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和终身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讲师生关系的一句俗话。它是什么意思呢？

通常作为类比句来认识，如“治大国，如烹小鲜”。作为老师，你既然是我的学生，就应该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我，当然，我也应该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你。作为学生，亦然。由于父子关系是单一、恒定而永久的，所以，人不可有二父，你也不可有二师，不能另外再认其他人为师；儿子必须永远孝顺父亲，学生也必须永远听从老师；父亲可以永远指责儿子，老师也可以永远指导学生。

在这种类比的关系中，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老师和学生都信奉：歪理千千万万条，真理只有一条——而且，它只在老师的手里。于是，学生为了探索真理，就忠心不贰地追随老师学习“终身”；老师为了推广真理，就坚定不移地管束学生教化“终身”。

总之，师生之道，类同于父子之道。不此之旨，就是欺师灭祖的忤逆。

但我的理解，这句俗话的意思更需要作为对比句来认识，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和树人是不同的，同样，师生之道和父子之道也是不同的，绝不可混为一谈。“一日”是讲师生关系是阶级性的，“终身”是讲父子关系是永久性的；又，人不可有二父，父子关系是单一而恒定的。父亲再不肖，在政治上你可以与他划清界限，在血缘上你还是他的儿子；儿子再放浪，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还是他的父亲，浪子不回头，你仍是他的父亲。而师生关系却不是单一、恒定的。“圣人无常师”“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作为曾经的学生，他可以有无数的老师，而作为曾经的老师，你不可以限制他另投其他师门。“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曾经的老师可以反转为曾经的学生的学生，反之亦然，曾经的学生可以反转为曾经的老师的老师。

在这种对比的关系中，师道不师人，老师和学生都信奉：真理千千万万条，歪理只有一条——以为真理只在自己手里。于是，学生为了追求真理，今天以你为师，到了明天他就可能不认同你而以别人为师；老师为了推广真理，今天把你当学生，明天就可能推荐你以别人为师，后天更可能反以你为师。这就是“一日”同“终身”的区别。

总之，师生之道，不同于父子之道。不此之旨，就是师道沦丧的魔障。

这两种认识，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呢？我的理解，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道的传承，吾取对比句，尤其是作为曾经的老师，更应以此来对待自己曾经的学生；从礼的规矩，吾取类比句，尤其是作为曾经的学生，更应以此来对待自己曾经的老师。换言之，以“一日”看待师生关系，所重的是斯文之道，而不是人伦之礼；以“终身”看待师生关系，所重的是人伦之礼，而不是斯文之道。不明道，往往不明礼；而不明礼，也殊难真正明道。

今天的书画界，多有学生毕业之后，或改投其他师门之后，便与曾经的老师形同陌路的。作为他曾经的老师，我们不宜过多地指责他的不明礼，而是应该第一，反思自己的教育出了问题，怎么培养了这么不明礼的学生；第二，反思自己对曾经的老师有没有疏于“终身”之礼？又多有老师，对曾经的学生即使逢年过节常来探问尽礼，而仍愤愤不满，当面人后，谴责他或另投他师，尤其是与自己艺术观点相歧的他师，或走了与自己艺术主张不同的方向，认作是“背叛师门”“误入歧途”。这样的老师，更是不明师道尊严的意蕴了。曾经的学生，不是你的儿子，他要另投他师与你何干？何况这更有益于他的求道。即使他是你的儿子，你是搞建筑的，他要搞服装，又有何妨呢？

撇开薄幸的学生不论，四五十岁的一些书画家，常常向我诉苦，因为曾经是某名家的学生，后来又跟了别的老师，或者走了与该名家不同的路子，虽然他们也已成名，但还恪守师道的礼数，常常看望当年的启蒙老师，却总是遭到老师的呵斥。问我该怎么办？我说：那是你的老师不明白师生的“一日”之道、“终身”之礼，你是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走你的路，让他去说吧！“人之所患，在好为人师”——说的就是这样的老师啊。

所以，作为老师，对于自己曾经的学生，不为师门所囿而能转益多师，我感到高兴，因这才是师“道”之所在；他的“道”已超过了我或不同于我，仍能对我行师“礼”，我更感到庆幸。

