的宗教土壤被更多的埋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的文明价值，因而回顾中国的传统宗教思想与哲学体系，更多的能从中发现中华民族朴素世界观、价值观的发展脉络。

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中国本土宗教文化的演进脉络中汲取经验教训，无疑会对宗教学发展起到引导作用。而挖掘传统宗教文化背后的社会价值，用社會学视野审视宗教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更能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一切爱国的宗教人士共同参与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当中，实现宗教当今的积极社会价值。

注释：

常磊.殷商原始宗教烄祭对儒家之德影响研究[J].宗教学研究，2017，No.114，278-283.

高涌瀚;陈道德.从尊神到贵民——先秦时期社会价值观念的嬗变[J].社会科学文摘，2017，No.16，91-92.

此处特指与封建自然经济相匹配的封建地主阶级

徐东明.宗教的社会性何在？——从马克思的宗教观看宗教的社会性[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李瀚之.中国皇帝全传.175-178

唐忠毛;乐晶.试论佛教中国化的民俗化向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v.40;No.339，118-124.

参考文献：

[1]常磊.殷商原始宗教烄祭对儒家之德影响研究[J].宗教学研究，2017，No.114，278-283.

[2]高涌瀚;陈道德.从尊神到贵民——先秦时期社会价值观念的嬗变[J].社会科学文摘，2017，No.16，91-92.

[3]徐东明.宗教的社会性何在？——从马克思的宗教观看宗教的社会性[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1）.

[4]唐忠毛;乐晶.试论佛教中国化的民俗化向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v.40;No.339，118-124.

[5]林华;肖立斌.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与儒道的相互借鉴与影响[J].江西社会科学，2019，v.39;No.393，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