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露云

摘   要： 《大树小虫》中两个家族三代人，历经灰色与设计的人生，在前进历程中逐渐迷失个体的价值，在失落的人生中挣扎前行，最后在自然的“生育”事件中，个体之间的矛盾在爱与理解中逐渐化解，在生活中重新寻回失落的自我。小说不对称的叙事时间的建构，注重反讽的安排，让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生命深处的隐秘的欢欣与苦痛在叙事中得以被看见。

关键词： 《大树小虫》   池莉   叙事伦理

2019年5月，时隔十年，池莉带着长篇小说新作《大树小虫》回到人们视线中。在有关新书的采访中池莉曾说道：“生活就是一棵大树，人类是小虫，在奋力地生活，奋力地爬行。但也许从宏观上看我们爬行的轨迹是弯曲的，向上爬的时候整个时代其实在向下。能够在这棵大树上生活和爬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1]两个家族三代人的故事，看到钟鑫涛、俞思语两家在时代的更迭中家族生活变化的曲线，个体在时代的洪流中生命深处隐秘的欢欣与苦痛，作者对百年跌宕中社会变革的反思。当代日常生活在科技日益进步、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金钱和欲望的引诱逐渐增多，城市生活存在伦理道德失范现象，人心日渐浮躁，男女间的爱情婚姻由纯粹的情感吸引逐渐变为精心的设计与引导，个人的生活轨迹被设计与安排，生活陷入被设计的怪圈，因此引发的种种问题日渐显现，呈现出作者对伦理问题的思考。

“伦理本质上是建立一种人心秩序，因而当叙事把无序的生活重建为有序的叙事时，叙事首先就在心理上契合了伦理的根本要求”[2]（24）。叙事将人类个体处于变化中发生的故事重新组合编排，通过叙事关懷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展开文本、作者、读者之间的对话，呈现生活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叙事伦理让伦理与叙事之维成为相互关涉的整体，关注和理解个体的境遇与个人生命灵魂的维度，不做出唯一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本文结合叙事伦理对池莉的这部长篇小说进行分析，探索身处“无序”与“设计”生活中人们的生存现状，以及个体如何在生活中重新寻回失落的自我。

一、灰色的人生：“无序”社会中失落的个体

“社会生活的复杂尤其来自行为者本身对生活怀有看法、回忆和期待等”[3]（68）。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其中蕴含的伦理关系与道德建构随之改变，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伦理，因此有了更多的社会性和复杂性。《大树小虫》在多重人物线索相互交织中展现出社会变革中三代人与时代的矛盾冲突，个体在“失序”的社会中复杂的、灰色的人生现场。

新中国成立前后，俞思语的爷爷奶奶——俞正德，彭慧莲秉承坚定的革命理想，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镇反”运动中，俞正德作为工作组组长，积极奔走，即便是婚宴的当天，在革命运动需要他时也义无反顾，妻子彭慧莲作为革命家属坚定支持他的工作。但这样的革命家庭却因“好人家出身”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成为被批斗和整治的对象。“文革”时“金箍棒”带人抄俞正德的家，即使是作为可以保护个人尊严的窗帘，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遮羞布”，不容许留下。“里份之外的棚户人家，住进了他们的房子，以监视和改造他们”[4]（323）。俞正德为了存活，学会“目光涣散、茫然，只对虚空”。

九十年代经济大潮兴起，历史进入新阶段。钟鑫涛的父母——钟永胜、高红二人抓住机遇，成为先富起来的人，投身于经济浪潮中的他们忙于在金钱里打转。个体的思想陷入“有钱就能搞定”的漩涡中，金钱成为束缚他们思想的纽带，真实的情感在金钱的世界里逐渐被隐藏，个人在物欲的世界中渐渐迷失自我。二人对钟鑫涛的性教育是可以“玩姑娘伢”，即使出了事，他们用钱搞定;钟永胜开始悄悄养情人，用金钱物质绑住格瑞丝;高红去广州、韩国花钱做整形美容，钱不是问题，只要外貌能变得更好。钟、高的亲家俞亚洲又是同时代人的另一面代表，俞亚洲身处官场，学会运用关系打造女儿的顺畅人生道路。在权力的场域里，俞亚洲将曾经的年轻天真的“自我”关了起来，处事变得淡漠，谨小慎微，学着与他人保持距离，日常备有两只手机，将真实的情感埋藏在打造的“安全的小屋”中。当昔日熟人格瑞丝拜访成为厅级官员的他，握手时“她发现自己握了一只木然、僵硬、没温度的乒乓球牌子。与几年之前的滚热手心有天壤之别”[4]（136）。个体的温度和热情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逐渐冷却。