材与不材

庄子游山林，发现树木长得不成材，人即伐之，以之无用也；又发现树木长得粗壮高大，人亦伐之，以之可用作栋梁之材也。因发为人处世，不能不成材，也不可太成材，而应介于材与不材之间，乃可得永年。

我们看旧时代的人，处于社会下层的，众人皆得以侮之；居于社会顶层的，多有人伺机而灭之。唯有中等阶层，事实上最为幸福，但往往不知惜福，而是想方设法，希冀晋身上层、顶层。书画界亦然。“江湖”的名家，最为“庙堂”名家嗤之以鼻，而以自己能进入体制内为优越感满满；“庙堂”上层，尤其是顶层的名家，又最为“江湖”名家和体制内普通名家所忌，被千目所紧紧盯着，一旦被发现有什么差错，便为千夫所指，大加抨击。材与不材的处境，其患如此。但问题是，介于材与不材的名家，亦即跳出了“江湖”而进入“庙堂”，虽进入“庙堂”却未能晋身于上层、顶层的名家，很少有能安心于材与不材的处境，而一定是颠倒梦想地力图跳出这一处境，晋身上层乃至顶层的。而书画界包括社会上，有侮不材、忌成材者之行的，往往是处于材与不材之间的不安分者。因为，安心介于材与不材者，他的心中根本不存在侮不材、忌成材之想，当然也就不会有这样的行。

由材与不材，又联想起书画家的智与不智问题。材与不材，是讲一个人的成就、地位；智与不智，则是讲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一个书画家，需要用功，包括用功于临习、用功于创新，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不用功，肯定不能有成就，但用功了，不一定能有成就，这就牵涉到智与不智的禀性。用不用功，是后天的主观选择，而智与不智，则是先天的客观造就，后天无法选择，甚至比出身还无法选择。出身无法选择，但走什么道路可以自己选择。但禀性不智者，无论如何不可能改造成为大智大慧。

《孟子》认为“智”有两种，一种就是“凿”，会有许多新奇的想法，因而也就有相应的行为，弄出许多事来。一种则是“行其无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随遇而安，因势利导。则后一种“智”，几乎与“不智”没有什么两样，但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介于智与不智之间”。

这个“介于智与不智之间”有上限，也有下限。上限偏向于智，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杨过，闻一能知十，举一能反三，无论哪一家、哪一派的高深武功，他一学就会，并运用自如。金轮法王对他说：“武功贵在独创，你的武功都学自别人，没有自己的独创，终究不可能有大的成就。”但他却有“自己”的想法：把各家各派的高深武功都学过来，为我所用，这不正是我“自己的独创”吗？这就是“智”而“介于智与不智之间”。一旦“智”过于此，成为超出了“介于智与不智之间”的“智”，相信他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苏轼、黄庭坚、米芾、董其昌、王铎，大体上也属于偏向智的“介于智与不智之间”。

下限偏向于不智，像郭靖，学江南七怪，学全真心法，包括学降龙十八掌，都翻来覆去而学不会，但他以“人一之，己十之；人十之，己百之”的笨功夫，终于成为一代宗师。这就是“不智”而“介于智与不智之间”。一旦“不智”过于此，成为不及“介于智与不智之间”的“不智”，即使他“人一之，己百之”地用功，也必然朽木不可雕。赵孟、何绍基，大体上也属于偏向不智的“介于智与不智之间”。

过去，陆俨少先生论画，以为有“聪明画”、有“老实画”。“聪明画”者，董其昌、石涛、扬州八怪，不智的“老实”人绝对画不好，须智者才可能画得好。但智者若一味用智，也画不好，须“介于智与不智之间”才画得好。“老实画”者，李成、郭熙、张择端，智的“聪明”人可以画得好，但须用智于“介于智与不智之间”；不智的“老实”人也可以画得好，但也须有一定之智，若一点没有智，再下功夫，还是画不好的。

