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凡，李宝艳

(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闽东革命根据地是在全国土地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截至目前，学术界有关闽东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研究多集中在革命斗争层面，关注根据地群众教育实践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革命教育实践。1928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的同时，将党内文件作为重要实践指南，在闽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用先进思想引领群众生产实践，并尝试开展通识教育，让教育实践成果惠及根据地全体人民，以革命教育实践促进政治认同。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促进了闽东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力发展和苏区政权建设。时至今日，仍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笔者试图通过对闽东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档案资料、土地革命时期福建的革命文献以及革命亲历者的回忆录的系统梳理，深入分析闽东革命根据地群众教育活动开展的背景、特征，既为闽东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又为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一、闽东革命根据地群众教育的开展背景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马克思主义在闽东青年学子当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在闽东开展革命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实地调研深入了解了闽东广大群众缺少受教育的机会这一现实，领导建立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闽东地方党组织。先进思想的传播、群众对知识的渴望以及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建立，为闽东革命根据地群众教育活动的成功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在闽东的广泛传播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爱国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也打破了闽东社会的沉寂。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中，闽东籍外出求学青年纷纷学习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北京、上海、福州等地参加进步团体，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积极投身革命斗争，通过各种渠道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一向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的闽东大地也逐渐受到先进思想影响，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进步学子的返乡宣传、进步书刊在闽东的广泛传播以及进步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为马克思主义在闽东大地广泛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罗源籍中共党员林可彝是闽东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者之一。1925年，林可彝借回乡探亲之机在家乡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此后，宁德籍中共党员郑长璋、蔡泽鏛，屏南籍中共党员黄德信、郑鸣西，福安籍中共党员郭宣霖、郑眠石等人陆续回到家乡，积极传播新思想。进步书刊也陆续传入。1922年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进步刊物传入连江等地，《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问题讨论集》等进步书籍由在外求学的学子带回福安。上述进步书刊在闽东知识分子和社会青年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越来越多的闽东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陆续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和共产主义的忠实追随者。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先进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闽东革命运动的结合，为闽东中共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二)闽东广大群众受教育机会的匮乏

闽东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长期以来文化发展异常落后。近代以来，由于地主豪绅的教育垄断和西方势力的文化侵略，闽东广大群众受教育的机会十分匮乏，导致闽东各县文盲遍布，居住在闽东偏远山区的农民和在荒山野岭搭寮居住的畲民更是目不识丁，甚至以草绳打结、柴炭画线方式进行数字记录。1912年以后，闽东私塾“紫阳书院”在各地商会的捐助下，纷纷改为县立高等、初等学校，但只有当地地主豪绅之家和少数殷实家庭子弟才能入校学习，绝大多数贫民子弟根本没有求学机会，且统治者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多教授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等内容。在闽东各地，西方教会也陆续创办有多所修道院、传道女师和教会学校，这些修道院、学校既招收富裕家庭子女，也招收贫穷教徒和贫民子女，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科学知识，促进了闽东人民的思想启蒙，但更多的还是灌输奴化思想与封建旧礼教、旧思想的混合物。地主豪绅的教育垄断和西方教会势力的文化侵略，禁锢了闽东人民的思想，导致闽东群众长期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这对马克思主义在闽东的顺利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在闽东的建立，以及广大闽东群众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地主阶级剥削制度本质的认识的提高，乃至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的提高都产生了不利影响，阻碍了闽东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使得闽东革命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广度深度上均落后于福建省其他地区。

(三)中共闽东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实践，闽东建立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条件逐渐成熟。闽东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闽东地方党组织陆续建立以及福安县委的成立，使得闽东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工作有了直接领导核心。1925年前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内大革命高潮时期，许多在外求学的闽东籍进步学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宁德郑长璋、蔡泽鏛，古田陈炳、黄孝敏、陈宗远等人于1926年分别在北京、上海、福州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闽东地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1927年初，中共福州地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加快发展各地的党组织。闽东地区在中共福州地委领导下，利用北伐胜利形势，大力发展党的基层组织。1927年春，陈炳等人奉命回到家乡开展建党工作，在闽东党员陈炳、黄孝敏、魏光增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中共古田特支于古田县旧城五保街成立。中共古田特支的成立，是闽东人民民主意识高涨的自觉选择，促进了闽东的国民革命运动，闽东工农运动开始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随着闽东国民党各县党部和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建立，闽东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革命统一战线逐步强化，这为国民革命运动的迅速高涨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发动反革命事变，闽东的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刚刚兴起的闽东工农运动最终夭折。为开辟闽东地区的革命斗争，使这一区域与闽西、闽北、闽中连成一片，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于1928年7月3日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在闽海道以福州为中心，由日常斗争扩大党和群众的组织，向福宁府及闽清、永泰、连江、长乐、古田发展”。根据该决议，中共福安县委成立。此后，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中共福安县委领导下开展工作，闽东革命的星星之火重新燃起。

