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那一年”——我心里一震，像一根被扯断的晾衣绳。

那一年的书房，是安了简易木门的书房，四平方米的小棚屋。

那一年，还有蟋蟀，三只蟋蟀。

我根本不知道那三只蟋蟀是什么时候搬进书房的。

是的，我会永远记住我刚刚到乡下做教师的那一年，我的小书房外便是学校的泥土操场，过了一个暑假，操场上长满了草。到了开学，学生最初几天的课程便是劳动课：拔草。

草被拔出了一堆又一堆，有的草扎得很牢，学生用带来的小铲锹要围剿很长时间才能围剿完。各班把草统一抱到校园的一角晒，晒干了送食堂当柴烧。

晒草的某一天中午，我捧着新发的教科书回到书房，突然被一阵浓烈的草香味击中，简直令我不能自持。

草怎么这样香啊？

草香一直弥漫到晚上，我坐在书桌前，听到了几只蟋蟀的叫声，它们是在提醒我，为什么到现在才坐到书房来。我不会跟它们说那寂寞中的烦躁，默默估计，这几个小家伙肯定是在学校组织拔草时搬家到我这里来的。

那时候，我的小书房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纸。备课笔记、学生的试卷、练习簿、班级日记、花名册、报纸，还有我这么多年像燕子衔泥一样购来的书。我不知道这几个小家伙躲在什么角落。每天我读完书，用水壶给书房墙角的晚饭花浇水，子夜的晚饭花开放已到了高潮，与校园的晚饭花呼应着。

晚饭花那么香，连蟋蟀们都开始打喷嚏了，它们一只又一只地叫了。开始我还不知道有几只，我的耳朵里全是它们的歌声，像是重唱，又像是回声。后来我听清了是三只，三只蟋蟀在伴奏——这是秋天对我的奖赏，而我，则是这无词曲的主角。我想起我的童音颤颤的学生们，还有头发越来越白的老教师们……

在那个秋天，我在蟋蟀声中读完了《我爱穆源》《三诗人书简》《雪地上的音乐》等可爱的书。三只闯进书房的蟋蟀，也是我的三个知己，还陪我读完了《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再后来，秋天越来越深，天越来越冷，外面的蟋蟀已经不唱歌了，晚饭花也越开越小了，它的球形果實像串珠一样在秋风中滑溜溜地滑到草丛中。而三只蟋蟀还在歌唱。在此前的一段时间，我向朋友诉说了我在乡下的深深苦闷。朋友回信说：“里尔克有句诗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我多想把这句话送给这三只蟋蟀，送给我身边的这些书本……

后来，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假如我死后，我的书会不会散落各方——我那么年轻，居然那么伤感。我在乡下见过许多离开主人后面目全非又不被珍惜的书。我想这个问题时泪流满面，我裹紧已掉了五星纽扣的黄大衣。那个晚上可真静啊，静得我内心一阵喧嚣又一阵喧嚣。我的三个蟋蟀朋友也感应似的哑了口……而外面的冷气一阵又一阵袭来……

向外一探，下雪了，这是当年的第一场雪，雪花很小，像我大学时小小的忧伤。

春天，海子去世，我在书房里焚烧掉所有的诗稿。那些无法燃尽的纸张余烬之烟，熏得我的眼泪一把一把地往下落。

再后来有一个夏天，一条大蛇从我的脚面上缓慢地游过，那冰凉的惊悚令我灵感出窍，我把所有的书砸向地面，那条诡异的蛇还是游走了。

游走的还有很多很多漫长的时光，为什么那时的时间那么漫长啊，青春、寂寞，还有隐秘的雄心和渴望，但都被囿于那个四平方米的简易书屋里，潮湿的、阴暗的，赐予我关节炎的小书屋啊。

我在那所乡村学校呆了15个春天，当然，也呆了15个秋天。每个春天都有草的萌发，每个夏天都有草的疯长，每个秋天的新学期都有学生们和操场上的草进行斗争。15年，一届又一届学生，手指被青草汁染得墨绿的学生们，就这样转身走出了校园。我读他们的笑容，阅读他们的背影，当然，我还在反复阅读《三诗人书简》《我爱穆源》这些经过时间淘洗留在我简易书房里的书，也有我从远方邮购过来的一批又一批类似《小王子》《拆散的笔记簿》《大地上的事情》的好书。阅读它们的时候，我以为圣埃克苏佩里的飞机就降落在我们的泥操场上，米沃什就是那三只蟋蟀中的一只，而苇岸呢，就是泥操场边上最高的一棵树。

再后来，我离开了那间小书屋，也离开了我的学校，很坚决，仿佛是恩断义绝，但又常常梦见那个坐在小书房里的那个人，刚刚18岁、体重44公斤的小先生。

可现在，小先生已是老先生，体重早早过了60公斤，多的是脂肪和衰老。疯长的草不见了，蟋蟀更是把我遗忘了，昔日的忧伤也少了许多——能说些什么呢？说命运，还是说昔日重来？还不如不说话，把晾衣绳上的衣服重新洗一遍吧。

但是，那一年的书房，有喜悦，有奇迹，也有清水鼻涕。

那一年的书房，我的书比我还耐寒。

庞余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1998年柔刚诗歌年奖，第五届汉语双年诗歌奖，紫金山文学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等。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