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

摘   要： 在《平凡的世界》读者群中，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庞大青年务工群体占据相当份额。本文梳理孙少平与这个庞大群体中诞生出来的中国南方打工文学作家群的内在关系，认为：从大西北的《平凡世界》到中国南方的打工文学作家群，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值得重视的一条文学史线索。

关键词： 《平凡的世界》   打工文学   孙少平   人口流动

一、《平凡的世界》的不可忽视的读者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晚期，《平凡的世界》因不被各知名文学出版社和期刊看好而在出版上颇费周折，出版之后又不被当时的文学界看好而遭受冷落。据说，《平凡的世界》的“转运”来自曾插队延安而有陕北情结的叶咏梅将其录制成广播节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联播”于1988年3月27日播出，第一部连续播出126天，广受欢迎，继续播出还处于校样阶段的第二部，再接着播出还是手稿的第三部。陕西、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省区电台再予重播，听众达3亿之多。纸本《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时原本只印了3000册还基本无人问津，是“长篇联播”的持续带动，才终于赢来纸本《平凡的世界》的不断加印。来自出版社的统计说，《平凡的世界》三卷本每年的印量稳定在100万套以上，迄今累计印数达到1700万套。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作品中实属凤毛麟角[1]（221-225）。另有来自图书馆近五年兴起的图书阅读排行榜的统计，《平凡的世界》的借阅量每年都综合排位榜首[2]（63-70）[3]（118-123）。

那么，是谁在听，又是谁在看《平凡的世界》？它的最大读者群无疑是青年学生和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务工人员。一位来自南方一家工人媒体的记者说：“我接触到的每一位略爱读书的农民工都告诉我，他们都看过《平凡的世界》，受这本书的影响很深。而很多‘90后的农民工也告诉我，他们也看过《平凡的世界》，为这本书而流泪、而奋起。”[4]（45-49）作为《平凡的世界》的最大读者群，青年学生与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外来务工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群体，常常交叉融合。其交叉融合的点是从学校走向社会的时候加入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外来务工者群体。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正如从这个群体中走来的知名作家王十月在《流动，近四十年最主要的中国经验》所说的：那是“数亿农民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固守的地域，在大地上流动”。《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孙少平，则是这个庞大群体在新时期的先行人。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学历为“文革”后期的高中生。这在农村可以算得上“文化精英”。王十月在《流动，近四十年最主要的中国经验》中讲到父辈时，特别讲到幺叔，一个作为乡村多才多艺的“文化精英”。他说：我幺叔“写一笔漂亮的赵体字，会许多种乐器：月琴、口琴、琵琶、二胡、手风琴、脚风琴、笛子、吉他……幺叔本有极好的前程，他学习成绩好极了，从来都是老师们的宠儿，但‘文革开始了，幺叔扎根农村，一扎就是一辈子”。王十月叙述他幺叔的故事，目的是要给出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我叔叔和我一样，遇上了农民可以自由流动的时代，他会成为怎样的人？”

“文革”结束，随着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被固化的农民身份认同开始发生裂变。与此同时，在城里逐渐自发形成劳动力买卖市场。这种社会结构的松动，令农民有了离开土地在中国大地流动的可能。路遥敏锐地捕捉到了迎向乡村青年的这样一个人口流动的大时代的到来，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得风气之先而书写了它。从历史的后望鏡看，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最大的改变无疑如王十月所说，是人口不再受出生地域的限制，数亿农民离开了固守的地域，在大地上流动。流动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的改变，这背后的酸甜苦辣，这背后的国家意志和个人梦想，造就了中国神话。这是四十年来中国的主要真实。《平凡的世界》将这个即将成为巨大真实的世界，以激励无数后来者的叙事力量书写了它。