“无论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对于社会来说，真正可怕的是冷漠，它使个人失去生活的意义，使社会发生道德危机”[5]（9）。俞思语在婚后，进入注重经济效益的社会职场，设计马拉松公益项目，却被负责人嘲讽和欺负，因为公益无法带来收益，即使项目带来社会的关注，在利益面前也是一文不值。而令个体悲伤的丧葬却被当作牟利的项目提上议程，对逝者的怀念不再受到重视，葬礼的文化娱乐部分成为重点关注的部分。俞思语在这样荒诞的职场存在中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感到怀疑和困惑，在试图指正时，却差点被职场潜规则，失落的个体在这样灰色的职场境遇中最终选择退场。顺风顺水的富二代钟鑫涛选择玩矿作为自己的事业，选择离开长辈荫蔽。但热情洋溢、积极工作的他却在有晋升机会的非洲项目中败选，被调往公司的边缘岗位。原因是他与“死党们”吃火锅时和他们吐槽了公司的领导，但他却丝毫没有在意这件事，正因为这场被他忽视的“交心”聊天，最后使各方面比他弱的“死党”成功入选。

小说通过对个体人生之路的展现，关注现实与人心秩序的状态，是社会伦理的重要内容。这是一部关于个体命运的小说，也是对“文革”“九十年代经济浪潮”等特定历史事件及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反思。

二、设计的人生：凸显“人为”之下个体的尴尬

《大树小虫》最突出的主题是“被设计的人生”。池莉通过爱情、婚姻、性与生育的窗口投射人生思考，正是这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存在，人们更容易洞见和感受人性的复杂。作品逐步让读者拨开被“设计”之下人生的道德尴尬。小说在故事的顺叙过程中加入其他叙述形式，在钟永胜的人生时间中补叙他父母的人生经历，父亲的辉煌的生命时间影响着儿子钟永胜和孙子钟鑫涛的成长，母亲的人生时间被弱化，女性的影响成为符号化的存在。插叙钟永胜年轻时与苏佩玲的情缘，钟家在生育上的性别情结和钟永胜渴望女性崇拜得到解释。期间对俞家忌讳话题彭厨子人生道德故事的追叙，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在俞爷爷和俞奶奶的回忆展开中反复出现。小说文本主线是男女主角2015年造人计划始末，但在章节设置上对每个人物从出生到2015年开始前过往时间里发生的各种支线故事进行大篇幅的叙述，第二章主线时间内的故事描写只有68页。小说的故事时间在三代人中跨越，但叙事时间只有2015年这一年，远短于故事时间，在正叙的当下加入补叙和追叙进行回忆，过去的时间线穿插在钟俞两家当下的时间中，构成明显的结构不对称性，让叙事时间的频率和叙事密度流动变化，时间与个体的命运和伦理秩序相互交融，打造“弯曲”的时间中的“设计人生”。

“爱情是人伦关系中富有情感张力和言说价值的伦理关系，爱情伦理叙事最能体现创作主体的叙事伦理诉求”[6]（59）。男女因爱情而结合，当成为夫妻，两性关系不仅关涉爱情，还与责任、忠诚等伦理关系相互交织。夫妻关系是人伦关系的基础。主线俞思语、钟鑫涛的相遇始于湖边的“一见倾心”然后相知相爱。但他们的顺利结合背后隐藏着钟、俞两代人的精心设计。俞奶奶和钟鑫涛的母亲高红两位长辈先见面，各自满意对方的家庭条件后，为两位年轻人安排了这场“巧遇”。但他们只是将俞思语、钟鑫涛投入这场精心设计的婚恋之中，却没有告诉他们之后该如何。在这场精心安排的偶遇中为双方所俘获的魅力，却在婚后成为各自矛盾的隐线，让钟鑫涛动心的俞思语的长发会在睡觉时割破他的嘴唇，让他苦不堪言。钟鑫涛的高大伟岸原来只是虚设，在高利贷砍门时，把老婆推出去，自己却躲起来。进入“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婚姻，双方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生育的“漩涡”，女儿刚出生没多久，热衷男孩的钟家不惜依靠民间秘方也要设计好二胎性别，但精心的人为设计之下，最后因钟鑫涛的精子活力不行而让二胎之路变得遥遥无期。

