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现红

(淮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词发展到晚清民初时期，由于西学东渐以及文学观念的改良，尽管出现了不少名家，却难以继续开宗立派，特别是仍以词这种传统的文体形式进行主流创作的女性更是日渐稀少。如严迪昌所言： “词的舞台的帘幕已届落幕，声色壮观的场面已不可能续出”。[1]

一、晚清民初女性词的边缘化

入清以来，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逐渐繁荣的经济以及由此带来的较为宽松浓厚的文化氛围，使清代女学获得了滋生复兴的土壤，“能诗善词的才媛淑女层出不穷，风动潮涌”[2]。安徽南陵人徐乃昌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汇辑的《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共百家之多，除去沈宜修、叶纨纨、叶小鸾母女逝于崇祯朝，商景兰入清不久即卒外，其余96家皆系清代闺秀，基本囊括了一代名家女词人。后宣统元年(1909)徐乃昌又辑录而成《闺秀词钞》16卷，增补词人521家，得词1591首。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词的创作中，乾嘉时期以后的词坛形成了女性创作团体，如随园女弟子以及陈文述的碧城女弟子都有名可考。此外，家族中也有擅长词体创作的作者，声名较为显著的有袁枚的妹妹袁机、袁杼、袁棠以及其孙女袁绶、袁嘉等。女性词在乾嘉时期形成了一派花团锦簇的创作局面。

然而，道光时期以后，国家多故，外有列强之侵，内有权臣之祸，士大夫已无优游醉心于学问文章的情志，流风余韵不存。许多仁人志士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洪流巨波中，希图以实践活动挽救民族危亡。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下，词这种含蓄婉约的情感表达形式似乎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它作为女性‘自己的抒情文学’的文体热力也在逐渐消退”[3]，词的创作渐渐处于边缘化样态。19世纪中叶以后，女性词的数量较之道光以前已明显减少，擅长词体创作并取得较高成就的女词人越来越不多见。

同时，由于西学东渐以及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熏染，晚清民初更多的女性不再局限于传统诗词创作，开始涉足于其他艺术创作领域。晚清时期的陈义臣著有小说《谪仙楼》； 刘清韵作传奇二十四种，今流传有《小蓬莱仙馆传奇》十种。弹词创作如晚清邱心如的《笔生花》、程蕙英的《凤双飞》、郑澹若的《梦影缘》及其女儿周颖芳的《精忠传弹词》，民国初映清的《玉镜台》等都开始把创作视域延展到叙述性文学的创作方面。特别到了“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1919)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女性小说家群，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60余人，其创作既有长篇，也有中篇和短篇”[4]。此外，还出现了女性翻译文学家群和女性政论文学家群。民国初期，大量女性与小说结缘且投身于小说创作中，如吕清韵、高剑华、陈信芳、吴弱男、刘韵琴、陈撷芬、胡彬夏等诸多女性小说家拓宽了小说的创作空间，成为“五四”女性创作小说热潮的先声。晚清民初，在形态各异的女性文学创作如鲜花般盛开时，女性词创作的盛世时代已经渐渐落下了帷幕。

二、晚清民初女性词边缘化下的绚烂呈现

在晚清民初词的创作渐渐走向边缘化时，部分女性作家仍然坚守传统文学创作领域。一方面延续了词的传统题材与表现风格，以纤细柔婉的情思、细腻雅致的笔触书写伤春悲秋、相思别恨之感怀。另一方面，以自己独特的文学审美彰显自己的思想情怀与观念主张，使词的花期得以延续，并绽放了它的灿烂，散发了馨香，使词这一传统的文体样式呈现出奇光异彩。

(一)内容表达的拓展

1.彰显女性意识，探寻女性新出路

晚清民初维新思想狂飙突进，一些自我意识觉醒、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女性不满闺阁羁束，渴望突破传统封建时代女性社会身份和角色定位的固有模式。她们极力追求男女平权，渴望在社会生活中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道咸年间的沈善宝在词作中流露出内心的苦闷与愤懑，渴望摆脱现有女性角色的束缚，并积极为女性群体探寻新的角色出路。如《满江红·渡扬子江感成》： “滚滚银涛，泻不尽, 心头热血。想当年, 山头擂鼓，是何事业！肘后难悬苏季印，囊中剩有文通笔。数古来、巾帼几英雄？愁难说。

望北固, 秋烟碧； 指浮玉，秋阳赤。把蓬窗倚遍，唾壶击缺。游子征衫搀泪雨，高堂短鬓飞霜雪。问苍苍、生我欲何为？空磨折！”[5]在词中，沈善宝称羡当年在金山上为将士们擂鼓助威，带领将士们英勇杀敌、建立奇伟功业的巾帼女子梁红玉，感叹自己虽有满腹才学却不能建立不世之功，满怀愁绪无人诉说。自身女性角色的受限，使她向茫茫苍天质询： “生我欲何为？空磨折！” 何等悲恸！ 正如顾春在《哭湘佩三妹》中所言： “平生心性多豪侠，辜负雄才是女身。”[6]在质问与悲号之中隐隐渗透着女词人不甘雌伏，渴望冲破女性身份的拘束，去建立一番功业的期许。

