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受降城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述论

2020-03-18袁志鹏陈学勤

文教资料 2020年34期

关键词：朔方突厥开元

袁志鹏陈学勤

摘要：三受降城的修筑，是唐代北方边防体系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三受降城的地位与作用，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明确三受降城的地位和作用，对全面把握和认识唐与北方各族的关系，不无裨益。

关键词：三受降城地位与作用民族关系

唐朝关内道北部地区的三座受降城对唐代北疆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地位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三受降城是唐军北伐突厥的前哨，是唐边防军的驻所

三受降城的修筑，是东突厥势力复兴并不断南下、频繁劫掠唐朝的产物，自三受降城修筑后，一直到后突厥汗国的灭亡，唐廷每一次大规模的北伐均同三受降城密切相关。三受降城是每次北伐的前哨阵地，三受降城及附近的兵力是每次北伐的重要力量。兹以讨伐默啜的三次北伐为例作说明。

景龙四年（710）五月十五日，三受降城修筑后不久，唐中宗就下诏北伐，这次出兵规模空前，就兵力而言，包括朔方道、金山道所属的凉、灵、秦、兰等诸州及瀚海、北庭、碎叶等诸军所辖兵力共五十五万人，加上幽州兵力，总数会更多，共分三路北讨[1]（494）。其中中路军是北伐的主力，由朔方大总管张仁亶坐镇三受降城亲自指挥，该路军包括朔方兵力十五万骑、凉州都督兼赤水军使司马逸客所部的七万骑、丰安军大使兼灵州都督甄粲所部的六万骑、防御群牧大使兼临洮军使甄亶所属的大家子弟二万骑，以及健康军使、甘州刺史李守征、玉门军使、肃州刺史汤嘉惠等所部兵马，总兵力超过三十万。该路军的出发点是三受降城，新修建不久的三受降城成为此次行军的前沿哨地和指挥中枢，但是由于唐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此次北伐没有出发便夭折了。

开元二年（714）二月，唐廷再次颁诏讨伐突厥。这次北伐共动员了原州、灵州、单于大都护府、朔州、并州、鄜州等地军马及论弓仁、勿部珣、张直楷、王海宾等所统兵马共计十六万人、马八万匹，分前、后、左、中、右五路进讨，北伐的人马多来源于关内道地区，同三受降城的关系密切，三受降城内的驻军参与此次北伐自不必说（“兵部尚书兼紫微令监修国史上柱国梁国公姚崇，……可持节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管内诸军，咸受节度”（《全唐文》卷253《命姚崇等北伐制》），此外如前军总管论弓仁在修建三受降城时曾任朔方军前锋游弈使。但是，这一次的北伐由于吐蕃的进攻河源而搁浅了。

开元四年（716）正月二日，唐廷在击败了吐蕃的进攻后，又发动了第三次北伐，朔方道大总管薛讷担任了此次行军的大总管。据《全唐文》卷253《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内容可知，这次北伐明确分为东中西三路。其中中路军大总管为右羽林军大将军、朔方道大总管薛讷;副总管有右武卫将军、丰安军大使杜宾客、胜州都督、东受降城使邵宏、丰州都督、西受降城使吕休琳。在这次讨伐中，三受降城不言而喻是大军的出发点、集结地，东、西受降城使还兼任中路军的副大总管。这次北伐取得了成功，开元四年（716）六月默啜可汗首级被传至长安，北方突厥、拔曳固、回纥、同罗、仆固等纷纷归降。

作为唐军抗击突厥人的前哨，在形势对唐不利的情况下，三受降城往往成为唐军固守的一道防线，开元七年（719），单于都护府被罢废、一度隶属于东受降城一事就是明证[2]（卷四，107）。

三受降城中的东城长期充当振武军的治所。《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单于大都护府·金河县》载：“初，景龙二年（708），张仁愿于今东受降城置振武军，天宝四年（745）节度使王忠嗣移于此城（单于都护府治所金河县内）内。”振武军设置的初衷也是为了抵抗后突厥势力的南下，增加长安以北的防御力量，“管兵九千人，马千六百匹”[3]（1386）。从708年至745年，振武军的驻地都在东受降城内。

二、防范和平定北部边疆叛乱

三受降城所在的地区历来是多民族活动的重点区域，突厥、铁勒、回纥、党项、吐谷浑等都在此地活动过，唐王朝对这些游牧民族的统治实行双轨制：一方面分而治之，以“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4]（1119），另一方面令“诸道军城，例管夷落”[5]（3999），达到“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6]（卷193，6076）的目的。因此，三受降城也擔负着负责北部边疆稳定的重任。

三受降城的战略地位既然如此重要，唐朝对其的管理自然十分重视。“开元八年（720）六月，突厥降户仆固都督勺磨及躞跌部落散居受降城侧，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阴引突厥，谋陷军城，密奏请诛之。诱勺磨等宴于受降城，伏兵悉杀之，河曲降户殆尽。拔曳固、同罗诸部在大同、横野军之侧者，闻之皆忷懼。秋，并州长史、天兵节都大使张说引二十骑，持节即其部落慰抚之，因宿其帐下，……拔曳固、同罗由是遂安”[6]（卷212，6741）。《旧唐书》卷93《王晙传》也有类似记载。

