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特力根白乙（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3）

早在2016年6月，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就颁布《辽宁省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动计划》[1]，揭开了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序幕，并围绕省域水产增养殖18 个优势特色种类①，制定了2020年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目标。那么，辽宁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主要有哪些？如何构筑其强劲的动力机制？其设计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又通过何种路向推进并实现？从学理层面探讨这一系列问题十分必要。根据中国知网（CNKI）检索，截至2019年5月6日，关于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文献有30 篇，几乎聚焦于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现实依据、重点领域、战略目标、推进措施等层面，而明确探讨其动力机制的文章仅为1 篇[2]（系笔者所撰），是针对大连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筑的动力机制。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和学术积累，本文将进一步探析时下辽宁渔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上，致力于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的设计逻辑和遵循原则的研究以及基本架构的制定，进而明确其实现路向，以期对辽宁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和深化提供一些鉴示。

一、辽宁渔业经济增长动力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渔业经济总产值从1978年的2.10 亿元增至1998年的148.10 亿元，2018年再增至1305.36 亿元。从年均增长率看，前20年为23.71%，渔业经济取得大幅度增长；后20年为11.49%，渔业经济取得相当大增长。然而，进入现代渔业发展和渔业经济新常态阶段后，在2007—2018年期间的渔业经济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则降至5.49%，呈现出明显的下行走势。面对时下渔业经济增长受阻和渔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凸显的挑战，必须探索渔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体系。

当前，辽宁渔业经济增长动力依然不足。从需求侧来看，首先出口层面，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趋多，“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贸易霸凌主义行为升级，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涉及373 项出口水产品②，直接冲击北美洲作为第二大出口市场的根基，对辽宁水产品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辽宁加工贸易型（含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水产品出口贸易方式结构、产品附加值低的态势至今未能得到根本改变，2008—2016年期间水产品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额在全省水产品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依然维持在58.40%～72.37%之间。其次消费层面，伴随着辽宁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工业化倾向和资本深化而劳动收入份额持续减少[3]，使得省域水产品消费需求也受到抑制。因而辽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从2006年的14.04 千克增至2016年的16.45 千克，年均仅增长1.59%；而辽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则从2006年的5.74 千克增至2016年的5.80 千克，年均仅增长0.10%。再次投资层面，虽然20 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掀起渔业社会化投入，民营渔业企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并实现渔业生产力③的“第二次飞跃”[4]，但是由于渔业的弱质性和行政干预，渔业产业依然缺乏民间投资的广泛参与，水产品需求不足亦抑制了民间投资，主要依靠政府部门进行投资。而依靠政府投资拉动渔业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又因缺乏市场规范性而存续种种问题。

从供给侧来看，主要涉及渔业劳动力、机动渔船、养殖水域、渔业资本、渔业科技和渔业制度六项要素。辽宁渔业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前三项要素在改革开放后前半期其主要作用是依靠外延型增长方式取得渔业经济增长的快速突破。全省渔业劳动力从1978年的17.75 万人增至1998年的34.50 万人，年均增长3.37%；机动渔船从1978年的0.47 万艘增至1998年的3.27万艘，年均增长10.18%；水产养殖面积从1978年的12.40 万公顷增至1998年的32.30 万公顷，年均增长4.90%。然而，渔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以后，前三项要素对渔业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逐步削弱。全省渔业劳动力从2012年的58.76 万人减至2018年的52.70 万人，年均减少1.79%；机动渔船从2012年的4.40 万艘减至2018年的3.22 万艘，年均减少5.07%；水产养殖面积从2012年的101.56 万公顷减至2018年的87.02 万公顷，年均减少2.54%。近些年，辽宁渔业综合要素成本不断上涨，水产加工业订单外流和企业转移频繁发生，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加之，渔业资本边际收益趋减，以增加渔业劳动力和渔业资本数量来推进省域渔业经济增长的潜力几乎罄尽。而辽东湾渔场和黄海北部渔场的捕捞强度居高不下、渔业资源持续衰退，可养殖水域、滩涂的前期使用一直缺乏效率，后期又受到沿海经济带开发利用的冲击，也很难再维持对渔业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驱动力。故而，依靠渔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制度变革培育渔业经济增长新动力，即依靠提升渔业全要素生产率④对冲其渔业经济制约因素成为必然的选择工具。

