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蓉蓉 冯 典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0)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factor—driven)、效率驱动(efficiency—driven)向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的转变[1]，为之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的现代高等教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动力站”或“加速器”。随着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特性的愈加彰显，大学已然成为影响现代城市经济增长和动能升级的核心要素。

纵览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看到，不同的时代中大学和城市的关系是不同的。中世纪早期，大学和城市曾同源性存在(Homology)，大学的危机曾被城市的活力所挽救，而城市的发展也一度危及学术的稳定，“城镇”和“长袍”(Town and Gown)在矛盾中纠缠，城市和大学可能是物理存在而事实无关，也可能是物理存在而处处相关，如巴黎大学[2]。近代，学者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将大学校园称为“城市中心的半封闭空间，以满足学生和学术团体的工作和休闲需求”[3]。当代社会，学者们对大学与城市关系的认识不断刷新：城市是大学生存发展的载体，大学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代表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为城市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等诸多责任。大学和城市的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上以多种生动复杂的形式展开，形成了非常复杂而多样化的生存形态。例如，美国大学与城市形成了学术发展、公民参与、社区服务以及创新行为等四种模式[4]，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了“引领”和“融合”的互动模式等[5]。

我们看到，不同国家的各大学与城市之间，其互动的内容和模式千差万别，然而它们在经济层面的互动却颇为相似，具有一些共通性。因此，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深入探讨大学与城市经济互动的基本机制，并分析其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一、大学—城市在经济层面互动的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看，现代大学与城市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层面产生更为紧密和丰富的关系，本质上依赖于大学和城市自身的转变，即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与创新型城市的升级。下文将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一一论述。

(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对大学—城市的新联系产生影响

当代社会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许多社会学家，特别是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和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等人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知识生产正在经历两种模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I向后现代的知识生产模式II的转变。

他们认为，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I是学院时代牛顿模式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在学科的、认知语境下进行；知识生产模式II则是在更为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下，具有自反性、多样性和跨学科性等特征[6]3。该理论认为，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I主要是在认知的语境中进行单学科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所探讨的“科学”遵循的是布鲁贝克“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其经典代表是德国柏林大学“学术研究”的理念。这种知识生产的主体相对有限，主要局限在大学学术共同体成员内部，其设置和解决问题的情境主要由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兴趣主导，即由学术共同体提出问题并围绕该问题展开知识生产。而在知识生产模式II中，更强调跨学科知识的发现、应用和使用的紧密整合，具有“参与者多样”“异质性”“应用情境”等基本特征[6]3；由于知识更多受应用情景的激发，是“围绕一项特定的应用而组织的问题处理”，这种知识希望对工业、政府或者更广泛地对社会中的某些人有用，并且在整个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不断的谈判、协商，直到各个参与者的利益都被兼顾为止。

显然，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中，大学生产的知识类型和知识地位都不相同，相应地，它们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形态也不相同。在模式I的时代，大学扮演着知识权威的角色，主要生产学科的知识，它们与所在城市的关系是相对疏离的，是“象牙塔”，与城市经济生活的距离相对遥远，如果说二者有联系，那么这种联系也多是间断的，偶然发生的。但是进入后现代社会，知识生产不仅在理论模型上，而且在方法和技术上，都从大学蔓延出来并且越过大学的边界。在模式II中，工具性知识或者技术性知识生产越来越重要，其他知识生产主体的出现动摇了大学知识生产的垄断地位，而要实现大学在后现代社会中的再定位，不得不考虑将城市的概念引入大学的工作场域。因为，作为全球经济的战略据点，城市是全球化时代最为重要的应用性情景，也是大学知识生产不得不重点考虑的场域。因此，知识生产模式II的出现，必然加强大学与城市的交流与联系，也使大学与城市各机构的全方位、全环节、全过程的合作与沟通。

(二)创新型城市的理念对大学—城市关系的深化提出新要求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发现世界各大城市情况迥异，一些城市虽老而长新，而另一些城市却昙花一现趋于消亡。2000年，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出版了《创新型城市》(TheCreativeCity)一书，提出创新型城市“具有开放思想、多样化、包容、独立个性、可达到、弹性及有活力的公共空间、高质量的人居环境，源于全球化倾向的本地化”等特征[7]，由此拉开了创新型城市理论研究的热潮。