“性在中国婚姻历来就难以启齿”[4]（114）。钟鑫涛的母亲高红打造维持外人眼中的美满家庭，为钟家生了男孩，帮助丈夫的事业，最后却陷入丈夫设计的“陷阱”。钟永胜因高红在性事方面的木讷，而与格瑞丝发展婚外情，和保姆李雨青有过短暂情缘，又因处女情结和格瑞丝的妹妹搅在一起，并且在她的面前上演和情人格瑞丝互不相熟的戏码，只为了蒙蔽她。最后东窗事发，钟永胜只感到尴尬“对高红摊了摊手，意思是终于被高红发现了——他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4]（417），但并没有任何愧疚和忏悔之意。他们的女儿钟欣婷精心物色外在条件出色的结婚人选，却将爱情排除在外，打造和博士董金泉的梦幻相遇后，步入婚姻，却因丈夫在性事上的粗暴让她的苦不堪言，在没有尊重和感情的生活中，最后以离婚收场。种种设计之下的荒诞事件，人心的那份纯真美好渐渐被遮盖，对“设计”之下陷入尴尬人生境地的嘲讽，结合叙述者对人物的介绍，有了进一步的叙事伦理认同。

三、自然的人生：在“生育”中寻回失落的自我

池莉认为“随着个人无止境的物质欲望，人与人之间自然会产生更多矛盾，这些矛盾会给人带来更多的矛盾，这些矛盾会带来焦虑、纠结和烦恼乃至痛苦”[1]。

“人在这种‘一体中所体验到的，不可能是外在于人和外在的物的东西，而只能是内在于人和物之中的东西，因此，人通过体验所寻求到的本根，虽然是超越的，但仍在具体事物之中”[7]（250）。《大树小虫》中人们在寻找失落的自我时，最后在生活于日常生活存在的自身当中找到了答案。“生育”是矛盾的产生最后也是矛盾的化解所在，“新生儿的出生，具有某种神圣意义，对于家族来说，意味着‘香火传递，那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父母、祖父母以至于整个家族的‘喜事”[8]（49）。俞思语在丈夫的关怀和爱护下，自愿产生为他生育的想法。作者没有用说教式的方式书写夫妻之间应该如何相处，而是通过两人在生育事件中发生的种种展现作者的伦理诉求。俞思语在惊蛰时分的身体的觉醒，和丈夫钟鑫涛一起体验灵肉结合的美妙，一起探索属于男女之间的秘密，阴阳结合的快乐;两人严格遵守秘方备孕医嘱的辛苦，虽然有争吵，有矛盾，但因是夫妻之间的共同责任而相互理解，化解矛盾，他们共同在携手孕育新生命中找到了自我价值的依托。

“生育”事件为两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意义和期盼，两家三代人投身于新生命的创造中，每个人都在其中找到了对于自我身份和价值的认同。不和谐的两家人在生命诞生与繁衍中携手合作。俞爷爷和俞奶奶的内心孤寂在为俞思语二胎的出谋划策中得以化解;钟永胜的婚外情在这件两家人的头等大事为重中而得以原谅;俞亚洲和任菲菲之间长久的感情不和的矛盾在为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做着充足的准备中得以逐渐搁置与消弭。个体在象征着开启一个新的开始的“生育”事件中放下彼此的隔阂和成见，投入对未出世的“太阳”的无利益目的的爱，个体的生命在爱的力量中让散落的心慢慢走到一起，消除曾经的不和，放下被伤害的过往，使三代人又重新变成了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一起抵御生命中不可把握的部分。比如俞爷爷的逝世，个体投身共同体中消解了沉痛的悲伤情感，不论在生活之树上多么渺小的人们，他们的坚韧、苦痛、热切都会被看见。

每个人最终都是为了寻找那份相互理解和关爱，寻找那份性灵的和谐。爱和理解是广博无边的飞翔，不是确定的指向或固化。人生就像这棵大树，存在于此世界的每个人走过的轨迹就像这只小虫的足迹，有着偶然性又带着某些生活中的必然性，在选择与被选择的道路上前行着。

参考文献：

[1]丁杨.“写人，写民，写他们不可言说的内心深处”——访池莉[N].中华读书报，2019-06-05（009）.

[2]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3]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4]池莉.大树小虫[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9.

[5]周国平.爱与孤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6]张文红.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九十年代小说的文本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张世英.天人之际[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肖群忠.日常生活行為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9]池莉.池莉诗集·69[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

[10]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王雅.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伦理建构——以儒家伦理与传统中国日常生活的关联为参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2]汪广松.时代、时务与随时   池莉小说《大树小虫》[J].上海文化，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