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愔 王咏

摘   要： 少数民族文化与生境的融合，生成了独特的生态智慧，是维持区域生态格局优势的内因。在文化生境中，蕴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生态知识，作为地方性知识，对区域生态建设有着积极的应用功能。传统生态知识，应作为地区公共知识在公共教育路径中加以传承。传承主体是青少年群体，传承路径是学校公共教育与社区实践相结合。在文化生境视角中，公共知识层面的传统生态智慧，最终转换为青少年群体的身体实践层面，才能达到传承传统生态知识的目的。

关键词： 传统生态知识   公共知识   青少年群体   身体实践

文化生境是由生态学术语“生境”衍生而来的文化术语，生境指的是“生物生活的空间和其中全部生态因子的总和”[1]（18-22）。文化-生境是在其基础上将人与生活的生态环境、文化环境的关系加以类比，试以“在弄清楚人类文化中自然起作用的同时，理解被刻印在自然中的人类行为”[2]。文化生境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双向融汇，具体区域、族群的文化总是在具体的生态环境中生成，就具体的文化内容而言，一切生态因子与人都是文化不可割裂的主体。

少数民族文化与生境的融合生成了独特的生态智慧，也是维持区域生态格局优势的内因。在文化生境中，人们适应了生态环境，并运用当地的生物资源使生活可持续发展，自然长期与人类依存成为具体文化生成的母体。田野调查通过对滇南西双版纳15个少数民族村寨的传统生态知识底本调查显示，传承这些与生物资源相关的传统智慧对区域生态建设有着积极的应用功能。面对现代生态问题，传统生态知识亟待转型为地区公共知识。只有通过公共教育路径传承给青少年群体，传统生态智慧才能获得再生。学校教育与社区实践相结合才是最佳的传承途径，达到将从文化生境中生成的传统生态知识，融汇到文化生境中的传承目的。

一、文化生境中传统生态知识传承的优先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集合名词，包含了诸多文化事项：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及与上述内容相关的文化空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各类内容因为所属族群或者地方的诉求重点的不同而在开发次序上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因为艺术类非遗的眼球效应最易在旅游开发中转换为文化产业而促进地方经济效益，往往被优先考虑开发并赋予各种资源。关于自然界与宇宙的知识、实践相对而言较为不受重视。一则因其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较远;二则在现代社会的知识框架中，初民对自然与宇宙的看法在现代知识的进化序列中，常被视为落后的边缘。实际上，初民关于自然与宇宙的观点在非物质文化体系中处于最基础与核心的位置，是一切知识的源知识。尤其“在各民族的传统知识体系中，具有丰富、独特的关于自然保护的观念、伦理、法规和合理利用管理自然资源的经验、措施和技术等，他们是各民族对生境长期适应的智慧结晶，不仅具有历史、文化的价值，而且对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

以滇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特殊而多元的地貌、丰富的生物资源，多文化族群，三者相互调适、选择，使得滇南边疆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非常丰富，具有很多值得开发的文化资源。首先就国家生态区位的战略意义而言，滇南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全国生态资源要素的源头区域，有着“一江连六国”的地缘优势，更处于国家重点打造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生态圈内，生态优势对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生态屏障的重要功能，生态安全格局对国际生态圈具有重大影响力。因此，非物质文化中的传统生态知识传承对区域的生态保护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具有首要的传承优先权。

另外，就现实的经济意义而言，滇南少数民族丰富的生态智慧具有经济开发的多元价值。滇南少数民族地区很多与生物资源相关的传统生态知识都是乡村旅游的独有资源。如利用生物资源的织、染、绣、缝工艺。如傣族、哈尼族擅长利用棉、麻种植、织布、运用各种植物的叶子、花朵及块茎的染色工艺;拉祜族的拼布手艺，哈尼族的树皮制衣工艺。少数民族的箱、筐、箩、包、袋等大多是利用再生性非常强的藤、竹、棕等产品加工而成的，少数民族养野蜂酿蜜的传统产生的蜂蜡蜡烛，利用植物造纸传统等。与当地生态资源相关的生态传统知识都是避免同质竞争的乡村旅游的文化资源。