目前对创新型城市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欧洲学者用的Creative City的概念，强调在理念、创意和文化上建立创新型城市，例如对城市面临的诸如交通拥堵、文化入侵、环境恶化等具体问题提出具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法[8]。另一种说法是Innovative City ，指以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的技术、人才、产业变革对城市产生影响的新模式，强调技术、知识、文化和制度等的变革。本文采用后一种概念。在这里，城市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创新环境往往是评价其是否为创新型城市的重要考量内容[9]。作为创新型城市理论的代表人物，英国学者詹姆斯·西米(James Simmie)与美国学者弗罗里达·理查德(Florida Richard)都强调了创新主体在创新型城市的重要性。詹姆斯认为，创新型城市的成功主要依靠两种核心“城市资产”(Urban assets)：一是高质量的知识劳动者；二是便利的基础设施和通讯[10]。而弗罗里达则在其“3T”理论中指出，人才要素中的创意阶层是吸引企业到城市的关键因素[11]。

我们看到，传统城市理论下，城市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交通 、工业区位、原材料等经济要素，在这种由工业生产和人口驱动的城市经济中，城市与大学的联系仅维持在人才集聚与转移的层面上。而在创新型城市中，创新成为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它要求城市与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等的多方合作，共同实现城市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环境创新。基于此，大学与城市的经济互动除传统的人才要素外，还要凭借其先天的知识禀赋与特有的文化氛围，在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工业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创新型城市理论为大学与城市关系进一步加深奠定了基础。

除上述之外，更重要的是，创新型城市的新定位为大学和城市的经济互动关系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创新型城市理论框架下，大学作为城市的知识和知识劳动者以及创意阶层的孵化基地，要为城市提供人才、技术、科研方面的强力支撑；它不仅要在培养人才、传播知识上发挥作用，而且要以网罗众家、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形成人才的汇聚。来自大学的知识劳动者既能加速创新型城市的发展，也能加速大学知识生产的资本转化。其次，大学是创新型城市的策源地和连接创新型城市中其他机构的服务中心，为其他机构的发展增添动力。创新型城市需要大学作为中介力量，在影响经济发展的城市规划与文化产业之间发挥协调作用，为城市其他经济组织机构提供服务。从大学的三大职能来看，大学不仅可以向城市输送优质人才和良好公民，也为其他组织如企业、事业单位带来可观的人力资本；大学科研可以为城市基础建设与高科技产业提供先进技术与优秀成果；大学可以为居民社区与文明的创新型城市建立起桥梁，如提供参考性的咨询建议，将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设施向社区居民开放和共享。可见，大学对城市技术、知识、文化等产业发展举足轻重，大学与城市俨然已经成为共生共荣的关系。

二、大学—城市在经济层面互动路径与方式

大学与城市在经济层面的互动合作是广泛而多样的，内含复杂的互动机制，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下文将以传统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将大学与城市经济的互动效应分为“供给—需求”“需求—供给”两大进路，并运用社会学的合作和冲突的概念，分析大学与城市经济互动的两种基本形式。

(一)路径：来自于供给、需求角度的分析

当大学作为需求侧时，大学以消费者的角色带动城市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大学内部群体的物质生活消费，或通过建立新校区，创造新空间，转移人口和活动，以此激活城市经济；作为供给侧的一方，城市主要向大学提供资源和土地、甚至成为大学的“地理名片”，因为发达城市中的大学往往能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学生。

这里以我国大学城的发展为例，分析大学作为需求侧如何带动城市经济增长。自20世纪末高校扩招以来，高校入学人数逐年攀升，但高校原有的土地、空间、物质资源等都难以维系庞大群体的消费需求，而位于城区中心的传统高校又无法向已开发的周边土地扩张，所以只能转向城市郊区，由此拉开了大学城建设的热潮。事实证明，大学城建设给城市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效益，如校园基础性建设等物质性投资，带动了当地房地产、餐饮业、旅游业、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必要指出的是，通过扩张土地、建立新校区将大学与地区增长联系起来，提高城市竞争力，还属于狭义上的教育产业化经济增长方式。已有的研究表明，当大学的创新活动在城市管理服务协定中所占比例较小时，意味着大学在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并不明显，大学对城市的经济贡献率是相当有限的[12]。