二、闽东革命根据地群众教育的成功实践

鉴于闽东的特殊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教育实践的过程中，进行革命宣传，以先进思想引领群众生产实践； 开展通识教育，让教育实践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注重党的建设，以党内文件作为重要实践指南，最终以教育实践的成果助推苏维埃政权建设，用革命教育的政治认同构筑了坚固的红色堡垒。

(一)进行革命宣传，以先进思想引领群众生产实践

土地革命时期，在外求学或受到革命思想洗礼的闽东青年，接受中共福州市委的指派回到家乡，通过建立进步社团、创办红色报刊、依托乡村学校等形式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进行抗捐抗税斗争，用先进思想引领闽东群众的各项生产实践。中共福安县委书记陈铁民利用一批在外求学的进步青年回乡探亲的有利时机，发起组织了新兴文艺研究社，积极响应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号召，“到民间去”传播革命思想。研究社收集大量进步书刊，并广泛吸收中学生和爱好文艺的进步青年入社参加活动，不少进步人士利用空闲时间到研究社，阅读进步书刊，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先进理念的教育。宁德进步青年颜阿兰，经马立峰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返回家乡进行革命活动。他以颜氏祖厅为地点创办俱乐部，将儿时相识的贫苦青年组织到一起，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秘密发展共青团组织。俱乐部的成立在当地青年心中播下了革命火种，在颜氏俱乐部接受革命启蒙教育的大部分青年日后均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闽东革命的骨干力量。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需要，指导各地基层党团、工农群众的组织工作，中共福安县委于1931年创办地下刊物《星火》月刊并作为县委机关报，宣传部长郑眠石带头撰写通俗易懂的文章抨击反动政权，揭露社会黑暗面，宣扬革命思想。特别是《农民不要相信命运》一经刊登，便在闽东农会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唤起了广大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1934年，为在闽东党政机关、群团组织和革命群众中，准确及时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全区革命斗争，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创办了机关刊物《红旗报》，作为苏区党政军的喉舌。《红旗报》围绕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在各方面的重视和努力下，《红旗报》成为了闽东苏区的重要宣传工具，对闽东土地革命和各项事业的开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共党员范浚、郑鸣西、黄丹岩分别在寿宁鳌阳小学、屏南翠峰小学、福鼎麟江小学开展教学实践和革命活动，以学校为阵地，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宣传革命道理，培养革命骨干，推动农民协会建设，带领广大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斗争，用先进理念指导农民运动实践。闽东各地青年学子、贫苦农民在先进思想的影响下，纷纷参加闽东土地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

(二)开展通识教育，让教育实践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闽东共产党人在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十分注重满足苏区群众对文化教育的需求，在闽东革命根据地实行中华苏维埃政府义务教育法，并在各地组织扩大识字运动，大力开展通识教育。通过开办农民夜校、平民识字学校、暑期义务学校、妇女干部培训班等形式，广泛开展全民教育活动，力争实现教育全覆盖，践行“一切为了人民”的教育发展理念。1928年3月，中共古田特支成立后，特派员纷纷深入农村，举办农民夜校。特支成员携带自己编写油印的教材，在傍晚时分到各村夜校上课，通过夜校进行大众文化教育，带领农民学文识字，开展通识教育，提升闽东农民的觉悟。1928年7月，在福州求学的闽东学子马立峰，联合暑假返回原籍的进步青年叶鉴清、林邦定等人，在福安县城关创办暑期平民识字学校，吸收当地社会青年、店员、工人和城郊农民等近百人参加学习，帮助更多的闽东青年读书认字，不仅教授了语言文字知识，还在学生中传播了革命思想。马立峰等人进行的闽东地区早期的通识教育实践，对以后的闽东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1929年7月，在北平、南京等地求学的闽东籍中共党员黄元起、缪邦镛、连士升等人，利用暑假组成临时小组纷纷归乡，在福安城关举办暑期义务学校，开设语文、历史、体育、数学等通识类课程，进行义务教学活动。暑期义务学校虽然开办不到两个月，但对地处偏远的闽东青年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普惠性受教育机会，这次教育实践也在闽东青年中播下了革命火种。中国共产党闽东地区领导人马立峰、叶秀蕃、施霖等同志十分注重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工作。为团结妇女这支革命力量，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开办“闽东妇女干部训练班”。中心县委领导人轮流授课，马立峰同志甚至带病坚持授课。正是训练班的开办，才使得苏区妇女干部在日后的闽东教育工作中表现出色，为全区武装暴动和“五抗”斗争的骨干培养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在妇女干部的教育指导下，广大妇女儿童开始走出家门读书看报，陆续加入革命队伍。此外，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团结，在闽东地区开展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帮助畲族青年学习文化知识，促进畲族人民的革命认同，点燃了闽东畲族聚居区的革命火种，将畲民这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闽东苏区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崛起，闽东中国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注重党的建设，以党内文件作为重要实践指南

