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矛盾分析法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思想认识领域到社会实践领域就变成了由“四个全面”相互协调、有机整合的动态系统，这不是一个物态化的事物，纯粹属于实践活动性质的事物，其内在逻辑就是贯穿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各种矛盾关系的反映。共时态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要矛盾，历时态分析贯穿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积极的自我否定和消极的自我否定，全景视角下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特征，这就为共景视角下分析其实践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遵循：以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抓手、阻力-压力-动力转化、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协调性与全面性辩证统一、党员身先示范等原则。

[关键词]四个全面；矛盾分析法；共时态；历时态；逻辑关系；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1-0028-07

[作者简介]龚培河（1970-），男，满族，河北承德人，博士，南京信息工程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当前一般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就是四个“全面”之间静态的逻辑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决定着我们的发展方向，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是支撑这一战略目标的三个战略举措。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四个全面”就是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保证的综合统一体。还有人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之魂，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这“四个全面”很难实现。这显然只是从思想认识领域中抽象地考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旦落脚到社会实践中来，它就变成了由“四个全面”相互协调、有机整合的动态系统，既需要四个“全面”之间的协调发展，也需要四个“全面”各自的发展，而且在实践贯彻过程中，既定的逻辑关系不是稳定不变的，会根据社会实际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传统的单一视角下的静态逻辑分析是不够的，缺乏全面性、立体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一个物态化的事物，纯粹属于实践活动性质的事物，其内在逻辑就是贯穿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各种矛盾关系的反映。矛盾分析法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本文共时态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历时态分析贯穿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积极的自我否定和消极的自我否定，全景视角下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特征，在此基础上，共景视角下分析其实践原则。

一、共时态看其逻辑关系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P305）“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社会实践中的内在逻辑就是贯穿“四个全面”内部和“四个全面”这一整体系统之中的各种矛盾关系的反映。“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P320）因此，我们主要分析贯穿其中的主要矛盾。从共时态角度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关系既有“四个全面”分系统各自内部的主要矛盾，也有整个动态系统的主要矛盾，还有整个动态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外矛盾关系。

在“四个全面”分系统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解决单面性小康与全面性小康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早已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把建设小康社会作为追求的目标，在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中就把上个世纪末作为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时间节点。另外，“小康”本身就具有满足人与社会全面发展要求的内容规定，现在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是不是语意重复了呢？其实，这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原来命题基础上提出的更高要求，旨在对小康社会目标在实现过程上给予的全面性要求。具体说来，要求不是少数人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民群众、不是一部分地区而是所有地区、不是一个或几个社会行业领域而是所有社会行业领域都达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因此，其主要矛盾不再是发展与不发展的问题，而是全面发展与不全面发展的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矛盾在于处理好改革的整体推进与突出重点之间的关系问题。自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改革一直在全面推进，本不存在全面改革与局部改革的矛盾关系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的改革历来就是全面改革。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2]（P32-33）虽然我们党一再强调凝聚共识、积蓄改革动力，但这只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不是问题的核心。就全面深化改革本身来说，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即集中体现在如何正确处理全面性与重点性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合、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2]（P44）

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是唇齿相依、相辅相成的关系，贯穿二者的主要矛盾具有内在关联性。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依法治权、依法行政，“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能不能正确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作用”[3]（P122-123）。而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里所指的制度虽然是多方面的，包括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党的规章等，但都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范围之中，全面依法治国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因此，贯穿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矛盾对应存在，集中体现在对公权力的治理上，只不过二者诉求的目标和路径不同而已。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系统，贯穿其中的主要矛盾不是“四个全面”之间的静态的矛盾关系的反映，而是制约这个整体系统如何贯彻落实的关键点的集中体现。“四个全面”虽然依赖于“四个全面”的健康、有序推进，但“四个全面”有各自相对独立的运行逻辑系统。在战略布局上，我们不能强求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四个全面”齐头并进，全面发展，而是有先有后、有急有缓、有主有次协调推进；然而，又不能由此演变成差异性发展，最终目标仍然是全面发展。因此，如何处理好过程与结果的一致性问题就是整个战略布局的关键所在，解决好落实过程上的协调性与最终目标上的全面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要矛盾。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这一时代潮流中应运而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中国梦是其社会条件或社会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道路”[4]，与其他社会发展方面相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突出体现在指向性发展特质，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脉络，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可以说，抓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为争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历时态看其逻辑关系转化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过程性的方式出场，也必然以过程性的方式绽放。矛盾“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1]（P307）。历时态考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运转，实际上就是识别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实现积极的自我辩证否定。

