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梦璇 吴卫东

摘   要： 《答李翊书》是韩愈的一篇书信体议论文，文中他对李翊所问的“立言”一事进行了回复，依据创作实践，阐述了文学创作观。本文中提到的“气盛言宜”的主张在韩愈古文创作理论中地位尤为重要，与“文以明道”“务去陈言”等主张共同指导唐代的古文运动发展。现围绕“气盛言宜”的主张解读韩愈的文学创作观。

关键词： 气盛言宜   文以明道   文学创作观

魏晋以来，形式繁复的骈文大行其道。唐朝时期，统治者尊崇佛、道两家，先秦两汉以来的儒家教化日渐式微，儒家“道统”更是摇摇欲坠。正是在这样复杂艰难的背景下，韩愈竖起古文运动的旗帜，目的是复兴先秦两汉的古体散文，力图通过古文运动恢复先秦儒家的道统。韩愈在创作方面极力主张“文以明道”，倡导文章要承载一定的社会教化功能，体现作家的道德修养。“气盛言宜”是“文以明道”的具体体现，强调作家要注重修其心、养其气，这种发自于内的浩然之气，跃于纸上就彰显出文章磅礴浩大的气势，内外交融使文章不仅有不拘一格的形式，而且有广博的内容及精神，与魏晋六朝以来重视形式的骈文截然不同。在《答李翊书》[1]中，韩愈阐述了“气盛言宜”的文学创作理论，具有一定的立论渊源及发展脉络。韩愈不仅阐释了此理论，而且积极地诉诸创作实践，对古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气盛言宜”的理论渊源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概念。中国古代哲学持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中国的古代文学根植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肥沃土壤，蕴含着“气”的韵味，“文”与“气”相融合，使“文气”成为品评文章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韩愈“气盛言宜”的理论渊源，首推孟子。《孟子·公孙丑上》[2]中有言：“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①在这里，孟子虽说“浩然之气”难以名状，却直言这种“气”必须与义和道相配合，由正义滋养和累积才能产生“气”。培养“浩然之气”是修身的一种表现，将修身与正义相结合符合儒家教化。孟子说：“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①孟子强调把“义”这种儒家道德看作心内之物，将义与气于身内相结合。韩愈主张的修其心、养其气与此不谋而合，可见韩愈“气盛言宜”中“气”有对孟子“养气”说的继承。但是，孟子虽然说自己“知言”“善养浩然之气”，可是并未将“言”与“气”相联系，二者是分割的。韩愈阐释了二者的联系，足见韩愈对“言”与“气”之说的发展。

如果说孟子只是将“养气”阐述为修身的话，那么真正将“气”这个概念带进文学创作领域的是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3]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②强调文章孰优孰劣是基于作者的修养与风骨，把“文气”与作者心性联系在一起。韩愈的创作重视作家个人风格，但是韩愈对于曹丕的“文气”观又有所扬弃，曹丕认为“气之清浊有体”，是指人的先天禀赋有所不同;韩愈更重视后天培养，他在《原性》中提出“性三品”说，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人性三品都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改变的。除“文气”说以外，曹丕还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②他将文章看作关系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把古人所说的“立言”看得尤为重要[4]。从文章承载作者思想传于后人这个意义层面来看，韩愈也有相似的观点，他在《答李翊书》中在讨论作家创作文章是否一定要取用于人时提道：“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③韩愈认为如果作家的文章不被取用，就把“道”借文章流于后世以便后人效法。与曹丕强调将作者的个人之思想诉诸文章传至后世颇有相通之处，韩愈将这种观点阐释为“文以明道”，以文章宣扬儒家“道统”。“文以明道”是韩愈古文创作的最根本理念，而“气盛言宜”则是为“文以明道”服务的，在《典论·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韩愈这两个创作观点的渊源[5]（30-32）。

除此之外，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也非常大。独孤及主要研习儒家经典，注重文学的教化功能。韩愈的“气盛言宜”在倡导儒家道德修养和辞章的表达方面深受独孤及影响。

二、“气盛言宜”理论的具体含义

韩愈在贞观十年写就的《答李翊书》中首次提出“气盛言宣”的文学创作主张。文中提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③韩愈将文章的气势比作水，将语言比作浮在水上的东西。倘若水势大，那么不论物之大小都可以浮在水面上;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关系也是如此。气势大，语言的长短和音节的高下就会适当。如此看来，他认为“气”是决定“言”的。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气”与“言”的关系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韩愈认为内容决定形式。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气盛言宜”呢？在《答李翊書》中可以找到答案，就是一个人的学养：“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③韩愈所谓的学养，是以儒家的仁义为根本的。他要求文章的作者要秉持儒家道德，心怀仁爱、恪守正义，做到这些，文辞必然和气可亲[6]（65-66）。

