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铭逸 任晓霏

摘   要： 朝鲜半岛属于“汉字文化圈”，与中国有着悠久的交流历史，在本土文字形成之前一直使用汉字。《说文解字》作为中国传世汉字辞书代表作，曾在半岛广泛传播，对当地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运用文献法追踪《说文解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历史、传播途径、传播动因，讨论《说文解字》在韩国的引用研究、辞书编撰等方面的深刻影响。《说文解字》在朝鲜半岛的文化姻缘，足见中国传世辞书对于汉字文化圈的深远影响力。

关键词： 《说文解字》   辞书   朝鲜半岛   汉字文化圈

一、引言

汉文化深刻影响了众多东亚国家，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曾为多国使用，这些国家同中国共同构成了“汉字文化圈”。其中，朝鲜半岛与中国交往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三至前二世纪，古朝鲜就与中国开始了经济文化交流，在本土文字形成之前朝鲜半岛一直使用汉字。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成书于东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的字书，成书后广为流传。《說文》被传播至海外，在朝鲜半岛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追踪《说文》在半岛的传播，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探究中国传世辞书对于汉字文化圈的深远影响力。

二、《说文》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从朝鲜三国时代（公元前57年）到朝鲜王朝（1910年），《说文》在半岛的传播可根据时代不同、动因不同，分为三个阶段：传入伊始——持续繁荣——阻碍与发展。

1.传入伊始

朝鲜半岛是“汉字文化圈”中最早接触和吸收中华文化的地区，有着悠久的使用汉字、写作汉文的传统。传说殷商灭亡后，箕子率众到达半岛，在北部成立卫满朝鲜，设立汉四郡[1]（234）。朝鲜时代学者柳梦寅《於于集》中曾言：“我东之通中国，古也，在今皆可徵。始汉置乐浪等四郡，我东始学华语。故今称汉语也可徵。”可见，朝鲜汉四郡时，汉字已有通行。

学习汉字离不开字典辞书的规范，汉字为半岛人民掌握和运用恰恰是《说文》传入半岛的重要原因。半岛诸国始终高度重视对中国图书典籍的引入，许多字典问世不久即被引入半岛。《三国史记》记载，372年，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在中央“立太学，教育子弟”[2]（20），学习内容主要是中国的儒家经典、史籍、小学及《文选》等。东汉许慎完成的《说文解字》研究字形兼及字义、字音，是我国传统小学的开端，可以合理推测《说文》成为当时朝鲜半岛小学教育内容之一。

综上所述，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及汉字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使用是《说文》传入半岛的主要背景，并且《说文》在晋代很可能已经进入半岛的汉语教育领域。

2.持续繁荣

中国与半岛的政治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说文》在半岛更广泛的传播。唐朝与半岛诸国都有交流，新罗尤甚，两国之间经常有使臣、学者、僧侣往来，善德王九年（640年）新罗开始派遣学生入唐。《新唐书·百官三》载：“博士五人……五分其经以为业《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六十人，暇则习隶书、《国语》《说文》《字林》《三仓》《尔雅》。”[3]《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可见，《说文》是国子监前三学主要内容，也是当时朝鲜留学生的必读书目。薛聪、崔致远等多数留唐学生归国后都被酌情加以重用，大多在新罗国学任教。

此外，高丽王朝自高丽光宗二年（958年）开始实行科举考试，学习考试内容效法唐宋。成宗十一年（992年）设国子监、模仿唐朝设六学。《说文》成为半岛科举考试内容之一，正式进入朝鲜半岛教育领域。《高丽史》记载：“仁宗五年三月，诏复用诗、赋、论……十四年八月……凡明书业式，帖经二日内，初日，帖《说文》六条，《五经字样》四条，全通;翌日，书品，长句诗一首，真书、行书、篆书、印文一，读《说文》十机，内破文兼义理，通六机，每义六问，破文通四机。”“仁宗朝，式目都监详定学式……有暇兼须习书，日一纸，并读《国语》《说文》《字林》《三仓》《尔雅》。五年三月，诏，诸州立学，以广教道。……”[4]

