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汝昭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科举被视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抡才大典，明清时发展至鼎盛阶段。古语云：“学而优则仕”，普通士人要想实现进阶入仕之宏愿，彻底改变自身命运，科举考试则是他们必然要经历的一道重要门槛。目前学界对徽州科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徽州宗族、书院教育、科举人物、地理分布、徽州进士和科举会馆等方面，而针对徽州科场生态问题的专门研究尚未发见，尤其关于徽州童生试研究则更为稀少。其主要原因是徽州科举考试资料一直甚乏，故相关研究难以开展。而晚清婺源乡绅詹鸣铎所著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的发现，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徽州基层科举考试资料的空白，为研究徽州社会基层科举生态提供了基础史料。

“盖在下这书要成为一部信史，有什么写什么，开门见山，直捷了当，所谓生平事无不可对人言”［1］(P183)。用詹氏自己的话来说，此书乃“一部信史”，故本文以这部“信史”为考察中心，细致勾稽史料，欲从科场舞弊、科举纠纷、科举花费三个主要方面，初步窥察晚清徽州基层科场之生态，希冀对研究晚清徽州士人心理嬗变以及传统社会变迁问题有所补益。

一、失序难禁：晚清徽州科场舞弊之风盛行

徽州基层科考，通常是指在徽州县、府举行的三级童考，即县试（邑试）、府试和院试，它区别于国家正式性的科举选拔考试（如乡试、会试），这类初级科考通常是普通士人参加的一种预备性考试，其作用和影响在士子心中向来颇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