“气盛言宜”是韩愈倡导的创作理念。韩愈尤其关注作者的精神内涵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重视作者的道德修为和文艺素养。至于“气盛言宜”，指的是作者的道德修养深厚，在发表言论时，不管是用词长短还是声调高低，都能得益。韩愈的“气盛言宜”既是一种思想气质，又是一种人格魅力，与孟子的“浩然之气”相得益彰。“气盛言宜”的理念对古文运动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在《答李翊书》中，韩愈根据自己创作古文的实践经验，论述了想要达到“气盛言宜”境界的三个阶段。一是养其根，俟其实[7]（95-97）。韩愈指出：“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③养气立言不是一蹴而就的，“无望其速成”需要持之以恒;“无诱于势利”强调的是不被身外的名利所引诱，保持良好的个人品质。“气”的养成不仅需要不断学习，还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保持身心不被名利利诱，坚守儒家仁礼。

其次，韩愈告诫李翊想要到达古之立言的境界是十分困难的。韩愈认为修身养气的第二阶段是读圣人书，存圣人志。韩愈指出：“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③这可以看出修身养气之艰难。这种勤奋学习的精神在《进学解》中可以窥见一二，文中他借学生之口说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③韩愈常年孜孜不倦，但是韩愈所学不只是儒家经典，还杂取百家。《进学解》借学生之口提道：“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③韩愈绝不是独独推崇和效法儒家典籍，在《答李翊书》中他指出文章的创作要“唯陈言之务去”，唯有纵观百家之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能推陈出新，成一家之言。

杂取百家，成一家之言后，就到了第三阶段：我手写我口。到达此境界后，还要看文章是否还存在时人的意见和看法，再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学习，形成独特文思，才能做到真正的文思泉涌。而后，对于自己创作的文章要经常反思，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文章是否存在矛盾之处，修改文辞不醇正、不精深的地方，文章创作才能拥有源头活水，就像文中说的那样：“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③

三、“气盛言宜”在韩文中的体现

韩愈自孟子“养气”说导引出“气盛言宜”论，他自己的诗文之“盛气”来自道德、学识之“养”。韩愈把道德修养看作“实”，文是“实”的外在体现。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较为具体地阐述了“气盛言宜”的文章创作理论，始终践行着理论，很多古文都是“气盛言宜”的典范。例如，《祭十二郎》一文明明是一篇祭文，但完全打破了以往志墓之文的窠臼，没有对墓主一生做出评价和颂扬，不铺陈、不张扬，全文几乎只是琐屑的往事追述，朴实无华，却达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文章足见韩愈对侄子深深的怀念和痛惜。正是因为韩愈所写就是心中所想，真实动人，才极有震撼力。再如《师说》，他提出：“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虽然认为师道不传已久，但是他主張恢复的师道与前人不同，他敢于打破封建师道的传统，降低教师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自由。韩愈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推崇不拘形式、变化多样的散文，但是注意汲取骈文的优点，《师说》这篇文章就是骈散结合、文辞流畅，语气词的运用又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表现性，富有感染力。

四、结语

“气盛言宜”的创作理论是韩愈对古文理论的重要突破，他的创作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一理论与“文以明道”“不平则鸣”“陈言务去”“文从字顺”等理论合在一起，共同引导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韩愈倡导用古文语体写作散文，他所指的古文是与当时在文学创作中非常流行的骈文相对而言的散体文，因为他号召回到先秦汉代的古代散文，故称古文。他反对内容空洞无物、形式雕琢华丽的骈体文，主张写作以古文为主的语体散文，内容要言之有物，着重实用，文以明道，“道”是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内化于作家心中，就是要求作家提高道德修养。韩愈强调儒家的道德修养，将“文以明道”作为他的古文创作基础，但是又不囿于儒家的道统，融会百家、不树立、不因循，成就别具一格的行文风格。他不遗余力地反对骈文，却能够保持客观、辩证的态度，吸取骈文的长处，骈散结合，自由地运用句式，并且尝试将口语化的语言运用于文章，突破文章僵化的形式，成功地解决内容与形式、为文与立言之间的矛盾。因此，他能够为唐代中晚期的古文创作开辟新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注释：

①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5.

②萧统.文选（卷五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③马其昶.韩愈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

参考文献：

[1]马其昶.韩愈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5.

[3]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

[5]马杰，诸利丹.无望速成无诱势利——论韩愈《答李翊书》中的为文之道[J].西昌学院学报，2011（1）.

[6]李海南.浅论韩愈的为文观——以《答李翊书》为中心[J].焦作大学学报，2014（2）.

[7]冯杰.试比较孟子的“养气”说和韩愈的“气盛言宜”说[J].沈阳大学学报，201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