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旻

(河南科技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马文·皮特森(Marvin W.Peterson)曾指出，要用权变的视角来理解和解释高等学校如何通过组织变革来应对由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但他所考察的主要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高校组织的变革。那么，如果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突发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事件或社会危机，比如战争、瘟疫、灾难，能否引起高校深刻的组织变革呢？这种案例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打破高校组织界限而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在组织机构、教务制度等方面都进行了革新，虽然只有9年的办学历史，却在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的同时成功进行了教授治校的试验，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被认为是具有深度不确定性的“百年未见的大事件”，将给各国社会带来巨大冲击。我国高等学校也必然难以置身其外，尤其是对一些本已存在办学困难且缺乏创新活力的地方高校，在疫情冲击下会引起怎样的变化呢？

相比部属高校，大多数地方高校发展历史短，学术积淀薄弱，以教学为主的各项管理制度虽然经常来自于对发展更成熟的部属高校的模仿和移植，但在严重的行政化管理倾向下，却失去学术自主的核心。正是地方高校的自主性和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基于组织变革的风险和成本，地方高校中多数人不会选择成为变革的坚决拥护者或者温和支持者的角色，而宁愿选择沉默观望者的角色，甚至拖延乃至反对者的角色。因此，地方高校对传统发展路径和管理体制的依赖性更强，组织更趋向于保守与封闭，制度陷入惰性或“锁定”状态，一些明显不合时宜或失去活力的制度得以长期维持。而在当前疫情这种突发的外源性危机冲击下，在应对危机这一压倒一切的正确性前提下，一些外在的观念和制度上的束缚得以放松，组织试验的空间增大，同时地方高校在危机压力下开展组织试验的内在自觉空前提升。换句话说，疫情这种外源性危机正在倒逼地方高校打破路径依赖，对各项被锁定的内部制度进行前景并不明朗的组织试验，从而努力实现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组织再生。

从目前已采取的措施来看，地方高校在两个方面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了各项试验：

首先，在国务院和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下，地方高校将大多数线下课程改为线上课程，建立以课程为中心或以班级为中心的教学组织体系，从授课计划的制订与调整，课堂教学设计的改变与实施，到督导听课、考试评价等质量保障制度的重建。尽管有人认为这种改革实际上是将线下教学制度整个搬到了线上，还称不上“颠覆性变革”，但是我们应认识到，想要在线上完全复制线下制度其实是做不到的。在线教学技术的革新不仅带来了新的教育理念，同时也摧毁了旧的教学模式得以维持的现实基础——对时空条件的依赖。严格的课堂管控和流程安排在虚拟教学环境中根本无法实现，一切以传统的教学质量为追求目标的保障措施只能证明是徒劳的。那么，如何在虚拟教学环境中，以学习者新的学习心理为基础，以师生、生生新的互动形式为引领，进行有效的教学和管理，就成为地方高校教师和管理者的变革动力和试验要求。已有的一些调查发现，这种组织试验结果并不十分理想，许多教师的在线教学缺乏良好的教学设计，因而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尽管如此，在线教学仍被认为是大势所趋，地方高校未来的教学将走向线上线下混合的新常态。

其次，为顺利推进在线教学及其他工作，地方高校不断打破封闭运行的传统教学体系，尝试与各大在线教育平台运营商等社会机构建立新型的合作模式。在疫情之前，地方高校的教学组织体系基本是封闭运行的，即使推行校企合作多年，也只是停留在实习基地建设的浅层合作层面，企业作为外来社会机构并不能真正介入人才培养的核心过程。在慕课建设的热潮下，地方高校也曾和一些平台进行合作，其中除了教育部委托开发的和高校发起的平台外，还有超星尔雅等企业开发的平台，但并未形成规模，合作深度也有限。而在疫情冲击下大多数地方高校都选择了与各大平台进行在线教学方面全过程、全方位的合作，其中选择较多的超星学习通、腾讯课堂、钉钉、融智云考，都是企业开发的。在实际运作中，企业提供的QQ群、微信群和各种录屏软件等也成了重要的技术辅助手段。由此在不断的试验与摸索过程中，形成了高校提供内容，企业等社会机构提供直播、录屏、互动交流、考试与评价等各种技术手段的合作模式。虽然目前这种合作模式主要为免费，内容也只是由高校制作，但是随着市场逐渐趋向成熟和多元化，企业利用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为有需要的地方高校提供营利性质的内容服务也是有可能的。尤其是长期以来作为地方高校转型发展难点和重点的应用型课程开发，也可以由地方高校与企业平台进行试验性质的合作。

此外，地方高校近期在就业制度方面实行的线上双选会、就业帮扶等新的变通措施也可以说是浅层次的组织试验。从长期来看，在全国经济形势下滑的背景下，地方高校将面临财政紧张和就业市场萎缩的双重压力，研究生和专升本扩招、线上经济新业态等新刺激，将导致地方高校不得不在招生就业政策等方面进行新的组织试验，而这种组织试验将进一步触及地方高校的组织本质——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等，从而推动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在组织的结构形态、运行模式以及观念制度等方面建立新的范式。

上述组织试验的结果并不一定是成功的。这说明，无论是对未来社会和新冠疫情的认识，还是对地方高校组织自身的认识，都还是有限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相信，地方高校所面对的既是危险又是机遇，无论组织试验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宝贵的经验积累。地方高校只有进行充分的自主性的组织试验，不断培育或提高地方本科院校的自主性和自我发展能力，才能化危为机，实现组织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