文人和通识

故友刘绪源以研究儿童文学和民国散文著名，传统文化并不是他的研究方向。但他对传统的认识之深刻，实居于许多传统文化研究名家之上。我所特别赞赏的有二，一是“日常和常识”，一是“以文人为代表的非职业化的业余精神”。“日常和常识”，实际上就是《论语》“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意思，也是孔子“思无邪”、孟子“行无事”的意思，黄庭坚则云“平居无异于俗人”，钱名山先生以为“一切皆如吃饭睡觉，当然如此”。但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下，“日常和常识”一说，不言而喻，要比孔子到钱名山的诸种说法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今天，书法界开始流行“日常书写”的说法，可为印证。

傅抱石 四季山水·冬 1954年

“以文人为代表的非职业化的业余精神”，是针对西方文化“以专家为代表的职业化的专业精神”而提出来的，其意思非常准确。但“文人”和“业余”这两个用词我以为并不妥当，刚开始与绪源兄进行探讨，他却罹患恶疾，不便劳他精神，便停止了讨论。一年之后绪源兄不幸离世，讨论便再也不可能进行。但申说一下他的思想，并用我的理解修正他的用词，应该还是有必要的。

“以专家为代表的职业化的专业精神”，是指西方文化的特色，学有专攻，业有专职。一个人基础教育之后，学的是军事，学成后便一辈子以军事为职业，于军事的专业精深，于水利则完全不谙其专业；学的是水利，学成后便一辈子以水利为职业，于水利的专业精深，于军事则完全不谙其专业。而“以文人为代表的非职业化的业余精神”则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学重通识，业多变职。一个人蒙塾教育之后，学的还是四书、五经，而没有一门诸如军事、水利之类的专业，科举得中后便以社会的需要而变动地从事各种专业的工作。不懂军事的专业，但今天要他领兵去打仗了；不懂水利的专业，但明天又要他去治理黄河了；不懂交通的专业，但后天又要他出任交通部长了。以叶恭绰为例，历任邮传部路政司主事、承政厅厅长、路政司长、交通总长、财政部长、北京画院院长等职，但这些工作没有一个是他年轻时所学习过的专业，更没有一个是他一辈子的职业。所以，包括苏轼、曾国藩等等，用“非职化”表述他们的立身处世，非常准确；但如果认为他们是用“业余精神”“外行领导内行”来干好这些工作的，有可能吗？至于认为他们的身份是“文人”，更是长期以来把“文人”认作“文化人”的误识，而这一误识，对于认识传统文化的精华是颇有遗憾的。

把“文人”作为传统文化人的代称或略称，始于晚明的董其昌，在此之前，尤其是宋代，对“文人”作为文化人中的一种类型，是有明确定义的；在此之后，从清初顾炎武到民国时的鲁迅等，对“文人”作为文化人中的一个特别类型，也是有明确认识的。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这里的“士”，泛称文化人，而“文人”则专指文化人中缺少“器识”也即公义担当的一部分人。但这个定义是虚的，无法作实的量化，唐宋之时，没有一个人肯承认自己是没有“器识”的；有之，则自晚明始，李贽、袁中郎等都“恬不知耻”地尘垢尧舜、诋毁岳坟、倡导人欲、反叛名教。所以，相对而言，在北宋，对文人的可量化性定义，当推司马光。司马光主持编撰《资治通鉴》，而“通鉴”的一个原则也即大前提就是“不载文人”。那么，什么是“文人”呢？便是“止为文章”之人。其义有二，一、其人主要以文章立身处世于这个社会；二、其文主要是纯文学意义上的文章如诗赋之类。也就是说，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文化人才是文人；否则的话，无论他的文章写得多好，都不是文人。如韩愈、苏轼，其所写的文章被作为文学史上的典范，但是一，其文章不仅止于纯文学意义上的，而更多的是载道、经国之文；其二，其一生的贡献，也不仅止于写文章，而主要在国计民生的政绩。又如陶渊明，其所写的文章虽属纯文学意义上的，但他并不以文章立身处世，而是超然世外，躬耕自给。再如陈亮，虽以文章立身处世，但多为载道、经国之文。因此，他们就都不被认为是文人，在“二十四史”的文化人传记中，不归于“文苑传”（或作文学传、文艺传）而被分别归于名臣传、隐逸传、儒林传等等。