在文化层面上，上述生态传统知识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审美价值与文化记忆功能，如滇南以生物资源取胜的民居文化与寺院园林文化：傣族传统住宅多为全竹木结构，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小乘佛教寺院传统的“五树六花”等均有很高的民族文化认同价值。由此可见，在特定的文化区位中，滇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不仅在国家层面的生态格局中具有意义，而且兼具经济与文化功能，因此，在地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传承工作中具有优先权与必要性。

二、传统生态知识作为公共教育资源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环境的高度依赖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匹配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对生态环境的过度索求。在滇南地区表现为如保持生物资源多样性的传统竜林、风水林的日渐缩小，山神信仰的式微导致国有林成为“公地”的缩影。如某些村民偷伐原生国有林。“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不能单凭政治、经济、法律手段，只有依靠多元文化并存建构起来的稳定文化制衡格局，尤其是要依靠世居于该生态系统中居民所拥有的生态知识与生态智慧，才能获得维护生态环境正常运动的持续动力”[4]（40）。

传统生态知识的口耳相传的传承模式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当下生态环境问题已然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课题。滇南少数民族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与生态战略区位使其传统生态知识的有效传承刻不容缓。传统上，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知识与智慧一般限于家庭代际及社区范围的口耳相传，如传统农耕、渔业、林牧等知识往往在同族男性间传承，现代社会因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改变，很多生活劳动形态彻底消失，一些传统生态知识随之消亡。如，滇南一些傣族寨子受市场操纵只生产橡胶、香蕉和火龙果等作物，传统的稻作知识基本消亡。现代生活使编织、织染、造纸、建筑、生活礼俗等与生物多样化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传承不容乐观。因此，在文化生境的框架中看，生态维护已经成为区域族群的共同义务，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可以跳出代际、性别、族群等分众的传统传承局限，将传统生态智慧最终转换为公共知识，并将其纳入地方公共教育，特別是义务制教育及专业高等教育的路径是传统生态知识最好最直接的路径。“而且，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教育发生的场域来看，学校教育是主导”[5]（82）。因此，地方生态维护的可持续力量必然是青少年群体。面对现代化导致的传统知识的式微现状，传统智慧结晶更需要新生代的传承。不同于民间传承路径，公共教育系统在方法、目的、环境等方面更符合现代生态诉求。

一，在方法上，公共教育系统能在合适的专业框架下系统地将各地、各时、各类、各族的传统生态知识资源从芜杂的原生状态中提取出理论内容，使其更体系化、条理化，并配合多媒体教学工具，对青少年群体进行系统培训。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与成员而言，传统生态知识要通过公共教育体系的传承媒介加以系统化的体现，这就需要根据特定地域或社区的文化生境进行特殊的课程设计。

二，公共教育路径的传统生态知识传承可以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物的开发”向“诗意栖息”“生态家园”等生态哲学的嬗变。在公共教育的系列课程中，被教育者会从生态知识传统传承模式的自在状态转型为生态知识公共教育模式下自为的觉悟状态。因此，建立多维的生态教育体系，进行全民生态教育，只有内化的现代生态意识和生态觉悟，才是强化生态意识、塑造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

三，传统生态知识的学校传承路径培养了青少年群体的“文化自觉身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呈现的传统生态知识是具体的文化族群与当地的生态体系共同生活中达至的文化经验，是约定俗成的地方性知识。传统生态知识大多属于“小传统”文化范畴，但在全面厘清、学习的基础上，青少年群体会更进一步获得民族文化基因，建立起民族身份自觉。

三、生态知识教学结合社区实践教育的重要性

传统生态知识的教学要与社区的实践教育相结合。“总的来说，民族文化传承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向书本学，另一种是‘做中学……‘做中学是指学生和社区居民在了解和掌握本国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直接从各种活动中学习本民族文化的知识和技能，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6]（119-120）。公共教育传承的形式主要是间接经验的传播，而实践教育则是知识身体化的重要路径。

一，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与滇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流失状况存在不平衡有关。田野调查显示，与文化生境相关的滇南少数民族生态传统知识主要包括：传统农业主杂粮植物资源、农副植物资源的选育、种植;传统养殖业生物资源及养殖;传统药用野生植物的持续利用;传统食用野生植物和食用真菌资的持续利用;与生物资源相关的衣饰织染、食品加工、住宅建筑、娱乐游戏、日用杂货制作;宗教俗信、节日庆典、人生礼仪、生产生活习俗中的传统生物利用。传统知识流失严重的主要有传统农业主杂粮植物资源、农副植物资源的选育、种植相关知识、传统药用野生植物的持续利用及宗教俗信、节日庆典、人生礼仪、生产生活习俗中的传统生物利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土地流转的非粮化倾向造成传统粮种生物资源的永久丧失及相关种植知识和文化传统的根本性断裂。现代农业技术匮乏使一些传统知识支撑的农产品失去市场价值而渐渐不再传承。

