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高校外语教育主要矛盾研究：70年回顾与思考

2020-03-19蔡基刚

中国大学教学 2020年1期

摘要：新中国70周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校外语教育一直把帮助新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作为主要矛盾。这样的教学定位始终没有有效满足国家对大学生外语能力的要求，也没有满足当今大学生表现出用外语汲取学科专业信息和交流科研成果的强烈愿望。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家急需培养未来科技人员在他们学科领域内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与我国目前高校外语教学定位不能充分满足这种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要尽快从以能力等级达标为驱动的通用英语向满足学生专业学习和科研需求的专门用途英语转移。

关键词：新时代;外语教育;主要矛盾;通用英语;等级考试;专门用途英语

笔者（2018a）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国家急需培养未来科技人员在他们学科領域内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与我国目前高校外语教学定位不能充分满足这种需求的矛盾已成为“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在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本文从新中国70年外语教育走过的曲折发展道路阐述这一观点。

一、70年的英语教育并没有获得想象中成功

中国的外语教育可分两个阶段：1949—1978年和1979—2019年。第一阶段的30年中国外语教育没有获得成功，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1949年后中美关系紧张，导致教育部在1954年发出通知在中小学不设英语课程，高校的英语教学也必须转为俄语教学。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英语教学开始回归。但是没有多久，长达10年的“文革”使得英语教学名存实亡，课本和课堂教学仅仅停止在政治口号教学中。

英语界对第一阶段英语教学不成功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但对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后40年的英语教育看法分歧很大。分歧的主要原因是看待英语教育成功的标准不一致，或准确地说对英语教育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看法不一。英语界绝大多数从业者认为英语教育成功的标准就是看学生的英语水平是否得到了提高，在高校里成功的标志是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通过率和优秀率逐年的提高。如杨惠中（2019）在评价建国70年来我国的大学英语时不无自豪地说：“自1987年至2018年，累计有3950多万名学生达到了四级要求（即教学目标中的基本要求），其中又有1750多万名学生达到了六级要求（即教学目标中的较高要求）。通过考试的学生，阅读速度分别达到每分钟70～100词（四级）和90～120词（六级），这是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英语阅读能力。他们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可通过阅读英语文献获取本专业所需信息，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建设服务”。

另一种观点则是从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来看，认为我国外语教育的主要矛盾是学生的英语水平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要求，因此衡量高校英语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看其能否充分满足这种需求，其标志是大学毕业在工作和继续深造的岗位上的科技人员和工程经贸人员能否运用英语汲取他们专业和行业的国际前沿信息，能否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进行有效的科研和经济的国际交流。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讲并不算成功，或者是失败的（蔡基刚，2017）。

大量调查发现，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外语教育的重视和投资加大，我国懂外语的人越来越多，但能有效使用外语的工程技术人才却不多。机械、化学、工艺、软件等专业的技术工程师，本身就十分紧缺，懂外语的就更稀有了，想找到符合企业要求的人很难（《光明日报》2007/3/1）。2009年大连国际IT人才招聘大会吸引了戴尔、惠普、华为等200余家企业参加，提供需求职位5000余个，应聘者也高达近2万人。然而60%的应聘者因尚未具备英文技术文档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而落选，其英语水平与职位所需要英语能力相差甚远。“在IT产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企业员工，普遍感到英语尤其是职业英语应用能力始终是一个制约我国软件行业，尤其是软件外包产业顺利发展的瓶颈”（林小翠，2009）。储琢佳（2017）对长江三角区城市的15家涉外企事业单位、12 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10家非涉外企业共40家大学生用人单位调查，结果发现用人单位对员工在工作中使用英语的满意度总体均值仅为2.9。其中涉外企事业单位均值只有2.1（使用五级量表）。在高校或科技领域同样如此，尽管我国科技论文在世界上发表的数量已占到第一或第二位，但我国大多数科技论文都是由外语教师或翻译公司修改和翻译，由于不了解学科的语篇结构、研究范式和表达方式，拒稿率很高（王庆环，2012）。

二、对我国外语教育主要矛盾的认识偏差

改革开放40年我国高校英语教育并没有获得成功与外语界对我国外语教育主要矛盾看法出了偏差有关。长期来外语界迷信“厚基础宽口径”的说法，把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当作外语教育的主要矛盾。

