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画发展途径概括起来有以西法改造中国画的“革命派”、坚守传统价值观的“传承派”以及调和中西以创造时代艺术的“融合派”。也就是说，这100多年来，由于吸收西画的画法，素描确实在众多中国画作品中如影随形，但坚守传统并力求传统出新的中国画发展途径虽然式微，却也是客观存在的。显然，“素描阻碍了中国画发展”“中国画被素描带偏了”等诸如此类的看法有以偏概全之嫌，而希图以“中国画去素描”来解决当前中国画存在的问题只能说是美好的想象，甚至事与愿违。因为，当前中国画存在的问题中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画自身发展的问题，其中有素描一定的问题，但不是根本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素描是作为解决中国画问题的一个方法被带入中国画的，这个方法不一定很完美，但解决了中国画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来看，它还在发挥作用。中国画还有诸多其他问题，是素描解决不了的，还要另寻出路。现在说“中国画去素描”我觉得还为时过早。

一

中国画为什么会出现素描？时间得翻回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大批文人极力批判传统文人画，普遍认为以写意为主体的传统文人画发展显现出了严重问题，其中陈独秀明确提出“要革王画的命”，而引起他们如此不满的最核心因素无非是文人画语言的僵化和思想的萎靡。如今回望这段历史，陈独秀等人的判断显然具有一定时代意义上的道理。我们知道，清中期以来，碑学的兴盛为传统文人画注入了新的营养，推动海派绘画的出现，产生了一些杰出画家，但整体而言，传统文人画因循守旧，无论是在精神层面的审美追求，还是在绘画表现的技法语言，文人画都呈现出僵化与萎靡的生存状态。人们期望文人画能跟得上时代，希望它能有所拓展。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提供了一种可能，“赛先生”这个科学的理念让西方写实主义观念顺理成章地介入了中国画。

写实进入中国画，其实早在明代就由传教士画家带进来了，而且促进了中国肖像画的发展，代表人物有利玛窦、郎世宁、“波臣画派”的创始人曾鲸等。但当时人们认为这样的绘画以中国绘画“神、妙、能、逸”的标准来看，那么最多属于“能品”。显然，这样的评价是不无道理的甚至是中肯的，因为中国人对于画的要求是超越“形似”的。因此，西方写实主义在20世纪初介入中国画，我们不能仅仅将其看作一种纯粹的写实造型手段的介入，而是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它真正重要的是传递进来一种科学的精神，这才是写实主义给予中国画的关键因素。在当时，写实主义的功用与影响不单单体现于增强了中国画家对于形体的塑造与把握能力，而且引领了中国画家群体的社会认知和精神指向。所以，当这种科学理念进入中国画之后，表面上是出现了中国画从写意向写实语言的转化，实质上是内在文化思想的转化，那就是“文人画”逐步走向了“画人文”。于是，当画家以“画人文”的视角认知世界时，他们的现代意识和科学追求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中国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科学”便由内而外地对应起来了。

二

民国时期，参照西方美术学院的美术教学体系在中国大行其道，在国立艺专、上海美专等新式美术院校中，素描不单是油画专业造型训练的重要方式，很多中国画学科在基础教育中也会学习素描课程，后来徐悲鸿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更是强化了素描在美术学院中国画基础教学中的重要性。

从逻辑上来说，“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素描只是造型训练的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最有力的反证就是在素描引入中国之前，中国画家也曾经创造出无与伦比的艺术精品。但是，我们不能抹杀“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积极意义，这句话是在当时语境下提出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说法，意在强调素描训练对于写实绘画的重要性。其矫枉过正如同禅宗里的“棒喝”，后来吴冠中“笔墨等于零”的观点亦可作如是观。当然，这一观点只能有阶段性的价值存在或是仅仅基于写实造型的认识来讲，如今再只从写实的角度来看待当代中国画发展，显然不合时宜。然而，就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以及中国画的发展状况来说，在推崇科学的价值观和强调现实主义的时代需要时提出这样一种矫枉过正的说法，即便明显是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仍然能够在特定的语境中发挥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因为这种“片面的深刻”往往会比“全面的肤浅”更有利于引起当时中国画坛对于素描在造型训练中作用的重视。

这样的中国画基础教学后来对中国画的发展也确实带来了深远影响。像徐悲鸿等很多画家不仅以素描作为造型训练的方法，他们也借助素描技法来改良中国画，于是，素描不仅出现于中国画创作当中，而且逐渐成为中国画重要的造型手段之一。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引领下，借助写实性素描，中国人物画创作取得长足发展，素描不仅不是中国画发展的问题，而且是中国画时代发展的重要支撑甚至是推动力。