另一方面，大学在供给侧的经济影响往往比需求侧的经济影响更为重要，因为大学的知识供给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如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开发等[13]。大学作为供给侧，能够积极地将自身的智力资源和制度资源融入城市，发挥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双重影响，为城市带来切实变化。它主要有下面几种形式：第一，围绕大学建立科技园与创新中心，能够为城市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这里以世界著名的美国纽约湾区为例进行说明。纽约湾区凭借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纽约大学等58所著名学府之人才聚集优势，成为世界第一大科技创新产业聚集区。同时，纽约湾区的高科技产业产生了明显的磁场效应，与媒体、设计等产业结合，使纽约经济呈现出跨行业创新态势。正是受纽约湾区成功经验激励，我国目前致力于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尝试参照世界一流湾区的建设经验，充分挖掘粤港澳著名学府如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集群优势，强化湾区集聚溢出效应，带动粤港澳向高科技经济转型。第二，根据城市特色产业设置学科专业，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优质人才。英国的城市大学正是围绕城市特色产业来设置学科专业的一类学校。如利物浦大学依据利物浦海洋贸易的优势，设置海洋学、造船、冶金等特色专业，为当地培养大量急需人才。第三，提供咨询服务和知识服务。如美国许多州立大学为社会提供的咨询服务各式各样，包括教授咨询、学生咨询、业余咨询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供给—需求”与“需求—供给”两条路径产生的经济效益并非是绝对的。大学对城市的经济效益因大学实力、城市发展状况的不同而有别，不同城市的大学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中，往往容易产生良好的大学—城市互动效应；而在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中，由于城市本身的吸纳力有限，导致所在地大学的作用也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反之，不同类型的大学也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大学在使命与理念、服务面向、生源等方面差异较大，导致不同类型的大学与城市互动的方式千差万别，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一般而言，研究型大学常常凭借其科研优势与卓越人才在城市经济服务上往往贡献更大的效益，学者伊琳娜·伦德尔(Iryna Lendel)的研究甚至发现在经济不景气时，只有一流研究型大学对城市经济发展能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14]。

(二)互动的两种基本形式：合作与冲突

在社会学中，互动通常指两个事物相互使彼此发生作用的过程。而相互作用，必然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实际上，在历史上，城市与大学的互动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北美城市，社区与大学的关系也呈现出混合，即冲突合作并存的现象[15]。故我们探讨的大学与城市互动涵义有两个层面：一是合作，即大学与城市在经济方面的合作过程中对彼此发挥的积极影响；二是“冲突”，指大学与城市在互动过程中出现的相互抵制的消极影响。

1.合作：实现双赢

合作是指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城市满足大学需求时，大学也在为城市提供各项服务，城市与大学逐渐发展为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共同实现“双赢”。这种合作活动有几种表现形式：(1)联合办学。德国工科大学与当地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是城市与大学联合办学的典型案例。在德国，工科大学的许多教授直接来源于企业，一些教师直接享受由企业发放的基金获得教授职位的薪资。(2)合作研究。主要是大学校园与高技术产业区的合作研究，这充分体现了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大学与本地企业开展技术转移、培训和战略规划等方面的合作，形成产学联盟。(3)共同打造文化品牌，促进旅游产业发展。通过城市或大学的特色文化，刺激旅游产业发展，并通过大众媒体，打造城市与大学品牌效应，既有利于改变大众对城市的看法，也有助于大学自身的营销和招聘。

2.冲突：不良反应

大学与城市之间关系密切并不总意味着和谐状态。实际上，尽管大学与城市呈现出互动的趋势，但在未形成良好机制和完善引导措施情况下，仍会有不少冲突和矛盾产生。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冲突的概念可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冲突特指社会暴力性质的冲突，而广义的冲突是指事物之间的不相协调、相互抵触、相反作用[16]。