早在1978年8月，为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促进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廖承志在由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上作了题为《为实施四个现代化，加紧培养外语人才》的讲话，提出“掌握外国语这个工具”“培养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的科技人才”。会议一结束，当时著名外语教育专家许国璋（1978）很快发表《论外语教学的方针和任务》文章，提出“以外语为工具，学习世界上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我所用”。

但外语界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强调工具性，开展针对性的“科技英语”不适合中国国情，因为“我国大学生入学时的英语水平虽然较过去有所提高，但总的讲并不高，并未‘过关，加固乃至修补基础十分必要”（李荫华1987：48）。“‘结合专业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条捷径，也许可以‘立竿见影，使学生很快就看懂某些专业资料，但想利用专业材料打扎实的语言基础却是不可能的”（董亚芬，1986：21）。

因此，为帮助大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尽快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外语界提出了一条影响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几十年的策略：开发全国英语能力等级考试。从1987年正式实施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统一考试到2018年颁布《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并开发与此对应的国家英语能力考试，一代一代外语人对考试开发乐此不疲。可以说，32年来我国外语教育的主要矛盾就是帮助学生通过各个级别的英语能力考试，从而促使学生英语水平的迅速提高。

但是32年的公共英语教学实践证明：由于全国统一的教学考试采用标准化的、客观题居多形式，且考生可通过不断“刷分”达到考试通过或取得高分，这种考试只能培养“高分低能”的学生，根本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杨惠中（2019）认为“通过考试的学生”“可阅读英语文献”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表1告诉我们，这个阅读速度比英美大学生最低的阅读速度（每分钟170～200词）还低不少，根本无法有效阅读任何英语文献。正如清华大学外文系原主任孙复初（2005）的调查发现：清华大学四、六级考试过关之后，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一塌糊涂。

从词汇量要求看，大学英语四级控制在4700词左右，六级控制在6000词左右。而黄建滨等（2004）提供的资料表明，民国时期1932年的高中畢业生的词汇要求就达到8000。Diller（1978）研究发现，外语学习者如想比较顺利地阅读中等难度的文章，1万词汇是最低的要求;再加1000个某一专业的词汇，那么外语学习者在阅读有关专业的文章才有效率。因此，“日本高校对大学生的词汇量要求是13200个词”（李荫华，1995）。俄罗斯要求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掌握的词汇量分别为15500（冯启忠，2000）。李荫华（1995）正确地指出“我一直认为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应该有1到1.5万的单词量”。为什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不能提高词汇量考试要求，与专业阅读的要求直接接轨？这就是统考的弊病。作为全国性教学考试不能不照顾不同地区高校的学生英语水平，难度和及格线不能不控制，否则不能拿到学位或毕业证书的学生至少超过50%。

三、从需求方看我国外语教育主要矛盾

从国家角度，帮助学生掌握外语这一工具为国家的科技经济发展服务始终是我国外语教育的主要矛盾。1978年国务院要求高校外语教育“培养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的科技人才”，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一决策奠定了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基石。但是实施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这一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反而离开国家要求的目标越来越远。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上对“我国目前外语教学水平、教学方法普遍存在费时较多、收效较低”，“很多学生经过8年或12年的外语学习，然而大多数学生却不能较熟练地阅读外文原版书籍”，“外语教学效果不理想，还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有很多尖锐的批评。

当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外语教育处处长岑建君（1997）连续发文，批评高校外语“热衷于应试教学，偏离了大学英语教学健康发展”，指出“外语教学的滞后性与我国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要求大学生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既要精通专业知识，又要掌握外语实际应用能力和有较宽的知识面，然而，今天的外语教学却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他强调“现行教学大纲已不符合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修订教学大纲已刻不容缓”。但是外语界并没有接受批评，反而在圈内流行这样的反批评和抵制：“费时低效”是外行领导内行的话。

2007年教育部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所出现的与国际经济科技交流日益密切的形势，再次提出高校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专业结构调整”，“切实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直接使用英语从事科研的能力”（教高〔2007〕1号）。但是高校英语界还是没有进行积极的“结构调整”，从培养“大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直接使用英语从事科研的能力”，以“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方向进行改革，反而提出了人文教育和文化教育转向的大纲或指南。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了最近10年高校外语教育的主要矛盾。