三

从近现代中国画的发展现状来看，素描对中国画影响的负面清单其实很难拉。相反，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物画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素描的介入，如果没有素描，那么“徐蒋体系”“新浙派人物画”乃至“长安画派”“岭南画派”“新金陵画派”的创作都会出现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全盘否定素描，那么就一定程度上抹杀了20世纪中国画的成果。实际上，素描在近现代中国画创作中发挥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一方面赋予了中国画家更强的造型能力，尤其是对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起到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在素描训练过程中也培养了画家的塑造能力。事实上，不仅仅是当代人物画，当代一些山水画家的创作也得到素描的滋养，在山水画和花鸟画等看似与素描没有直接关系的画科中，伴随着画家塑造能力的提升，中国画语言也得到了丰富与发展。例如李可染用铅笔素描深入的山水写生作品与其风格卓立的山水画创作之间的对应关系，倘若他从未接受过素描基础的训练，没有高超的写实造型能力，那么就很难有以侧光与结实的造型为主要特点的“李家山水”。可见，素描丰富和增添了20世纪以来中国画语言的可能性与表现能力。

20世纪中国画问题一度主要凸显为造型问题，实际也是源于时代需要。在“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时代背景下，绘画就不能过于“阳春白雪”。换句话说，既然要彰显艺术的教育功能，那么中国画继续遵循写意的审美传统思路显然是不可行的，特别是考虑到普通大众的审美接受能力，解决造型问题就显得更加必要，素描便成为起到训练和支撑造型作用的重要技法。

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画来说，造型问题是一方面，还有以笔墨为核心的其他问题。现在来看，有一个更为急切的问题，就是当下很多画家舍弃了笔墨的观念，完全是拿着毛笔画素描，以一种完全西画的方法进行创作。这种只谈造型不谈笔墨的“素描化”倾向，势必会把中国画引向邪路。也就是说，中国画要防止出现的并不是素描的问题，而是“素描化”的问题。今天回望历史，我们可以说，素描不是中国画的问题，“素描化”才是中国画的问题。

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传统的中国画已经衍生出了很多新概念，如新中国画、现代水墨、当代水墨、新水墨等，这些新概念都是时代发展对中国画提出的新要求下的产物，这其中与素描相关的并不是很多，可见，当代中国画的问题大多不是素描带来的，而是更多源于中国画自身。当代中国画的最大问题主要是“精神上的迷乱”，也就是如何真正与时代同步，进而引领时代审美。而从中国画语言的本体上讲，我们对于传统笔墨的传承尚且不足，同时关于中国画传统要求积累的修养仍然不够，加上对于素描等技法语言认识的偏颇等多种因素，综合演化成为当代中国画发展中面临的瓶颈。中国画发展至今，传统的文人画显然不能继续重复，放任中国画的“素描化”也不可行，而新的路径又在哪里？是现代水墨、当代水墨、新水墨，还是一个怎样的形态，人们不得而知，还在摸索当中。

四

那么，在中国画发展中的问题不是素描带来的前提之下，“中国画去素描”就不应该是主要问题，甚至在社会需要这个时代因素下，“去素描”还为时过早，眼下最关键的是防止“素描化”错误。而对于素描在当代中国画中的作用而言，它还是有重要的价值的。在中国画的造型训练、表现手法等方面，素描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当然，我们今天对于素描要有更开放的认识。我们知道，素描的表现方式非常多样，探索性素描、全因素素描、明暗素描、结构素描、表现素描等等，诸如此类都是素描。对于我们来说，素描在今天不仅是造型训练的手段，也是我们寻找灵感的一个来源，即便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安格尔等欧洲艺术大师，甚至徐悲鸿、方增先等先生的素描，也有很多表现手法值得中国画借鉴和吸收。同时，我们不能只盯着写实性素描，我们也可以关注观念性的、表现性的素描，并吸收其中的营养。如果我们以开放的思维去认识素描的概念与内涵，进一步结合中国传统写真、应物象形等造型观念来消化吸收素描中的营养，同时对素描在当下能不能出现一些现代性的转化问题做出思考，那么可能会对素描的认识更加的科学，而这是当代中国画需要突破的局限。

还有，就是在现实人物画创作以及一些主题性创作中，写实性素描的训练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而在一些强调书写性的写意绘画中，素描就不一定能够发挥出它的作用。所以说，今天对于素描的强调，类似于体育运动中对于体能的训练，在一些力量型的运动中，体能训练就非常有必要，而在一些技巧性的运动中，尽管体能训练同样需要，但不会被强化到很高的程度。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画对于素描的作用一方面是要重视，另一方面是不要偏执到将其视为唯一的基础，特别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素描可能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但当前美术高考中国画考素描的指挥棒有将中国画引向素描是唯一的可能的歧途。只有客观地认识素描，才能够发现素描为中国画发展带来的建设性作用。确实，素描在中国画发展中曾经起到巨大作用，但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素描只是我们解决20世纪中国画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谈中国画去素描还为时尚早，因为当代中国画存在的问题并不能从素描那里找到答案，相反，素描仍是我们解决中国画的手段之一。中国画要解决自身问题，还得要从基础教学、画家修养、创新意识等多个方面着力，找准核心病灶，才能行稳致远。

美国 埃弗里特·希恩 第二次通过 19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