城市与大学之间的冲突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1)与城市社区争夺地理空间。伴随城市中心土地、空间资源的日益昂贵，大学扩张的难度在加大，大学与其周遭社区的居民产生土地空间资源的争夺问题。由于大学的房地产开发商在扩建校区时，很少考虑到周边居民的生存状况与实际需求，两者极易在土地空间资源价值观、目标和可用资源观等方面产生矛盾，如学生增加导致租金上涨，噪音增加等问题。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哥伦比亚大学在西哈林地区建巨型分校的计划，曾引起周边社区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大学的扩建会带来社区中产阶级化，从而导致该地区长住居民和商业的搬迁[17]。(2)大学周边社区环境复杂化。大学扩招，生源增多，吸引着校园周边服务业、商业快速聚集，如商业街、餐饮街、服装路、公寓出租区等。在中国，不少大学城附近大量聚集功能混乱的服务区，人流量极大而且事故隐患颇多。不仅使校园安全性难以得到根本保障，还会加重附近城区的交通负担。(3)资本介入带来的冲突。我国大学城建设中，出现大量流动资本介入的现象，不少房地产开发商觊觎大学周围的地理空间位置，纷纷在附近投资各种地产，使其周围房价越来越高。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因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暗中鼓励大学城周边房地产业的发展，追求短期经济效益。(4)生源非本地化带来的冲突。从出发点来看，政府本欲通过本地大学来吸收更多的人才，从而实现城市经济的良性发展。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国际化的不断深化，二者之间的背离愈演愈烈：一方面，受学术资本主义的推动，原本扎根于本土的大学谋求升级，为了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而不断突破招生区域限制，甚至向国际化方向迈进。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升级迭代，原本依赖本地人才的城市也越来越多地通过全球市场来满足需求，这在发达城市表现尤为突出。这方面，英国城市大学的发展历程堪为典型案例。作为直接诞生于早期工业化城市发展需求的城市大学，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处于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紧张张力中。英国学者约翰·戈达德(John Goddard )试图用重塑城市大学使命，通过公民参与的方法，增加大学与所在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科研等多层面的联系[18]，但严重依赖国际生源的英国大学很难放弃全球化市场的巨额利益，因此无法在根本上化解本地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冲突。

三、大学—城市在经济层面互动的边界问题以及相应的风险与挑战

作为现代社会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类组织，大学貌似与所在城市紧紧绑定在一起，越来越分不清彼此，但同时，作为独立组织本身的内在冲突也越来越突出。这不禁让人反思：大学和城市的边界是什么？除了地理意义的围墙、功能上的差异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边界？如果没有，大学完全融入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一)大学与城市的经济互动要有弹性边界意识

我们认为，大学与城市相互融合的过程既非相互融化，两者的关系也并非泾渭分明，其互动也理应是彰显各自特色和独立性的过程。诚然，高等教育市场化要求高等教育履行更大的社会责任，但我们不能将之等同于高等教育完全市场化。城市发展需要大学助力，但也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大学，大学有自己的独特使命。

实际上，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完全局限于所在城市。大学自中世纪诞生以来，就具有显著的国际性，作为以高深学问为基本特征的组织，大学的本质使命是追求知识和真理，无论是知识真理还是知识分子本身都可以自由流动，不会受地域的限制。这种来自于大学原生的普遍性倾向决定了大学必然要超越一城一地的地理区隔和空间限制，走向无形学院。另外，从组织的特殊性来看，大学作为从事知识生产的组织，它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节奏和制度特性，自治和自由是其内在的精神信仰，具有天生的超然性。所以，尽管大学可能在常规的教学研究活动之外向城市居民提供指导，或将其图书馆或体育等基础设施供给当地居民使用，向社区提供法律、医疗和教育咨询，并为当地产业、地方政府和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实现成果转化，但大学并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公共机构，它还经常要扮演社会批判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要有超越地方、党派和政治的需要。因此，要求大学像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或民间协会那样完全融入城市中，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与城市时刻保持距离依旧很有必要。

因此，我们认为，大学和城市具有各自的活动边界，完全忽略边界意识，会给大学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而在全球化时代，大学完全脱离所在城市的发展需求，则意味着一些新的潜在风险正酝酿而生。

(二)大学过度介入城市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大学过度介入城市经济发展时，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

1.学术职业性质改变和学术共同体认同危机

学术职业是一种特殊职业，有必要与日益发达的商业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克拉克·克尔认为，当学者被商业活动主导时，校园里便出现大量以其他额外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富裕教授”与在几个学院间奔波授课的兼职教师，大学从“只做研究的人、只教书的人、两者都做的人”三重结构转变为“只做研究的人、只和公司合作的人、两者都做一些的人以及不得不兼职教学的‘的士教授’”四重身份[19]。另外，一方面大学利用高额薪水、较少的教学工作量与优越的住宿环境吸引学术明星的入驻，鼓励他们在各自领域做科研工作；另一方面，又聘请大量兼职教师承担本科生的教学责任，看似能为大学减少开销，但实际上加大了教师群体的流动性和变动性，因为双方教师对学校都没有持久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教师对大学共同体的认同感[20]。