二、辽宁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的设计

（一）动力机制设计逻辑

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从提高渔业供给质量出发，用渔业体制改革的办法推进渔业结构调整，矫正渔业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渔业有效供给。继而，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是渔业制度改革和渔业结构调整。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从不同的层级、不同的维度进行探讨，如可从渔业要素供给层级、渔业产品供给层级和渔业制度供给层级进行探讨；又可从渔业经济宏观动力维度、渔业产业中观动力维度和渔业经营体微观动力维度进行探讨。笔者曾经从渔业经济宏观动力维度探讨渔业要素供给层级的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构建其动力机制[2](148-152)，这里将尝试从内外动力源视域全方位、综合探讨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构建其动力机制。

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的研究应该侧重于考察决定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为产生、持续、循环的各种水产社会、渔业经济、渔业科技因子以及这些因子如何影响、制约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为的机理。鉴于此，本文认为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是指渔业体制改革和渔业结构调整的推动力以及多种制约因子同渔业生产经营活动和渔业产品市场需求的交互作用及其运行方式的内在功能体系。它的动力源可以分为内部动力源和外部动力源，其内部动力源来自渔业供给侧内部结构与内在作用方式的张力；而外部动力源则来自渔业供给侧诸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所形成的互动关系的推力。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在其内外动力源以及主管部门引导、市场需求牵引和渔业经营体推动的共同作用下所实现的。

（二）动力机制设计原则

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论证并判断能够有效推动渔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子前提下，明确各动力因子对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机理，进而遵循一系列原则，合理设计出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

1.系统性原则。将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视为一个系统，强调其各个动力因子的有序组合及其高度的协同性以及形成的整体性。该原则贯穿于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运行的全过程，并直接关系到整个动力机制的运行水平。

2.有效性原则。在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中，要保证每个动力因子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还要保证整个动力机制作用机理的有效运行和实践。该原则是构建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的最根本原则，所设计的动力机制一旦不能满足有效性，其构建将毫无意义。

3.稳定性原则。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系统内的动力因子与外部环境能够进行稳定的信息传递和能量交换。该原则是构建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的最基本原则，要求动力机制内各个动力因子必须在不同的外部环境条件下彼此之间有序协同和稳定运行，并通过适当的引导和调控手段，确保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的稳定、有效运行。

4.动态性原则。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其动力因子构成将随着时间推移和外部环境变化而演进，并维持机制运行的动态平衡。该原则要求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的构建应充分考虑到渔业生产力的进步、渔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从而确保动力机制对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和运行水平。

（三）动力机制框架构成

本文将结合辽宁省情、渔情及其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构建由渔业产品市场需求为根本动力，渔业人力资源、渔业资本和渔业科技为基础动力，渔业政策为引导动力，渔业制度为保障动力，渔业金融环境为支撑动力的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的模型如图1 所示。

该模型具有内外双重动力机制以及有待提升渔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因子组合：（1）内在动力机制。由渔业产品市场需求发动，渔业经营体整合渔业人力资源、渔业资本和渔业科技以及其余内在动力，进行研发、捕捞、养殖、流通、加工、销售渔业产品和提供服务，满足市场需求并创造渔业价值。通过渔业人力资源数量的增减与素质的提高、渔业资本规模的扩大与结构的优化、渔业科技的创新与进步，不断优化捕捞生产渔具和品种结构，不断改进和升级养殖产品、加工产品、休闲渔业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促进渔业新产品的研发和更新迭代，激发不同层次、不同档次消费群体的潜在需求，由此循环，推进渔业结构调整和有效供给。（2）外在动力机制。基于渔业产品市场需求及变化趋势，由渔业政策引领和指导渔业经营体以市场为导向，根据《辽宁省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动计划》《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辽宁省休闲渔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辽宁省渔业产业发展指导意见》要求，吸引渔业人才，扩大渔业投入，促进渔业科技创新，升级改造渔业传统产业，培育渔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提升渔业有效供给。同时，由渔业制度保障渔业经营体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渔业领域的知识产权，消除渔业供给侧体制性障碍，明确市场在渔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良好渔业金融环境，由此循环，推动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3）提升渔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因子组合。鉴于渔业劳动力、渔业资本以及机动渔船、养殖面积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持续增投很难再维持对渔业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驱动力的情形，必须依靠渔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冲其渔业经济制约因素，即组合并驱动以渔业科技创新和渔业制度变革为核心的渔业经济增长新动力（图1 中的虚线七边形内动力因子组合）。