虽然，文人肯定被写在“文苑传”中，其他“传”中的人，文章写得再好，也不是文人；但“文苑传”中的人，根据司马光的定义标准，也不一定都是文人。如苏洵，在《宋史》中便被归于“文苑传”，盖因他没有一官半职，终身以文章贡献于社会，其人属于“止为文章”故；但其文实在多论经国之计，非“止为文章”者。反之，如董其昌，虽官职显赫，因为在国计民生方面毫无贡献，而止以文艺名世，故不入名臣传而入“文苑传”。

回头来看历史上那些在“非职业化”的工作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文化人，韩愈、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阳明、曾国藩、叶恭绰、张宗祥等等，没有一个是“文苑传”中人！而“文苑传”中的那些文人，包括杜甫、李白，除了写诗词文赋，在其他“非职业化”的工作中均几乎毫无建树！文人既以文章作为“职业化”的工作，自然也就不能作为传统文化“非职业化”的代表。作为传统文化“非职化”代表的韩愈等文化人，通常称作士人、士夫或士大夫，其中的佼佼者，便被称为“君子”。

“君子不器”，是说他们的学习阶段，学的是“通识”；什么是“通识”呢？就是“初学终身”“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做人的基本道理和做事的基本常识，而不是一门或多门具体专业的精深知识。“君子无不可器”，是说经过了非专业的“通识”教育，走上社会，可以从事任何具体的专业工作。虽然他没有学过水利的、军事的、金融的、交通的专业知识，但一旦社会需要他从事某一专业的工作，运用做人的基本道理和做事的基本常识，他很快就可以熟谙该专业的知识，做好该专业的工作。

今天，中国的教育放弃了传统的通识教育，而全面实行了西式的专业教育。中小学为各专业的“基础教育”，大学为某专业的高深教育。由于不知道一个儿童长大后选读什么专业的大学，因此，在他的中小学阶段只能十几个专业的基础知识一并传授。进入大学的某一专业如文史，则中小学时所接受的十几个专业基础知识中，五六个便为进一步的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七八个则被“何必当初”地“过河拆桥”了。于是，学成毕业后走上社会，便显出在做人道理和生活常识方面的严重欠缺，引起有识之士的反思，倡导重新实施“通识”教育。而他们所谓的“通识”教育，就是在大学中，文史专业的也要学理工，理工专业的也要学文史，就像中小学十几个专业的基础知识一并传授，大学也应该十几个专业的高深知识一并传授。然而，这其实并非“通识”教学，而是通才教育。“通识”教育是授人以渔，却不授任何一种鱼；通才教育是授人以多种鱼，一般意义上的专业教育是授人以某一种鱼，二者授人的鱼虽有多寡，但不授人以渔则是同样的性质。

无论专才还是通才，授人以鱼的专业教育，受教育者进入职业化工作后的专业精神，体认于对某一种或多种具体之鱼的先备的高深认识。授人以渔的“通识”教育，受教育者进入非职业化工作后的专业精神，则体认于事先没有对任何一种鱼的先备认识，但当他无论接触到哪一种鱼，便能很快地反应并表现出“术业专攻”的精准应对。因此，绪源兄区别于“以专家为代表的专业精神”所表征的西方文化特色，同时也是今天西化影响下的中国文化特色，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与其概括为“以文人为代表的非职业化的业余精神”，不如表述为“以君子为代表的非职业化的专业精神”。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传统的文化人，包括文人和士人、君子乃至小人。毛笔字和旧体诗是他们都熟谙的。无非在文人，是把它们作为专业来认识的，并以此为职业化的工作立身处世，于是而成了书法家、诗人。在士人、君子，则是把它们作为“通识”来认识的，绝不以此为职业化的工作来立身处世，无意为书法家，无意作诗人。当然，“无意于佳乃佳”，其中的不少人在非职业化工作之余，也成了书法家、诗人，甚至成就在职业书法家、诗人之上，这是另一回事。普遍的现象是，从老一辈的科学家苏步青、胡先，到民国时期三家村的账房先生，乃至革命烈士赵一曼，凡“通识”教育的受益者，几乎人人都能写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能写即景抒情且押韵合辙的旧体诗。