开元九年（721）四月，六胡州人康待宾因不满唐朝的奴役压迫，率先发动了起义，占据六胡州后，势力大振，有众七万，并与居于夏州一带的党项势力联合，进攻夏州，唐朝急忙调兵镇压。《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九年载：“兰池州胡康待宾诱诸降户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有众七万，进逼夏州，命朔方大总管王晙、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共讨之。……以太仆卿王毛仲为朔方道防御大使，与王晙及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相知讨康待宾。”

唐玄宗于当年五月所下的一份诏令对平定康待宾叛乱所用的兵力部署也作了详细交代。《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载：“朕今发陇右诸军马骑掩其南，征河东九姓马骑袭其北，三城（三受降城）士卒截其后，六郡骁雄击其前，四面齐駈，万会直进，飞走无路，糜烂待毙。”该诏令明确指出三受降城士卒从北面进剿康待宾等叛乱分子，当时王晙任朔方大总管，三受降城兵力自然归其节度。

康待宾的反叛虽被镇压下去了，继康待宾之后又有以康愿子为首的兰池州胡人的继续反抗。《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年八月条云：“康待宾余党康愿子反，自称可汗，张说发兵追讨擒之，其党悉平。”当时张说刚任朔方节度使，是朔方军的第一任节度使①（104），平康愿子动乱很有可能也像上次一样使用了三受降城的兵力。

三、三受降城是唐同北方游牧民族互市、交往的窗口

西受降城是唐王朝与后突厥汗国互市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早在开元十五年（727）之前，突厥与唐就在西受降城互市，交换双方需要的物品，《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称：“（开元）十五年，小杀（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使其大臣梅録啜来朝，献名马三十匹。时吐蕃与小杀书，将计议同时入寇，小杀并献其书。上（唐玄宗）嘉其诚，引梅録啜宴于紫辰殿，厚加赏赍，仍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每年齑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仍”字表明唐朝与后突厥汗国在西受降城附近的贸易早在开元十五年之前就已存在。

唐朝和后突厥汗国的互市贸易使唐廷得到突厥人的大量优质战马，壮大了军威。唐朝一直存在马匹不足的问题，即使在马政最盛的麟德年间（664—665），马匹也仅够使用，麟德以后，马政渐衰，马匹就不足以完全自给[7]（104），因此向周边游牧民族购买战马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突厥马的优点更使西受降城互市的意义尤显重大：“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8]（卷72，1547）。除突厥外，九姓、坚昆及室未也通过西受降城向唐朝贡献马匹：“天宝六载（747）十二月，九姓、坚昆及室未，献马六十匹，令于西受降城使纳之。”[8]（卷72，1543）

作为边防要塞，三受降城地处唐王朝与北方各族来往的交通要道附近。《新唐书·地理七下》记载，唐朝从边州入四夷之路最主要的有七条，其中第四条是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

另《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下》云：“阿热牙（黠戛斯酋长牙帐）至回鹘牙所，橐它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右二百里许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许至鸊鹈泉，泉西北至回鹘牙千五百里许，而有东、西二道，泉之北，东道也。”

大中二年（848），沙州豪族张议潮率众逐蕃起义，收复瓜、沙二州，遂遣使驰表函入长安献天子，当时由于河陇重镇肃州、甘州、凉州仍被吐蕃控制，使者必须绕道漠北而行，所走的路线之一段是经鹈泉、西受降城、天德军城而抵达长安的[9]。这些地理优势使三受降城成为沟通双方信息往来的一个重要窗口。

四、长期充当安北都护府治所

中、西受降城曾在较长时间内充当安北都护府的治所。安北都护府是唐朝中央政府处理北疆漠北地区的最高军政管理机关，受唐朝北部边疆政局的影响，曾经多次改名迁治[10]。

安北都护府（初名燕然都护府）设立后，也确实发挥了应有的职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首任都护李素立对漠北回纥诸部“抚以恩信，夷落怀之，共率马牛为献，素立唯受其酒一杯，余悉还之”[6]（卷198，6246）。但是到了龙朔元年（661），漠北地区再度发生叛乱，“回纥酋长婆闰卒，侄比栗毒代领其众，与同罗、仆固犯边，诏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将兵讨之”[6]（卷200，6326），直到龙朔三年正月，方平定这次叛乱。为了更好地管理漠北回纥地区，龙朔三年二月，燕然都护府自碛南故单于台迁往回纥部居地，即瀚海都督府所在地，同时更名为瀚海都护府，总章二年（669）八月二十八日，瀚海都护府再度更名为安北都护府[8]（卷73，1558-1559）。