二、《平凡的世界》与打工文学群体的缩影

后来的打工文学反复书写的城市的冷漠主题，看过《平凡的世界》都应该非常熟悉。孙少平刚来到大城市的刹那，被庞大的城市所震慑。他身上只带着十几块钱，背着一点烂被褥，赤手空拳来到这里，只知道自己来了一个“新大陆”，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他看见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挤满了许多衣衫不整的人。他们有的心慌意乱地走来走去，有的麻木不仁地坐着，有的听天由命地干脆枕着行李睡在人行道上。他发现，他和周围的所有人，并不被街上行走的其他人所注意。由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那条长河，虽然就在他们身边流动，但实际上却是“另外一个天地”。《平凡的世界》这样的描写，书写的是每一个初来城市的务工者的体验。

也就是说，“另一个天地”，这是路遥站在打工族的视角对城市的描写。城市虽然与他近在咫尺，却远隔天涯。金钱、社会地位的横沟，把他们划分为两个方面。

孙少平的遭遇，不是个案，不是特殊，而是从孙少平年代一直到打工文学在珠三角蜂拥的年代都存在的现象。王小波曾说：“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从路遥开始，然后是打工文学的崛起，让它成为“看得见”的城市的一部分。

在艰难的条件下，孙少平们没有沦为普通打工族，而是后来被命名为打工文学作家。他像后来所有那些打工文学作家一样，依赖于在繁重劳动磨砺出来的坚强意志和对精神世界的执着追求。这种追求表现为对读书的坚持与对文学的热忱。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像后来打工文学所描写的那些打工者一样，既没有闯世的经验，又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仅仅凭着一股勇气就来到城市。他不得不四处揽工得以谋生。艰苦的环境，繁重的劳动，需要精神力量为其解读意义。于是，对文学的爱好，阅读便成为精神的支柱。孙少平回到贾冰老师家拿行李时，还不忘找老师借了一本《牛虻》。

孙少平与久未见面的金波相遇，聊天中，少平说：“最叫人痛苦的是，你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但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这可能是新世纪之前的农村青年变身打工族的共同心声。他们的精神随着书籍与知识上升，但肉体却不得不深深地扎在现实的泥土里。这时候，孙少平总是通过阅读解剖自我、完善自我，并赋予目前的人生积极的意义。通过不断地读书，少平认识到，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才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正如倪伟所说，孙少平从自修式的阅读中所获得的教诲，是把苦难看作在精神上实现自我完善的必要资粮，这是被伟人们的生平传记所印证了的。作为一个漂泊城市的打工者，作为大牙湾一名出生入死的矿工，苦难之于他已不单是为了艰难谋生而必须承受的痛苦，而是促使他在精神上不断向上的重要力量。苦难让一切得以更新，催生出一个光辉的未来。有了来自未来的赐福，苦难就不再是不可承受的痛苦，而变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5]（52-64）。

颇有意味的是《平凡的世界》的结尾，大牙湾发生矿难，孙少平毁了容，一道可怕的伤疤从他额头的发愣起斜劈过右眼角，一直拉过颧骨直至脸颊。毁容的他从医院重返矿山之前，在下午剩下的最后一点时光里，还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黄平这样解释这本书目寓意，他说：一个煤矿工人，心怀“人类未来”，把自己的工作（生产“原材料”）与宏大的历史远景自觉地相结合[6]（48-55）。在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乌塘镇的那些灰头土脸的煤矿，似乎没有一个人像孙少平這样看待自己矿工的意义，孙少平则生活得充实、崇高，理想主义，即使毁容也无法摧毁他神圣的意义感。

三、与孙少平履历相似的打工文学群体

孙少平的艰辛劳动、阅读、写作，如同一个缩影，一颗种子，一个榜样。这个缩影放大，种子成长，榜样达成，便是后来在南方崛起的打工文学作家群。

伴随农民工大规模地向中国南方的汇聚，深圳成为打工文学最早的崛起之地。深圳的打工文学群体主要结集于宝安，那里是深圳的工厂集中地。而后，“有‘世界制造业名城之称的东莞，更是外来务工族的聚集之地。2018年东莞市公安局首次准确采集到东莞市实有人口信息为1137.9万人（外来者几乎占有九成），在其人口最高峰的2007年，从移动电话号码数和食盐用量推测，东莞人口达2000万之巨。与这种人口的流动起落相呼应，中国打工文学也在2007年后在东莞被王十月、郑小琼、塞壬、柳冬妩等一代‘70后推向历史高峰”[7]（326-329）。