事物内部的矛盾是引起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不管是自然之物还是社会事物，就其内在逻辑来说，正因为存在否定自身现有存在状态的对抗性，才会发生变化，产生运动。但这种变化、运动既可能是积极的向上运动，也可能是消极的倒退运动；前者，矛盾是动力，后者，矛盾是破坏力。在这里，矛盾不是有质的规定、彼此有差别性的具体矛盾，而是作为一般的抽象规定着每一个事物自我变化、运动、发展的特征。具言之，任何事物变化、发展，都必须首先激活自身的否定性，通过与自身的肯定性对抗，这种矛盾运动才能超越自我，实现进步，所以，动力肯定是通过事物内部的自我矛盾运动实现的。但是，不能说事物内部所有的矛盾运动都属于动力。黑格尔强调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本意是说，事物的发展动力必然来自事物内部的自我辩证否定性，没有其他因素可以促使事物发展。“矛盾是动力”论断无疑是对的，但这不是说事物内部所有性质的自我否定都是动力，有的时候，也存在消极的、破坏性的自我否定，不仅不会促使事物发展，反而会导致事物颓废、毁灭。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逻辑运转状况取决于四个分系统各自运行效果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发展的效果，因此，“四个全面”之中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四个全面”整体系统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决定其发展效果的根据。只有主要矛盾中积极的一面上升为主要方面，才能产生正效应，若消极一面上升为主要方面，事物将会朝着相反方向发展。而要强化主要矛盾中积极的一面，就必须促使事物进行积极的自我否定，拒绝消极的自我否定。消极的自我否定虽然表面看来也许在推进“四个全面”的贯彻落实，但实际效果却恰恰相反。这就需要首先识别四个“全面”中的哪些做法是积极的自我否定，哪些做法是消极的自我否定。例如，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功过分明，坚决惩治“能人腐败”现象就是积极的自我否定；而功过相抵，以政绩抵消对腐败行为的惩罚或者对平庸无为且不腐败现象给予宽容，就是消极的自我否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方向要准，克难前行，就是积极的自我否定；急躁冒进，“搞所谓的‘休克疗法，结果引起了剧烈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2]（P43），就是消极的自我否定。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之中，依法执政，就是积极的自我否定；“刑不上士大夫”，法治化建设不限制公权力，就是消极的自我否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以先富为前提追求共富，以共富为目标谋求先富，就是积极的自我否定；要么只强调先富要么只强调共富，把过程与目标直接同一，就是消极的自我否定。还需要认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积极的自我否定和消极的自我否定的不同实践路径选择，渐次展开，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有重点突破有全面跟进，在协调发展中追求全面发展目标，就是积极的自我否定；此外，要么不顾实际情况追求绝对的均衡发展，要么丧失协调性片面强调不均衡发展，就是消极的自我否定。

当然，不管是“四个全面”分系统还是“四个全面”整体系统，积极的自我否定和消极的自我否定的行为选择都是多方面的，只有在具体实践中洞察秋毫，火眼识真，才能促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在逻辑健康运转。

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环境中存在和发展的，所以，事物之间的矛盾也会影响到事物自身的矛盾转化。事物之间的矛盾，只有转化为事物内部矛盾积极一面的时候（变成有所作为的根据），才是动力；若转化为消极的一面（变成社会生活层面上的问题），则是阻力。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四个“全面”之间矛盾关系处理好坏会影响到“四个全面”自身内在矛盾（逻辑）的转化。例如，“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贯彻得好与坏，对社会规范性和党的执政能力具有深远影响，而这两个方面直接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贯彻效果，“全面深化改革”能否取得成绩，又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另外，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中国梦的社会环境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说，构成了外部条件与系统本身之间的内外矛盾转化关系，系统不能选择只能适应外部条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适应国内国际环境对其自身的逻辑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当前国内国际大形势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奉行和平发展原则，通过创建亚投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等举措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密切关系，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营造了良好的世界环境。我们30多年改革开放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积累的经验，我们党中央的内部团结和主动进取精神，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这里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将其内化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部主要矛盾中积极的一面，实现动力转化。也有不利的一面，如中国与南海周边一些国家的纠纷、美国重返亚洲带来的挑战、极端势力的渗透、在改革中积累的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等，矛盾是可以转化的，不利的一面通过正确的应对办法，可以变成动力，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三、全景视角看其逻辑特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植根于四个“全面”之间协调发展的一个动态系统，有形的逻辑、无形的内容使其具有不同于常态社会事物的一般特征。我们从全景视角动态地解析其基本特征，对于在实践中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具有主动性品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根据国内外客观形势需要积极做出的战略性举措，它不是客观自在的事物，具有主观上的规定性，但也不是纯粹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对社会发展客观需要做出的回应。这种回应不是要被动适应外部环境，而是主动出击，以积极的战略布局把社会中的问题化解在发展的过程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汤因比认为，如何有效回应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会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一个文明的历史命运，“如果在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相同的种族或环境条件，却在一地表现为硕果累累，在另一地又毫无成就可言，那我们并不感到惊异”[5]（P86）。“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具有的主动性品格，诠释了我们党对反映时代性的社会挑战所采取的积极应战态度。

第二，具有团队效应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四个“全面”战略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四个着力点，分别从发展目标、社会改革、法治化建设和党的建设四个方面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们各自具有全面性发展的逻辑规定性，自成系统，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整盘棋中，它们又存在内在联系，不能各自为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为了有效地把它们整合起来，协调起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团队效应。换言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四个“全面”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积极协调、有效化解木桶效应来实现整体性的跃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具有的团队效应性，反映出我们党对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考量。