由上述文献可知，入唐留学生将《说文》知识带回半岛，很快成为当时朝鲜读书子弟入仕为官的必读书目。

3.阻挠与发展

朝鲜王朝（1392—1910）是朝鲜半岛思想文化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但当时《说文》的传播并不顺遂，究其原因，与辞书密切关联的汉字在当时地位发生了变化。朝鲜半岛一贯将朝鲜固有的民族语言作为口头语，将汉字作为书面语。李氏朝鲜建国以后，具有民族自主意识的统治阶级发现长期使用汉字而带来社会文化生活中“言文不一致”的弊端。世宗大王开始致力于创制属于本民族的新文字，1446年颁布的《训民正音》打破了当时汉文垄断的局面。经过几个世纪的推行与使用，出现了谚文与汉文并用的现象，因此韵书广受欢迎。然而，朝鲜上层社会依然极度崇拜中国文化，重视说汉语、作“汉诗”。一些既能查明字义又兼具读音的字典（如《玉篇》），更受到青睐，而追求汉字本义和来源的《说文》受到冷落，甚至找不到一本翻刻本。

虽然《说文》没有得到更广泛的普及和传播，但它依旧是小学学习的重要内容。“崇儒抑佛”成为朝鲜王朝的国策，儒学兴起，更多人学习经学，小学也兴盛起来。当时有“小学家皆宗说文”的说法，学者谨守《说文》不敢擅自改动：

汉许慎《说文》其说最古可信，而多与今文不同，而慎乃汉时……比后之杂家为可信。

——李瀵（1681—1763）《说文》

小学家，皆宗许氏《说文》，不敢有异同。

——李忠翊（1744—1816）《说文新义序》[1]（239）

十八世纪以后，朝鲜统治者进行反省，加之受到清代朴学的影响，《说文》重新受到重视。1792年，正祖发起策问，与群臣研讨文字和“六书”，成为《说文》传播研究的一个转折点。“汉学四大家”李德懋、柳德恭、朴齐家、李书九，以及其他很多文臣都请奏研习《说文》勘正字体，并且突出其在教育领域的地位。

诚愿殿下洞览大原，博选通儒，先就经典之文，参以许慎《说文》及小学诸书，刊正字体，昭揭国学。以为士子之令式，其余别字伪体，一切禁抑，使不得杂行于世。

——李书九（1754—1825）《对策》[4]

臣愚以为字、韵二书，如鸟两翼，不可偏废。《说文》《广韵》，立之学官……购得善本，翻刻广传，悬之象魏，著为程序。

——李德懋（1741—1793）《六书策》[5]（138）

此外，汉籍在明清时期大量流入朝鲜半岛，《说文》及其他与之相关的文论、书籍流入半岛甚多。我们对其进行统计汇总，以此窥见《说文》在当时的传播（见表1）。

由此可见，虽然《说文》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并不顺遂，但仍深受文人政客推崇，在当时的地位不容小觑。

三、《说文》在朝鲜半岛的影响

《说文》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上述《说文》在科举考试和教育领域发挥的作用外，《说文》还是文人引用、解释经典、作文论辩的重要证据，对朝鲜时期的汉字辞书编撰起到了范例和标榜作用。

1.引用研究

《说文》是学者解释经典的重要依据。例如，成海应在《毛许异训》中就提到《毛诗》在传播过程中失其本意：“今之毛传。郎椠本也。屡翻刊刻。且后人或有窜乱。而毛古本。固不可见矣。且开成石经。因乎隶说之多端。”“说文之所采于经，唯诗焉多”，是纠其谬误的不二之选。李德懋也在《日月灯误解寅申》中表明了不读《说文》而误解字义的情况。

此外，《说文》也是文人政客写诗作文的重要证据，并具有绝对的说服力。据河永三教授统计，朝鲜时代引用说文的例子非常庞大，历代文献引说文71处、《承政院日记》2处、《王朝实录》11处、《高纯宗实录》2处、12本文集引用超过15处、国学原典28处。这些引用遍及多方面书籍，包括诗赋、论辩、杂记等：