二，现代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冲击对传统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生活知识、传统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民俗信仰知识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如，傣药、傣医知识的流失就是现代性的后果。传统生态知识保存得较好的则为符合市场需求的种茶技术、养蜂技术等。

传统生态知识的流失导致一些知识无法有效进入公共教育传承体系，这就需要公共教育的传承必须与社区的实践教育相结合才能达到传统生态知识传承的整体性与完善性。一些传统生态知识由特定群体掌握，如编、织、染技术由妇女传承，草药技术往往由神职人员传承。因为现代性的冲击，这些知识在数量与传承群体方面都呈式微情势，日渐碎片化，导致无法成为体系公共教育资源被吸纳。在现代话语体系中，这些群体的边缘性质成为知识与公共知识对话的障碍。以上情况都亟待公共教育拓宽课程形式，从教学资源的源头不断回溯至社区基层，整理传统生态知识，这需要多方力量，如教育专家、生态专家、社区精英及不同层面的教师、学生等的多边支持与共建。

反之，保存得较为完好的传统生态知识如果想要进一步发展，并成为维护社区生态的内在驱力，那么一样需要公共教育的有效介入，尤其是高校专业人才的指导。如养蜂业，传统知识与技术非常符合“绿色”“无污染”等理念，但是由于无现代生物技术的指导与支持，失去市场竞争力，限制了其进入高端市场的可能性。

三，也是最重要的，传统生态知识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身体实践。“（田野中的身體实践）实践呈现为一种意会知识与身体行为交融互生的状态，……是以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实践着的身体得以体现的”[7]（140）。传统生态知识的消失、保存现状证明了如果没有身体实践，知识的保存就会非常困难。如田野资料呈现，西双版纳坝区人民（以割胶生产活动作为主体）由于不再种植稻谷，与此相关的稻作文化如叫谷魂、吃新米、洗牛角等传统知识与仪式基本消失。相对而言，哈尼族（稻谷、橡胶、茶叶、采集混合型生产）和拉祜族（茶叶、稻谷生产为主）两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保存得相对较好。在文化生境的视角中，公共知识层面的传统生态智慧必须转换为学生的身体实践层面，才能最终达到传承传统生态知识的目的。因此，重视家庭的火塘文化传承方式，参加天—地—人相融一体的少数民族生产方式，尽可能参与民族节俗活动，理解自然法与自然信仰，以身体实践理解少数民族与生境的融合，体悟其独特的生态智慧。

四、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不能只考虑人与人的关系，而忽视或轻视人与自然的关系”[8]（2）。鉴于滇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具有独特的生态区位，而且是重要的边境地区，滇南边疆民族如傣族、彝族、布朗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在紧邻的老挝、缅甸等均有跨境分布。跨境民族虽为国家行政界线分隔，但比邻而居，往来密切，共享同源语言、习俗，处于同一种生态文化圈中。从全人类的生态视野中，应该更注重发挥跨境民族共享的生态文化软实力，发挥同根文化生境在跨国界生态教育共建、青年环保合作中的对话作用，发挥跨境青年群体在生态共建中的主体能动性。在对传统生态智慧的共同认同、传承与教育实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搭建了对话的基础与桥梁。

参考文献：

[1]安学斌.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历史价值与当代生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2]尹绍亭.生态人类学·序[A].[日]秋道智弥，市川光雄，大塚柳太郎.生态人类学[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110）.

[3]尹绍亭.文化生态与物质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4]罗康隆.论苗族传统生态知识在区域生态维护中的价值[J].思想战线，2010（2）.

[5]谢敏.信息产业在云南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功能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17（5）.

[6]曹能秀.试论以教育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方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2）.

[7]王咏.从生活世界到现代知识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现代性批判[J].文艺理论研究，2011（4）.

[8]耿步健.“生态集体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观基础”[J].江苏社会科学，2020（2）.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项目“生态环境保护与滇南少数民族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调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BH13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