2.知识商品化损伤大学的客观性立场

大学涉入市场过深，会引起大学内部学科的分化，具体表现为，带来巨大收益的学科得以在巨额资助下壮大发展，而社会学、比较文学等人文学科极有可能因资金匮乏仍在原地徘徊，大学知识产出、技术创新与商业公司的利益关系难以说清。另外，当经济效益左右学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对大学怀有情怀的人就会担心“商业方法或许会侵占学术生活中很珍贵的个人自由”[21]“一旦知识本身被商品化为信息，历史的思想便无法产生”[22]50；金钱与利益逐步攻克真理攀上学术塔顶，市场会取代学者决定教什么和怎么教，学术发展最终因为商业的介入而丧失其特有的独立性，从而丧失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

3.高等教育机构的公司化

现代大学往往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参与市场：一种是试图在商业世界中将学术产品市场化，另一种是根据商业原则和实践重组大学。显然，后者的组织转变，使大学的制度角色开始发生变化：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机构，大学越来越多地被动纳入城市的经济议程，越来越强调市场动态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大学正成为一个官僚组织式的、相对自主的、以消费为导向的公司，在这种公司里，成本—收益分析充斥着大学的文本信息，同时构建着学者的学术行为。此情此景下，学生把自己看做知识的消费者而非共同体的成员，学生与大学之间难以再建立以往紧密的归属关系[22]12。在市场导向为主的大学—城市互动关系中，“大学校园不由自主地并入社会，步入被社会同化、整合和均质化的最后阶段——城市不再有象牙塔，不再有市民和学者”[23]，大学逐渐与资本化的公司无异。

(三)全球化时代大学与所在城市脱离的潜在风险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越来越脱离本城市的发展，逐渐蜕变成一所“在城市中”(in the city)而不是“属于城市”(of the city)的大学。主要表现为：

第一，全球化冲击下的大学逐渐失去本地化色彩。由于全球化的冲击导致大学与所在城市的联系弱化，进而给大学使命带来深刻的危机，这不仅发生在美国的赠地大学身上，也在英国的城市大学上演[24]。这里仍以英国城市大学为例，起初，许多英国城市大学的基本使命是加强大学与地方或公民社区的联系，培养市民的自豪感，帮助社区增强公民意识和提供公民教育。但进入全球化时代，大学与所在的城市渐行渐远。由于大学知识生产不受时间、领域限定的特性，在国家公共财政削减的压力下，大学发展越来越多地通过国际化市场获得利益，在评价上也更多地受到外部排行榜的左右。相对于为城市贡献的复杂性来说，大学排行榜所倚重的国际化水平的声誉、留学生数量、科研项目成果等指标，严重弱化了大学与城市的联系[25]。戈达德对英国六所城市大学的调查研究也发现，只有10%的学者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对私营企业产生影响，大多数学者并不打算使他们的研究对本地产生影响，其中西英格兰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谢菲尔德大学、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这四所大学正在努力减少其原本的“城市痕迹”[26]。

第二，弱化教学角色，转由“低层次大学”负责。研究在大学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使教学尤其是本科生教育的教学不得不退居其次。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问题首当其冲，表现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本科教育的弱化和边缘化[27]，教学的责任与使命落在了美国文理学院的肩上。在加拿大，位于经济发达创新型城市的研究型大学联手达成共识，将大学的主要活动集中在全球问题而非城市问题研究上，相比科研，大学的教学责任尤显式微。其中，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不伦颠哥伦比亚大学、阿尔伯塔大学五所研究型大学已商讨合作，集中精力将研究资金集中起来共同关注全球的中心问题，而教学角色则由欠发达城市的大学来扮演。

四、小结

大学与城市经济层面互动的理论依据在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与创新型城市理论，它们要求大学与城市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不断深化。大学与城市经济互动的模式沿“供给侧—需求侧”与“需求侧—供给侧”的两条路径展开，并凸显了合作与冲突的两种形式和双重属性。随着大学与城市在经济层面互动的加深，两者之间内在的紧张和冲突日趋激烈。本文认为，解决这个矛盾的基本做法是树立大学与城市关系的弹性边界意识，秉持既要使大学坚持学术使命，同时也不能忽视市场力量的中间立场，保持城市和大学关系的微妙平衡，并时刻警惕两者距离过近或过远而产生的隐患。当大学介入市场经济活动过深时，大学将失去其作为独立组织的制度特性，而当大学聚焦于资金基础的多元化和私有化、人才招募国际化以及聘用全球化之时，却又不知不觉地加剧了它与国家、所在城市以及地区的脱节，带来与所在城市疏离的新风险。总之，大学和城市的良性关系状态应该是彼此成就，共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