基于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概念图的分析，可以看到该动力机制有两个主要特点：（1）整体性。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各动力因子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该动力机制的结构形成和运行机理以各动力因子的功能作用为基础，而各动力因子功能作用的发挥又仰赖于各动力因子之间的有效整合和整体协同。（2）相干性。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各动力因子之间通过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产生一种功能作用放大现象。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进行，会使动力因子间产生和传导反馈效应，从而推动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化。

三、辽宁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的实现路向

（一）优化渔业生产要素配置

1.合理利用渔业自然资源。2018年辽宁水产品产量达450.82 万吨，其部门产量比重是海水养殖为63.52%、淡水养殖为17.72%、海洋捕捞为11.63%、远洋渔业为6.26%、淡水捕捞为0.87%。从省情和渔情看，时下供给水产品数量充足，但是渔业资源环境双重约束趋紧。基于合理开发渔业资源的维度，应适当减控居全国第4位的海洋机动渔船数量（2.99 万艘）以及居全国第6 位的捕捞专业从业人员数量（12.19 万人）⑤，减少捕捞努力量，合理利用辽东湾渔场、海洋岛渔场、海东渔场等主要渔场的渔业资源，以达到捕捞业可持续发展的“有余”阶段。另一方面，基于切实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的维度，应适度压缩居全国首位的水产养殖面积（87.02 万公顷）尤其是海水养殖面积（69.32 万公顷）以及其中的海洋贝类养殖面积（48.93 万公顷），减少养殖自家污染，释放水体空间，以营造“有鱼”环境。同时，应适度压缩居全国首位的底播养殖面积（48.61 万公顷），还原潮间带滩涂杂石杂物原貌，并适当收缩生产效率高、作业范围大的拖网尤其是底拖网作业规模，减少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巨大损害以及对其赖以生存的海域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以加强水域保护并改善生态环境。总之，辽宁渔业要通过对自然资源利用的重新审视，向“生产、生活、生态”之“三生”均衡发展迈进。因为，渔业作为一个食物产业，其第一使命就是确保优质水产品的持续供应；其次，渔业作为一个赖以生存的经济产业，要保障渔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和福祉的增进；再次，渔业作为一个典型的生物资源型产业，其水域生态环境必须得到相应的修复与养护，这是渔业产业存立的基础。

2.提高渔业人力资源质量。2018年辽宁渔业从业人员数量是52.70 万人，其构成人员占比是：专业从业人员为64.23%，兼业从业人员为22.81%，临时从业人员为13.95%。多年以来，渔业从业人员队伍已经出现了兼业化、临时化、老龄化、外来化和文化程度低之“四化一低”问题。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一方面，渔业要“提质增效、减量增收”并“做强产业”，需要更多创新型人才以及人力资本含量高的从业人员。另一方面，渔业经营向组织化、集约化和规模化推进，亦需要高素质的渔业从业人员。总之，辽宁渔业从业人员应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渔民[5]转变。首先，要具备较好的水产社会素质，继承传统渔民的勤劳、朴实、善良品行，养成海洋文明和生态文明意识，了解并遵守渔业法规，崇尚渔业科学；其次，要具备较高的渔业技能素质，掌握现代渔业技术，炼就多项渔业生产技能和技巧；再次，要具备一定的渔业经营管理能力，能优化配置渔业生产要素，获得较高的渔业经济效益。