2018年教育部提出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的实施，要求高校培养新工科、新医科和新农科等领域的一大批创新拔尖人才。同时，教育部等三部委在半年时间里两次专门召开了加强高校公共外语教学改革工作会议，提出高校大力培养“高素质国际化复合型人才”。2019年3月高教司司长吴岩（2019）参加“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在《识变、应变、求变——新使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主旨发言中，直接向外语界喊话：“要识变、应变、求变”“中国的外语教学要来一场深刻的革命”。40年来国家对大学生外语能力的要求使我们深切感受到培养大学生在他们专业学科领域内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以满足国家科技经济发展已成为国家对高校英语教育的最大要求。

四、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是解决主要矛盾的途径

我们认为，当中小学英语教学发展突飞猛进，高校新生的英语水平整体提高后，高校英语教育主要矛盾不再是补基础，要求学生达到听说读写技能样样精的程度，更不是转向文化范式，用英语开展人文教育。蒋洪新（2019：51）关于新时代英语教育“要求将课程关注的焦点由语言技能转移到文化内涵上来”是对新时代外语教育主要矛盾的新的认识偏差。

我们认为，在新时代大学生渴望用英语汲取他们学科信息，并在国际上交流科研成果的需求和国家培养大学生在专业领域内的国际竞争力的需求已成为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在新时代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一个途径就是开展基于满足学生专业学习需求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ESP）。

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有两个重要理论启示。第一，在外语环境下，学习者到了高校，在专业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不需要再实施要求学生听说读写语言技能样样精的打基础英语教学，而只需要根据他们的专业学习及工作和研究所需，专攻某种语言技能的教学。这是因为：（1）高

校的公共英语学分和课时非常有限，大约平均8～10个学分即130～160学时，要在这160课时内，让学生做到四个能力样样都精，几无可能。（2）在外语环境下，即有限的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的语言接触环境下，某种语言技能学了不用则废。第二，学习者即使有了扎实的语言基础也只能说明他们有了足够的语言储备，而要具有语言应用能力，学习者就必须结合特定专业和行业，进行专门语言学习和训练。这是因为，知识的构建与交流即使都用英语也是因学科、专业和行业而异的。飞行员和空姐同样使用口语，其语言交流方式和结构是不同的，同是理科生，化学专业学生和物理专业学生，他们阅读和撰写的专业期刊文章无论在语篇结构，修辞手段和句法结构都是很不相同的。即使英语本族学生也必须进行特定学科的语言训练才能胜任其学习和工作。为此，我们建议：

（1）高校外语教学必须从目前与中小学同质化，即以能力等级达标为驱动的通用英语教学向以满足大学生专业学习需求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转移，下大力气培养大学生在他们各自学科和行业里用英语交流他们创新思想和科研成果的语言能力。

（2）必须破除要求所有大学生听说读写译样样精的全面发展思维模式。在完成近10年的中小学基础英语后，大学生不需要再继续学习“全部”的英语，而只要学习和精通他们专业学习和工作所需要的那种英语技能。

（3）立即停止以检验教学达标与否为目的各种英语能力等级统一考试。教学考试只能是校本的，而且最理想的是课程性的。实施全国性的标准化的教学考试在世界上似乎唯有中国一家，这种考试对外语教育健康发展的危害极大。

（4）必须改变英语教学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的狭窄认识。这一理念导致了公共英语教学被错误地划入了高校通识教育大类，因而也就无法从学科体系上为培养新工科、新医科和新农科等大学生用英语从事他们专业学习和研究的外语教学提供理据。

五、结语

“调整专业结构”，“从学科导向转向产业需求导向”是教育部一系列教改文件的共同关键词。本文从回顾过去70年高校英语教育尤其公共英语教学的发展，阐明我国外语教育的主要矛盾调整的必要性。调查和梳理发现，70年的高校英语教育发展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成功，主要原因是对高校外语教育主要矛盾的认识存在偏差，教学主要矛盾始终停滞在打基础的英语教学上。我们认为，在“一带一路”、“双一流”建设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背景下，国家急需培养未来大学生在他们学科领域内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与我国目前高校外语教学定位不能充分满足这种需求的矛盾已成为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在新时代的主要矛盾，而解决这主要矛盾就是尽快从能力等级达标为驱动的通用英语教学向以满足大学生专业学习需求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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