第三，具有动态特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不是社会制度建设，也不是社会关系反映，而是一种社会行为选择。在运动中协调，在协调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目标追求，是它的基本特质。设想先进行完整性的静态布局，然后投射到社会发展实际过程中来，一劳永逸地追求发展的良好效果是不现实的。历史不是一个均质匀速铺开的过程，四个“全面”也不会围绕一个固定体系天然地齐头并进，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动态中构建，在动态中调整，就是它的基本特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具有的动态特质，客观上要求我们党必须不断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注入创造力，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中克难前行。“神圣的创造力的火星，乃是我们内在的本能，如果我们有幸将它点燃成火焰，那‘按部就班运行的星辰就不能阻挡我们去努力实现人类的目标。”[5]（P134）

第四，具有历史使命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新起点上提出来的，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梦、如何实现中国梦的问题，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战略保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内涵，具有鲜明的历史使命性。具体说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支撑，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四面一体，规定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四个重要维度，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过程，就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奋斗过程。

第五，具有目标上的无限接近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6]（P270）。“全面”是一个绝对性质的范畴，客观决定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可能为实现最终的目标设定一个具体的时段，在实践过程中，它没有最后的终点，而是通过不断接近它的方式证明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性。“四个全面”战略目标能否实现？习近平指出，“再高的山、再长的路，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前进，就有达到目的的那一天。”[2]（P39）但“四个全面”战略目标何时实现？这是没有答案的，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想着有朝一日享受胜利成果的功利主义是要不得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目标上的无限接近性，要求我们党既要坚定胜利的信心，又要有一种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始终保持“两个务必”的精神品质，不断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下去。唯有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会繁荣起来，中国梦才会实现。

总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运转，是以其主动性的品格，通过持续的动态调整来发挥团队效应，以无限接近目标的方式，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战略保证。

四、共景视角看其实践原则

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在逻辑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顺利贯彻到实践中来。以共景视角看问题，就是身在庐山看庐山，即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身出发看问题。理解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主要矛盾，理解了贯穿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积极的自我否定和消极的自我否定，理解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在矛盾的基本特征，为我们认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坚持的实践原则提供了基本理论根据。

第一，以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抓手原则。事物的自我转化取决于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1]（P323）。贯穿四个“全面”以及“四个全面”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我们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抓手。可以说，认识了主要矛盾，并认识了可以促使主要矛盾中积极的一面转化为主要方面的积极自我否定的行为选择，就抓住了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要脉络，在实践中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抓重点，不等于忽视非重点，强调以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抓手，是建立在对次要矛盾的有效关注基础上的，二者辩证统一。

第二，矛盾阻力-压力-动力转化原则。外部环境存在的矛盾问题是系统运转的阻力，如何正确对待发展中的阻力，这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选择。被阻力吓倒，逡巡不前，是一种选择；把阻力视为压力，把压力转化为动力，也是一种选择。前者是消极的自我否定，后者是积极的自我否定，只有积极的自我否定才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动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为了解决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如果在问题面前搞拖延，在矛盾面前搞回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失去了意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2]（P13）在当前，社会各种矛盾问题、国际上各种挑战、人们追求中国梦的美好预期三者产生的压力，成为政府主导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动力滥觞，而政府能否顺势而为，则是使之转化为动力的关键性推手。坚信矛盾阻力-压力-动力能够辩证转化，是一种积极应对困难挑战的科学态度，是在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践过程中能够克服阻力、困难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

第三，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原则。在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践中需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原则？当然需要，但应主要限于四个“全面”分系统的具体贯彻过程中，因为四个“全面”比“四个全面”更具有直接现实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四个“全面”的有机整合，突出强调四者之间的关联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就要求从全局出发，从长远着手，以宏观视角进行预先规划，顶层设计，以便把握大局，整体统筹，及时发现并克服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木桶效应，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顺利贯彻下去。摸着石头过河原则虽然必不可少，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原则更重要、更突出。

第四，协调性与全面性辩证统一原则。过程上的协调性与最终目标上的全面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要矛盾，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能否顺利贯彻下去的关键所在。强调协调性与全面性辩证统一原则，实际上是要避免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以过程上的差异性发展而遮蔽了目标上对全面性的追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实际中变成了四个“全面”各自的发展；一种是把目标上的全面性直接作为过程上的实践方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实际贯彻中变成了四个相互扯皮、相互掣肘的局面。强调过程上的协调性是对事物本身运行规律的尊重，有助于发挥团队效应；强调最终目标上的全面性是对事物价值的确认，只有四个“全面”合成整体战略共同推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诸多难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境界。二者有机结合，才能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顺利贯彻下去。

第五，党员身先示范原则。党中央和各级政府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要推手，而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则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顺利贯彻下去的关键。因此，遍及各个领域、植根中国大地的广大党员是把二者贯穿起来的纽带。能否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到实处，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发挥应有作用。这就要求每一个党员在政治态度上坚持自觉贯彻中央精神与倾听人民呼声的辩证统一；在思想路线上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在价值立场上自觉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在认识标准上坚持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在自我修养上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4]辛向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大优势[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5）.

[5][英]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郭小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郑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