3.优化渔业资本供给结构。2011—2015年辽宁渔业资本贡献率达44.12%，在全国沿海省域中仅次于上海的55.71%[6]，表明辽宁渔业资本的投入对其渔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在增加。进而，辽宁应乘势而上，在强化渔业金融监管的基础上持续构筑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三位一体”的渔业金融供给体系。其中，前两者的融资主体是确定的，分别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而后者的融资主体则具有不确定性，主要有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地方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由于渔业的高投入、高风险的特性，过去商业性金融的融资一般顾虑重重，不少商业银行表现出远离渔业的信贷倾向。近些年，辽宁渔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资本回报率显著提升，可激活和推广更大范围内的养殖经营权抵押贷款，规范其操作流程，完善其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以此拓宽渔业资本的供给渠道，并减轻政府部门的渔业担保压力。再则，在不损害渔业经营体利益的前提下，持续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流入渔业领域，尤其是要借助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制度，鼓励外商投资辽宁渔业领域，引导国内外工商资本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养殖业，以优化和充实辽宁渔业金融供给体系。

4.推进渔业科技成果转化。2011—2015年辽宁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居全国沿海省域第8位（65.87%）[6](61)；2018年辽宁水产技术推广机构数量居全国第14 位（370 个）且绝大多数为乡级站（76.21%），而水产技术推广人员经费、公共经费和项目经费依次居全国第20 位（5988.28 万元）、第22 位（339.93 万元）和第17 位（1470.35万元）。可见，辽宁渔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尚需进一步加强。首先，地方政府应鼓励和协助渔企加大新产品、新技术等渔业研发投入，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密切与海洋水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做到研发项目与企业需求相贴近，使渔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其次，海洋水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应把渔业领域取得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新品种等应用技术成果及其服务在机构内或机构间进行集成并形成整体转化技术方案，让以往单纯的知识产权交易转变为全方位的成果及服务交易，以打造成果转化优势，并保障渔企的成功应用。再次，省海洋与渔业厅应构建全省渔业科技成果交易公共服务平台，为渔企渔村转让、应用和推广渔业科技创新成果提供便捷和帮助，以提高渔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

（二）构建渔业高效生产体系

1.调优渔业区域布局。立足辽宁各地渔业资源禀赋和生态类型，按照《辽宁省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动计划》[1]，围绕18 个优势特色品种引导并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渔业发展区域格局。首先，对于沿海地区主要规划和安排海参主养区域——庄河、长海、普兰店、瓦房店、凌海、绥中；鲍鱼主养区域——长海、旅顺口；对虾主养区域——东港、庄河、盖州、老边、大洼、凌海、兴城、绥中；扇贝主养区域——长海、旅顺口、绥中；杂色蛤和文蛤主养区域——东港、庄河、盖州、大洼、盘山、凌海、兴城、绥中；鲆鲽类主养区域——东港、凌海、兴城、绥中；海蜇主养区域——东港、庄河、盖州、老边；河鲀主养区域——东港、庄河、长海、金州；梭子蟹主养区域——长海、凌海、绥中；裙带菜主养区域——长海、金州、高新园区、旅顺口。其次，对于内陆地区主要规划和安排河蟹主养区域——东港、大石桥、大洼、兴隆台、盘山；鲤鱼主养区域——宽甸、大石桥、老边、灯塔、辽中、新民、大洼；鲶鱼主养区域——东港、灯塔、新民、太和；鲫鱼主养区域——宽甸、大石桥、台安、辽中、新民、大洼；泥鳅主养区域——东港、大石桥、大洼、盘山、凌海；冷水鱼主养区域——本溪、宽甸、建昌；鲢鳙鱼主养区域——宽甸、大石桥、台安、海城、沈北、大洼；观赏鱼主养区域——元宝区、振兴区、太子河、辽阳。