闽东苏区的群众教育，始终坚持以党内文件为指导，紧紧依靠群众的同时始终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28年10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大会召开，在此次会议形成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明确提出宣传工作的具体规定： 省委办一种刊物，应有对外宣传我们的主张，对内训练同志的作用； 各县市委要指导各支部办壁报； 省委应按期发出政治通讯，很快速地传播政治消息。[1]6这一规定很快成为了闽东基层党组织快速发展的重要实践指南，对闽东党的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文件的指导下，闽东籍共产党员积极工作，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减租抗租斗争，中共闽东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31年8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成立，指导闽东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为搞好苏区政权建设，改进闽东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工作，改善闽东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1934年10月18日，闽东临时特委通过《红旗报》发表了《苏维埃问题》一文，其中对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现在农村文化水平很低，我们要组织教育机关并扩大识字运动，列宁小学或工农补习所都不容缓。”《苏维埃问题》一文是在中共闽东党组织与上级组织和其他苏区失去联系之时发表的党内文件，也是中共闽东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在斗争中走向成熟的标志。为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阶级觉悟，中共闽东地方党组织在党的组织决议中就如何开展普通党员教育训练作出具体规定，并根据实际需要，编制了革命理论与闽东实际相结合的训练教材。《苏维埃问题》一文中的有关规定，以及闽东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总结的宝贵经验，对闽东苏区的建设和发展始终起着重要指导作用。在各类党内文件指导下，闽东苏区党政机关注意精兵简政，避免机构臃肿，厉行节约，保持艰苦朴素，为避免脱离群众起到了重要作用； 闽东共产党人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首位，注意群众纪律，减轻苏区群众生活负担，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 闽东苏区干部多从工农群众中产生，保持着闽东人民勤劳朴实的传统本色，在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同时不忘关心群众生活，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坚持以党内文件作为重要实践指南，在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的过程中，闽东共产党人受到苏区群众的普遍称赞，获得了广泛的政治认同，推动了闽东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发展。

三、闽东革命根据地群众教育实践的当代启示

深入分析闽东教育事业得以成功开展并收到良好效果的原因，发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价值指归，以先进思想引领是教育事业与时俱进的实践路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教育事业良好开展的关键，是闽东革命根据地教育实践的当代价值。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价值指归

“坚持共享发展, 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增强发展动力, 增进人民团结,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新时代教育发展的价值指归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理念，让人民平等享有教育发展成果，公平获取优质教育资源，“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3]。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即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九十多年间，共产党人始终牢记初心，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义务教育要有保障。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即使在教育发展困难重重的闽东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也竭力推进全民教育事业，确保闽东无产阶级和富裕家庭、汉族人民和畲族同胞、男性与女性受教育机会均等。为促进全民教育，改革开放以来，宁德市实施从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全程差别化资助体系，仅2017年至2018年，宁德市先后发放各类教育补助6538.9万元，惠及闽东4.5万学子； 发放高等教育信用助学贷款2.8亿元，居福建省首位。新时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应该从当前实际出发，坚持教育覆盖面扩展和教育资源结构调整两手抓，坚持普及与优化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三者齐抓共管，顺应网络时代发展要求构建智慧化教育体系，处理好教育均等化与卓越人才培养之间的矛盾，创新与时代相适应的教育途径，理论教学与实践锻炼共同开展，全面提高广大人民文化素质，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求的新时代劳动者，脚踏实地地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道路。

(二)先进思想的引领是教育事业与时俱进的实践要求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先进思想是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教育发展，是教育事业与时俱进的实践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方式便是先进思想的引领。“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4]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重精神重文化的传统，闽东是全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区，也是革命老区。闽东的地理环境滋养了畲汉交融的风俗民情，经历了红旗不倒的斗争历程，孕育了闽东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宝贵精神品格，树立了强烈的追赶意识，形成了“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塑造出独特的“闽东之光”。站在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把握时代脉搏，讲好中国故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引领新时代教育事业建设，同样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时代要求。在中国大地办教育，做好“三进”工作尤为重要。努力推进少数民族文化故事、红色革命文化案例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亦是先进思想引领中国教育的重要途径。要努力使青年一代产生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有效增强学习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和实践认同，就必须认真学习并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创新理念，紧紧围绕新时期教育工作目标，以先进理念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教育事业有序开展的关键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5]20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才能保证新时代教育事业的有序开展。自闽东地区建立党组织以来，闽东教育事业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闽东党组织致力于开展通识教育，扫盲工作卓有成效；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闽东办学校编教材，教育体系初步完善； 改革开放以后，各级党委政府努力扩大教育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建设，为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输送大量优秀人才。观往知来，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办好中国的教育，坚持党的领导同样是关键。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肩负着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任。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正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部署要求，加大力度明确规章，执行纪律做好统筹，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制定的路线图、时间表，推动各项政策落地实施。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要健全党对各级教育的领导体制，加强教育主管部门的统筹职能，从机构设置和职能上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让教育改革和发展事业纳入各级党委议事日程，调动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教育现代化，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分工负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建设素质一流专业负责的教育系统工作队伍。要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深入推进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