拄策幽州路，神山北望高。一方雄作镇，五岳小如毫。少日闻周礼，闲居诵楚骚。目穷琪树下，王事愧仙曹。说文云，医无闾之珣玗琪。

——李安讷《东岳集》东岳先生集卷之二

池盈妄拟成沧海，水渴还疑有沃焦。不是灵虬磻石底，冷中那有气歊歊。说文云，歊歊气出貌。主人诗作癖，未有暂停时。泉水莫夸涨，乾予一砚池。

——李奎报《东国李相國集》东国李相国后集卷第四

2.辞书编撰

直至十九世纪末，朝鲜半岛一直使用汉字书写公文、记录政治历史。为了方便使用汉字，统治阶层责成学者编纂汉文辞书，不少学者亦开始自发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字义、字形、字音进行全面诠释，具有科学性、理论性，是中国字书发展的基础，自古仿照《说文》编撰的字书有很多。朝鲜半岛人民编撰汉字字典的历史已有700多年，《说文》在其中起到了典范作用。

（1）“六书”在朝鲜辞书中的应用

许慎在《说文》中形成的“六书说”是研究汉字规律的重要理论，成为朝鲜汉文字典的重要参照和指导。《六书经纬》是朝鲜时期研究汉字的代表性字典，是现存第一部根据楷书构形解读汉字意义的字典。作者选用当时常用的1700余个汉字，根据《说文》会意法解说当时人们所用楷字字体，解释具体字义。

（2）系统采用形音义相结合的释字方式

字形、字音、字义三者构成汉字，《说文解字》创造性地将注音、解形和释义系统地组织起来，形成完备的释字方式。朝鲜半岛重视汉字读音，鼓励学习韵书，常忽视字源字义研究。后期才开始意识到字义字源的缺失带来的不足，辞书编撰终于重视字源研究。李德懋曾以《摩展》为例，以《说文》解字，始知“但有音而不知为何义”。

《第五游》，成书于十八世纪末，作者沈有镇（1723—？），是韩国现存的唯一一部研究汉字字源的专著[7]（87）。作者在《第五游》中分析运用朝鲜时期学者解析汉字的思维方法，巧妙解释了汉字字源。

《字类注释》，大约成书于1856年，作者郑允容（1792—1865），是韩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按意义归类的字典，收字最多、训释内容最丰富[8]（232）。

（3）古文字典发展

古文字向来是文字学研究的重点，随着汉字在半岛的影响扩大，朝鲜学者开始深入研究汉字，了解古文字形。由于《说文》以秦篆为研究对象，同时参照多种古文、大篆，成为学者研究古字的较好范例。大量收录汉字古文字形的字典在半岛应运而生。

《金石韵府》，约成书于十七世纪中期，作者许穆（1595—1682），是一部古文字典。书中收集和整理了大量古文字形，着重探索汉字的起源、古文字字形与本义之间的关系。

《说文解字翼徵》，大约成书于1872年，作者朴瑄寿（1821—1899）。作者采用比《说文》小篆更早的金文作为汉字考释的依据，是目前韩国仅存的一部研究《说文解字》的专著[8]（232）。

总之，《说文》对朝鲜半岛辞书编撰的影响是融入式的，不论是方法、理念还是古文研究都是范例和榜样。

四、结语

《说文》作为汉字辞书的代表之一，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历经繁荣到后期遇阻，始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它被称为“小学之宗”，是文人解释经典、政客议论时事的重要依据。随着朝鲜半岛后期对《说文》研究的不断深入，《说文》在辞书编撰中发挥了示范作用。同时，以《说文》在朝鲜半岛的文化姻缘，足见中国传世辞书对于汉字文化圈的深远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河永三.韩国历代《说文》研究综述[M].上海：大象出版社，2013.

[2]杨昭全.韩国文化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04部[M].长沙：岳麓书社，1997.

[4]韩国学综合数据库[DB/OL]. http： //db. mkstudy. com 2020.1.

[5]黄卓明.从君臣对策看朝鲜时代的汉字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6]韩国国立中央电子图书馆[DB/OL]. www. nl. go. kr，2020.1.

[7]李凡，王平.朝鲜朝时期《第五游》“解字活法”研究[J].东疆学刊，2018（3）.

[8]王平.论韩国朝鲜时期汉字字典的整理与研究价值[J].中国文字研究，2015（1）.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蒙学典籍的海外传播及其影响研究”（17AZS012）和江苏省2019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重点项目（201910299074Z）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