2.调优渔业产业结构。2018年辽宁渔业三次产业产值在其渔业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比例为48.83：25.03：26.14，产业结构不尽如人意。首先，渔业经济发展依然过度依赖资源型第一次产业，尚需升级增值第二次产业、大力发展第三次产业。从而，现阶段的主攻方向应是壮大过洋性远洋渔业、力推水产品精深加工业、充实休闲渔业和增殖渔业。其次，虽然渔业第三次产业产值占比已超渔业第二次产业，但是从其涵盖的具体行业来看，仅有水产流通行业、水产品加工行业产值在其渔业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两位数，分别为18.61%和21.22%。可见，水产品加工行业毫无疑问是辽宁渔业的第一大行业。水产品加工行业在辽宁渔业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至少可带来促进渔业劳动分工、增加渔业就业、促进渔业人才多样性发展、拓展渔业机具的使用、为渔村渔企发展提供空间、为省内水产品提供稳定需求等长远利益。故而，水产品加工行业转型升级是优化渔业产业结构的重中之重，是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重点。辽宁水产品加工企业为823 家居全国第6 位，针对水产品加工行业“大而不强”的状况，应着重实现水产品加工的高效率和高质量，以有效供给水产品市场需求。最后，应鼓励渔业一产经营体充分发挥“接二连三”的产业功能，通过培育渔业新产业、新业态，把渔业生产与水产品加工、流通和休闲渔业融合起来，以提高“三产融合”程度，不断延伸渔业产业链、提升渔业价值链。

3.调优水产品种结构。2018年辽宁水产品生产形成万吨及以上规模的品种有34 个[7]，分别是海水养殖的鲆鱼（5.06 万吨，单位下同）、中国对虾（1.21）、日本对虾（1.07）、南美白对虾（1.05）、蛤（126.39）、扇贝（43.11）、牡蛎（26.80）、蚶（6.06）、贻贝（4.77）、蛏（3.82）、海带（22.58）、裙带菜（11.57）、海蜇（5.91）、海参（4.70），淡水养殖的鲤鱼（31.52）、草鱼（9.99）、鲢鱼（9.47）、鲫鱼（6.49）、鳙鱼（5.30）、鲇鱼（4.26）、南美白对虾（1.18）、河蟹（4.73），海洋捕捞的小黄鱼（5.57）、鳀鱼（3.72）、鲅鱼（3.44）、鲐鱼（2.28）、大黄鱼（2.14）、梭鱼（1.26）、虾蛄（3.00）、毛虾（2.03）、梭子蟹（1.68）、鱿鱼（1.41），远洋捕捞的金枪鱼（2.91）和鱿鱼（1.48）。可见，量大的中高端水产品品种较少，而低端品种却很多。因而，以水产品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增加优质中高端水产品种及其产量，调减结构性过剩的低端品种及其产量是优化养殖水产品种结构的主攻方向，是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时下，辽宁养殖水产品形成产量规模的品种为养殖品种总数的48.88%，其中不乏供过于求和市场行情差而压塘或加工后压库的养殖品种，说明有较大的调整和发展空间。为此，要注重从省外和国外引进水产养殖新品种，以加大养殖品种结构的调整力度。同时，引导省内强大的远洋渔船（334 艘，居全国第4 位）生产，开发竹荚鱼、秋刀鱼、鳕鱼、虾等远洋渔业捕捞品种，增加产量并运回省内以填补水产品市场缺口。

（三）有效供给渔业优质产品

1.优质食物产品的有效供给。稳定供应水产食品是渔业的第一使命，而新时代的渔业则必须迎合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美好饮食生活需要，将水产品的安全、品质、营养置于愈加突出的位置。鉴于此，辽宁渔业生产应聚焦于无公害水产品、绿色水产品、有机水产品和水产品地理标志之“三品一标”水产品。其中，无公害水产品、绿色水产品、有机水产品依次代表了水产食品品质的低档、中档和高档要求。近些年，省内实施的“水产品放心工程”仍是以无污染、无毒害、安全为主导，并稳定产地水产品抽检合格率（98%及以上）的规划和措施。但是，这与优质、营养、高品质、高品位的水产品需求还存在较大距离。因而，水产品品质创新应从无公害的低档安全标准转向绿色水产品和有机水产品主导的中高档安全标准，建立更为可靠和有效的水产品安全和品质保障体系。为此，基于省域特色水产品生产，继续推进辽参、丹东蛤、庄河杂色蛤、海洋岛海参、长海县海参、金州海蛎子、大连红鳍东方鲀、大连鲍、大连虾夷扇贝、大连裙带菜、旅顺口海虾米、旅顺口海带、普兰店黄蚬、营口海蜇、盘锦河蟹、锦州毛蚶、兴城多宝鱼、朝阳大银鱼、鞍山观赏鱼等区域品牌建设以及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工作，并扩大其市场影响力。