只要稍稍关注这些从打工生涯出道的作家，就会看到他们大致都有与孙少平相仿的履历。

王十月初中毕业后从湖北省石首调关镇南湖村外出打工。先后在武汉、佛山、东莞、深圳等地做过丝印工、车间主管、质量总监、杂工、调色工。2000年开始发表小说，被认为是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他已出版《烦躁不安》《31区》《活物》《无碑》《米岛》《收脚印的人》《如果末日无期》等七部长篇小说，《国家订单》等七部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父与子的战争》。《无碑》曾入选茅盾文学奖备选名单，《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中篇小说奖。此外，还获有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中篇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等多项。有作品译成英、俄、西、意、日、蒙文。

郑小琼来自四川南充的一个农家，家里欠上万元债务，为了还债她南下打工。东莞工厂每天12个小时的流水线操作工之余，陪伴她的同样是阅读与写作。最终她写出一批锐利而震撼人心的打工诗歌，成为中国当代独树一帜的诗人。迄今出版诗集《女工记》《黄麻岭》《郑小琼诗选》《纯种植物》《人行天桥》等十部，其中《女工记》被喻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关于女性、劳动与资本的交响诗”。其作品译成德、英、法、日、韩、西班牙、土耳其等语种。

柳冬妩来自安徽农村，像孙少平一样，高中毕业外出务工。开始是在《诗刊》发表以“打工”命名的组诗，后来转向在《读书》杂志等理论刊物发表“打工文学”批评。其理论批评作品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奖项。出版文学研究专著五部、诗集三部，被誉为中国最著名的打工文学评论家。

这个从乡村外出务工大军走向打工文学作家的群体，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几乎像孙少平一样，是一部励志书。而且他们中许多人都像王十月一样比孙少平学历更低。比如，安子只有初中文化，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流水线上的插件工。一天几乎是14小时至16小时的工作。她7年打工的全部积蓄都用于读书，为了读书常被炒鱿鱼，先后换了7份工作。当她的作品汇编为《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安子旋风”迅速从深圳席卷全国，几乎在一夜间成了打工者的偶像。欧阳盛（笔名为“欧阳一叶”），初三还没有念完，就跟着表哥外出打工。在深圳富士康每天上班11小时，他半月写出十三万字。后来成为篇海文学网创办人、全球华语一叶文学奖主办人、世界华语篇海文学奖主办人，以及海阅文化传媒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导演、编剧等。韦灵（笔名为“旧海棠”）初二就开始漂泊打工之旅。因为识字不多，读完一套《红楼梦》，已翻烂一本字典，而今已是一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青年诗人和小说家。她的中篇小说《遇见穆先生》写得那样纯净优雅，正如其名笔名“旧海棠”一样富有韵味。

四、结语

从大西北的《平凡世界》到南中国的打工文学作家群，他们以数亿农民在中国大地上流动为背景，所创造的中国故事，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是值得记录与流传的故事。作为一群庞大而沉默的群体，尽管他们少有发声，但他们的故事却不能被我们遗忘。这些故事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值得梳理的一条文学史线索。

参考文献：

[1]白烨.一部读者“读”出来的经典——从《平凡的世界》的热读热销说起[J].长篇小说选刊，2019（6）.

[2]吴汉华，姚小燕，倪弘.我国“985工程”高校图书借阅排行榜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6）.

[3]黄忠顺.阅读遴选视域的中外文学及相关问题思考——对2017年大学图书借阅榜的解读[J].图书馆论坛，2018（10）.

[4]詹船海.《平凡的世界》与劳动者的诗[J].书屋，2019（8）.

[5]倪伟.平凡的超越：路遥与80年代文化征候[J].文艺争鸣，2019（3）.

[6]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J].文艺争鸣，2010（3）.

[7]黄忠顺.“流动”经验与双重生活[J].长篇小说选刊，2019（6）.

指导教师：黄忠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