武则天垂拱元年（685），由于后突厥叛乱势力向漠北地区的渗透，回纥部再次发生叛乱，安北都护府被迫自碛北回纥部南迁至甘州删丹同城镇[6]（卷203，6435），后来又继续向南迁至甘州“删丹县西南九十九里西安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安北都护府由西安城迁入刚筑成的西受降城，但由于河水泛滥，西受降城不断地受到河水的侵蚀，开元十年（722），安北都护府由西受降城移至中受降城。天宝八载（749），张齐丘又于可敦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狼山口南）置横塞军，安北都护府又自中受降城移理横塞军城，天宝十四载，安北都护府随横塞军移至大同川西新筑的军城——天德军城[2]（卷四，113）。至德二载（757），受安禄山叛乱的影响，安北都护府改为镇北都护府[11]（338），乾元中（758—760），鎮北都护府理所又迁回西受降城，一直到唐德宗兴元元年（784）镇北都护府最后被撤销，其理所都在西受降城[2]（卷四，113）。

综上可知，安北都护府理所在西受降城内的时限，两次共计约40年（708—722年，乾元中[758—760]至784年），在中受降城内的时限为27年（722—749年），前后共计约67年，安北都护府前后存在的时间也不过是137年（647—784年），安北都护府治中、西受降城的时限几乎占其存在时间的一半。

五、边防预警、传递消息的功能

三受降城连同其正北方的1800余座烽堠构成了一个保护唐朝腹心区域的动态防护网，一旦北方有警，则会以最快的速度直接上奏朝廷。为了完善三受降城的边防预警系统，天宝十二年（753），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于大同川西筑城驻军，即乾元后的天德军，其“当北戎大路，……为朔方根本”，从而达到了“以中城、东城连振武为左翼，又以西城、丰州连定远为右臂，南制党项，北制匈奴，左右钩带，（天德军）居中处要”的战略目的[2]（卷四，113-114）。天德军与三受降城皆连贯不远，东受降城和中受降城对天德军有辅助作用[12]。武宗会昌二年（842）二月，李德裕曾奏请修东、中二受降城以壮大天德军形势，得到批准，“会昌二年二月，河东节度使符澈修杷头烽旧戍以备回鹘。李德裕奏请增兵镇守，及修东、中二受降城以壮大天德形势，从之”[6]（卷246，7958）。

三受降城很好地发挥了边防预警功能。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叛唐，东受降城及时地向唐朝廷报警，“东受降城亦奏禄山反”[6]（卷217，6935）。“元和八年（813）冬，回鹘南过碛，取西城（西受降城）、柳谷路讨吐蕃，西城防御使周怀义表至，朝廷大恐，以为回鹘声言讨吐蕃，意是为寇”[2]（卷四，106）。

元和年间，唐朝又在中受降城和灵州之间设立关卡加以管理，“元和九年（814）五月，丰州奏‘中受降城与灵州城接界，请置关，从之”[8]（卷86，1872），“中受降城，有拂云堆祠。接灵州境，有关，元和九年置”[13]（3188）。同时，唐朝还于经略军城復置宥州，是为新宥州，并“自新宥州北至天德，置新馆十一所，从天德取夏州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2]（卷四，106-107），边防预警、传递消息的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

六、唐朝在三受降城附近积极屯田，以瞻军需、发展地方经济

在边疆地区积极开展屯田，贮备军需，发展当地经济，历来就是中原王朝治理边疆、防备外患的一个重要措施，唐朝也不例外。三受降城修筑后，由于位居抗击突厥的前沿，自然是唐廷屯田的重点区域。

开元二年（714）闰二月，朝廷令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晙兼安北大都护，丰安、定远、三受降城等都受王晙节度，并令王晙在上述诸地置兵屯田[6]（卷211，6696）。安史之乱期间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唐朝忙于内政的恢复及京西北边防线的重建，无暇顾及三受降城附近的屯田情况。一直到宪宗元和年间，唐朝又在包括东受降城、中受降城在内的广大地区募人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年收粟二十万石，为朝廷节省开支二千多万缗。《新唐书》卷53《食货三》记：“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及绝和糶欺隐。宪宗称善，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糶、水運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臧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重华入朝，奏请益开田五千顷，法用人七千，可以尽给五城。”②（108-110）《山西通志》卷34亦称：“韩重华屯田，东起振武，转而西极于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际六百余里。昔人谓黄河在他处为害，在宁夏独为利。”

不仅如此，由于位置的特殊性，东受降城还一度充当振武、天德两军的军用储粮的中转站。《全唐文》卷750载有李德裕《条疏边上事宜状》云：“访闻麟胜两州中间，地名富谷，人民殷繁，盖藏甚实。望令度支拣干事有才充和籴使，及秋收，就此和籴，于所在储蓄。且以和籴为名，兼令与节都使潜计会设备。万一振武不通，便钙充天德军运粮使。胜州隔河去东受降城十里，自东受降城至振武一百三十里，此路有粮，东可以壮振武，西可以救天德，所冀事先布置，即免临时劳扰。”

注释：

①朔方节度使成立于开元九年十月六日，东、中、西三受降城都归其管辖。见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②这里的五城指东、中、西三受降城及丰安、定远二军，加上经略军构成朔方六城。见岑仲勉：《朔方节度下五城六城》，载氏著《唐史余瀋》，中华书局，1960.

参考文献：

[1]薛宗正.突厥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7]杨圣敏.回纥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