2.优质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渔业不仅有供给“水产食品”的食物生产功能，还有供给“亲水、亲海、亲渔生活”的生态调节、观光休闲、文化传承、创新示范等多种服务功能，而集中体现这些服务功能的产业不外乎是蓬勃发展的休闲渔业。辽宁休闲渔业已发展为集旅游、健身、科普、水族观赏、渔事体验、渔文化熏陶、鱼食品尝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8]，且区域特色明显、经营模式多样、活动内容丰富。但是，其突出问题是经营项目雷同、服务质量较低。鉴于此，首先，做大休闲垂钓、水族观赏、渔事体验、渔文化展示、渔业科普、鱼食品尝等经营项目，并拓展以“进渔家门、吃渔家饭、品渔家鱼、住渔家屋、乘渔家船、干渔家活、聊渔家事、享渔家趣、购渔家货”为内容的渔村旅游，增进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与渔村居民之间的广泛交流，促进渔村振兴和水产社会和谐发展。其次，休闲渔业经营者应了解参与者的期望并设计和规范休闲渔业经营项目及其服务标准，做好充分准备将其付诸于实施，实现服务传递与对外承诺相匹配，以形成休闲渔业经营项目的优质服务保障体系。

（四）完善渔业政策制度体系

渔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本质上取决于渔业经营者的行为选择，但是渔业政策却可以通过导向、协调、控制和分配等功能影响渔业微观主体的行为。鉴于此，辽宁渔业政府部门应根据渔业产品市场需求和现行的渔业各项政策，结合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动向，与时俱进修订和完善渔业资源、生产、流通、再分配等层面的政策与举措，优化渔业生产要素配置，构建渔业高效生产体系，有效供给渔业优质产品，以提升渔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同时，对渔业管理制度、渔业经济制度、渔业金融制度以及渔业生产经营环节的相关制度进行革新，为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和深化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有效保护渔业产权，降低渔业生产经营成本，完善渔业金融体系，为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康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五）提升渔业全要素生产率

渔业自然资源、渔业人力资源、渔业资本和渔业科技是驱动渔业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一般而言，渔业自然资源的数量是基本稳定的，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渔业自然资源的管理实践创新会影响渔业全要素生产率。再则，渔业科技的变革和创新对于渔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体现于渔业全要素生产率。于是，渔业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可分解为渔业人力资源、渔业资本和渔业全要素生产率三大动力。鉴于此，有效解决辽宁渔业较长时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唯有从渔业供给侧出发，通过渔业制度变革和渔业技术改进着力提升渔业全要素生产率，此为辽宁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所在。一般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等方面[9]。对于辽宁渔业提升技术效率关键在于改革渔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鼓励渔业科技以及发明专利的创新，构建省域渔业科技创新体系，并且确保渔业企业成为其主体，同时在“产、学、研”各主体之间形成便当直捷的知识扩散、技术扩散与共享渠道。关于辽宁提升渔业技术进步和优化渔业生产要素配置文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①18 个优势特色种类包括海参、鲍鱼、对虾、扇贝、杂色蛤、鲆鲽类、海蜇、河鲀、梭子蟹、裙带菜10 个海水优势品种以及河蟹、鲤鱼、鲶鱼、鲫鱼、泥鳅、冷水鱼、鲢鳙鱼、观赏鱼8 个淡水优势品种。

②详见：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中文版来了！美国对华加征10%关税清单，涉及水（海）产品373 项[EB/OL].(2018-07-17)[2018-12-20].http://www.fishfirst.cn/article-103188-1.html。

③渔业生产力的“第一次飞跃”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生产承包责任制所实现的，而“第三次飞跃”则是由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渔业产业化经营所实现的。

④全要素生产率（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是指产量与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量之比，即所有投入要素的生产率之和。详见：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六版彩图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862 页。

⑤林香红(2017)的研究结果亦证实了辽宁渔业减少从业人员的必要性。据其测算，辽宁渔业劳动贡献率为负10.00%，表明渔业从业人员的增加对其渔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在减弱。详见：林香红.我国海洋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D].上海海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6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