要之，“日常和常识”“以君子为代表的非职业化的专业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特色。而这两大特色的盛衰，源于“通识”教育的兴废。

人生苦乐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这段话，是某一位长者用近百年的历练所得的人生感悟，用以告诫年轻人的；而且，已有大批的年轻人从中勘破了人生的真谛，并有更多的年轻人正在或将要从中获得教益。

我一点不否认这一对人生的认识和实际的感受，确实可以作为一条人生的真理。但人生的真理，却并不仅止于这一条，而是有千千万万条，分别适用于不同人的主观和不同处境的客观。不分人等，不分处境，一概地奉行这条真理，不仅是不妥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而一分为二，三生万物，千千万万条人生的真理，可以概括为三条。第一，长者所说为第一条，则第二条就是：“在这个美好精彩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幸福快乐。”这里所说的“美好精彩”，可以是天下太平的欣欣向荣，也可以是物欲横流的杀戮争斗，客观无与，主要在认识者的主观。主观的心境美好精彩，则眼中的世界无论怎样都是美好精彩。有了这样的认识，则对于人生的感受自然也是幸福快乐。每有年轻人问我：“徐先生，您怎么看待、评价今天社会上人们的功利心太强？”我总是对他们说：第一，如果你所看到的社会上人们的功利心很强，一定是你自己的功利心太强了；如果你自己的功利心不强，怎么会认为社会上人们的功利心很强呢？所以，第二，一旦有了这样的认识，那就需要深刻地反省自己，把自己的功利心降下来、消灭掉；第三，如果不反省自己，要想改变社会上人们的“功利心”，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你的一片好心，十分努力最后只能是无用功，甚至是负用功。

继续第二条：“你存心做个努力奋斗的积极分子吧，人家就来帮助你、表扬你。你没有才德品貌，人家也来羡慕你学习你。”没有一个老实人会认为自己是在“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的，老实人肯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积极上进、见贤思齐，当然也就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才德品貌”。包括诸葛亮、苏轼，也没有认为自己是在“与世无争”，是有“才德品貌”的，而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地“当仁不让”“鞠躬尽瘁”，认为自己是“卑鄙”而“学材迂下”的。以这样的认识，自然不会感到别人都是在“利用”“欺侮”“嫉妒”“排挤”我，而总是感到别人都在帮助、表扬、羡慕、学习我，而且，我实在是当不起他们这样的对待的。人生的幸福感、快乐感，也因此而加强。

三续第二条：“你心胸狭隘，人家还来成全你、支援你。你好与人争，与世侈求，同时安逸闲适，无须软硬实力就能坐享其成。”一个“大度退让”的人，“不与人争”“于世无求”，是不可能有“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的感受，更不需要作“维持实力”与人“斗争”的准备。有这种感受的人，一定生活在高度紧张之中，绷紧了弦，随时准备自卫反击。所以，只有“心胸狭隘”，才能感受到没人侵犯我、损害我，反来成全我、支援我的福分。

上述两种对人生的认识，包括对我和对别人、对社会的认识，是自我认识和认识社会的两个极端。其一，我总是对的、好的、善良的，别人总是错的、坏的、邪恶的。于是而有对人生的感受，“人生一世”，当然主要是我的这一世，是痛苦的。追其根源，在于把自己太当一回事，所以，别人都对自己不怀好意。对我好的，是你们在“利用我”，通过拍我的马屁从我这里得到好处；对我不好的，是你们在“欺侮”“嫉妒”“排挤”“侵犯”“损害”我，是你们瞎了眼，有眼不识明珠。其二则反之，我总是错的、不够好、不够善良的，别人总是对的、好的、善良的。于是而有对人生的感受，“人生一世”，当然主要还是我的这一世，是快乐的。追其根源，在于不把自己太当一回事，但一定把别人当一回事，所以，我对别人、对社会的付出总是不够的，而别人、社会所给予我的实在太多了。

当然，事实上，我总是有对也有错，别人同样有错也有对。但第一种认识却只看到我的对而看不到自己的错，只看到别人的错而看不到他的对；别人对我有好又有坏，但却只感受到别人的坏而感受不到他的好。而第二种认识却只看到我的错而看不到自己的对，只看到别人的对而看不到他的错；从而，同样是别人对我有好又有坏，便只感受到别人的好而感受不到坏。

折其两端取其中，便有第三条的认识和感受：“社会永远是既有邪恶又有美好，所以也就既无美好又无邪恶，从而，人生一世，当然如此，无苦亦无乐，是苦亦是乐。你既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又是一个努力奋斗的上进者，既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也不是一个努力奋斗的上进者；既是一个稍有才德品貌的人又是一个没有才德品貌的人；既是一个大度退让的人又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既是一个不与人争、于世无求、时刻准备维持实力发动斗争的人，又是一个好与人争、于世奢求、安逸闲适而坐享其成的人。至于人家是怎样的人？在怎样对待我？这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自然也就对之没有感觉。”人生一世，凡与别人发生关系的事，按别人的想法去做；不与别人发生关系的事，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有云：“智者在众中，不说自功德；若人所称赞，愧心无取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认识态度。我曾为之补一句：“愚者在众中，不说自过失；若人所指责，信心无取著。”是对自己的又一种认识态度。现在想想，我的补句实在不该，而佛经的此说也太过执着。不分智愚，任何一个人，在公开的场合，说自己的功德不说自己的过失，或者说自己的过失不说自己的功德，再或者兼说自己的功德和过失，都是无可无不可的。至于别人表扬我也好、批评我也好，那是别人的事，我无法干涉。这里，佛经所说正合于第二条人生哲理，我的补句则合于第一条人生哲理。现在的想法则合于第三条人生哲理，追其根源，要在既不把自己太当一回事而把别人不当一回事，也不把自己不当一回事而把别人太当一回事，所以，只关心自己的对错并努力纠错就对而不关心别人的对错。至于阴晴雨雪，一切都是“当然如此”。既不是别人专门来难为我，也不是特意来成全我，所以，既无须感到痛苦，也无须感到快乐。不要听，不要看，不要知道，不要参与，不要给别人带去麻烦；当然，别人要你听、要你看、要你知道、要你参与、不嫌你麻烦则随之。是为天下本无事。

或曰：既然天下本无事，你为何还要写字、画画、作文、吟诗？答：思无邪、行无事，如吃饭睡觉、当然如此，则书画诗文之事天下无事；思有邪、行生事，为摆脱痛苦、享受快乐而书画诗文，则天下多事矣。

或曰：佛经说“人生皆苦”，则第一种认识和感受宜为至理，而“人生皆乐”“人生无苦无乐”的二三两种认识和感受殊不敢取。答：佛说“人生皆苦”，对第一种认识者而言，要在平衡其愤懑不平的心态，并不只是你的人生“够苦”，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够苦”甚至比你更苦；对第二种认识者而言，要在破灭其豫逸自得的心态，你的快乐其实是虚幻的，其本质还是痛苦，甚至比那些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更苦。于是，“人生皆苦”的说教最终归于“四大皆空”，无苦无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有苦乐，空无分别，“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即对人生的认识，包括对自己和对别人、对社会的认识，以及自己在与别人、与社会相处中的感受，无不如此。

大体而言，人生“够苦”观者多为才智过人而好“讲理”者，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我是对的，你们是错的，雨天错在太阴湿，晴天错在太干燥；人生快乐观者亦为才智过人但却喜“感恩”者，谢谢你、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们待我太好了，雨天则享受其幽雅，晴天则享受其晴朗。二者的共同点都是避害趋利，而且各有利己利人、舍己为人、损人利己的一分为三，最后却无不归于“聪明反被聪明误”，始终只是少数智者的人生观，而无法成为天下人、平常人的人生观。平常人的人生观，无智亦无得，无苦亦无乐，不执着于“讲理”，不执着于“感恩”，但一定“明礼”。礼者，上下、长幼、尊卑的秩序，安分、安命、安所遇，顺人、顺天、顺自然，下雨、晴天，都不是来刁难我的，也不是来恩惠我的，一切都是“当然如此”，而不是“因我如此”。平常人属于“下愚”，而智者如果进一步超升解脱，成为极少数“上智”，那么，他的人生观也一定与“下愚”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