吕碧城不仅以逃离舅父家门的实际行动探求女性角色的新出路，而且以《大公报》作为舆论阵地，发表了大量鼓吹女子解放和宣扬女子教育的文章，认为女子应该从个人家庭的狭小空间中走出来，投身到挽救国家危亡的社会洪流中去，并身体力行成为兴办女校和倡扬女权的先行者。同时，她还创作了慷慨激昂提倡女权的词作，如《满江红·感怀》： “晦黯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旗帜鲜明地高唱女权，流露出为妇女解放积极寻求新出路的热情与壮志。

秋瑾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新女性，在留日回国后积极发展近代女子教育，把发展女学与妇女解放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以男性装扮毅然而然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中。在词作中也鲜明张扬女性的自我意识。在《满江红》中抒发了“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性别苦闷以及内心比男儿更为激烈的报国豪情，发出了“始信英雄亦有雌”的慷慨之音。

2.关注家国忧患，抒报国之豪情

晚清民初时期，许多女性受到女权思潮和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从家庭空间逃离、出走，进入到家庭以外的公共社会政治空间，并以传统的诗词形式表现对国事政治的关心与思考。“自1840年以后，党争、兵燹、世乱，乃至经世政策都成为女性诗作的主题。”[7]许多具有浓厚家国情怀的女性更多地在作品中抒写闺阁女性的爱国之情。

如秋瑾的《满江红》： “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 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杰出。良玉勋名襟上泪，云英事业心头血。醉摩挲长剑作龙吟，声悲咽。”面对纷乱的社会，秋瑾以睥睨男儿的姿态称扬建立功业的女英雄，并发出了未能以长剑披荆斩棘、重振尘寰的呜咽悲鸣。《如此江山》中更是感叹： “外侮侵陵，内容腐败，没个英雄作主。天乎太瞽！看如此江山，忍归胡虏？豆剖瓜分，都为吾故土。”面对外强瓜分国土，她声色俱厉地痛斥朝廷的腐败，大声呼唤英雄挺身而出收拾旧河山。民初徐自华在《满江红·感怀用岳武穆韵》中写道： “亡国恨，终当泄； 奴隶性，行看灭。叹江山，已是金瓯碎缺。蒿目苍生挥热泪，感怀时事喷心血。愿吾侪，炼石效娲皇，补天阙。”词人感怀国事，一腔热血欲报国，热切地渴望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

沈善宝与她的好友张绍英合作的《念奴娇》： “良辰易误，尽风风雨雨, 送将春去。兰蕙忍教摧折尽，剩有漫空飞絮。塞雁惊弦, 蜀鹃啼血, 总是伤心处。已悲衰谢, 那堪更听鼙鼓。

闻说照海妖氛, 沿江毒雾, 战舰横瓜步。铜炮铁轮虽猛捷, 岂少水犀强弩？壮士冲冠, 书生投笔, 谈笑擒夷虏。妙高台畔，蛾眉曾佐神武。”[8]此词写于清朝末年，为二人合作，上阕张绍英词柔婉幽微，流露出内心的无奈和伤痛。下阕沈善宝词慷慨激昂，充溢着“谈笑擒夷虏”的满腔豪情，风格虽异然忧国情感一脉贯穿。

3.吟咏异国新鲜事物

晚清民初闭关锁国的格局被打破，异国多样的新鲜事物引发了人们的兴趣与好奇，甚而在词这一传统文学体式中加以吟咏，这不仅拓宽了词的表现领域，也使传统词作带有了更多的近代色彩。居于国内的薛绍徽在其夫陈寿彭留学英、法期间常常会收到丈夫寄赠的有趣的礼物，这使未能亲临异域的薛绍徽仍以间接途径接触到了国外各种新鲜事物，并且以诗词的形式表达新鲜的思维情感。其在《十二时·金表》中惊叹瑞士手工制表的精致与神奇： “但脉脉闻声轻叩，瞬息能分时候，机轴中，含精金外溢。” 在《八宝妆·绎如寄珍饰数事》中夸赞珍饰的玲珑光耀： “百炼金刚原不坏，况有荧煌光炫。” 对海外新知的接触增进了她的学识与眼界，使她在传统闺阁词的表现领域扩大了抒写视野。

吕碧城更是在1920年秋走出国门，只身漂洋过海，漫游欧美，足迹遍布英、法、德、意和瑞士等国，写下了大量吟咏海外景物的新词，表现出超凡的胆识与魄力。在她笔下，瑞士日内瓦湖畔的樱花壮观艳丽： “一重一重摇远空。波影红，花影融，数也数也数不尽，密朵繁丛。” 美国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铜像： “指沧溟、神光离合，大千瞻恋。一簇华镫高擎处，十狱九渊同灿。” 白琅克冰山奇异诡谲： “灵娲游戏，把晶屏十二，排成巇崄。簇簇锋棱临万仞，诡绝阴森天堑。”等等。火山、冰川、江河湖海、花草树木以及一切近代新生事物无一不成为其吟咏描绘的对象。在她之前，还没有人以词这一传统形式去表现异国风情以及近代新生事物。“早期的官僚或文人出游欧美国家，偶有所作，大都断章零简，且少有佳作。即如康有为早年漫游美法德意等十一国所作记游诸诗，虽稍有可观，也远不能与碧城词相提并论。”[9]这些“海外新词”开拓了词的新意境，融新入旧，妙趣横生，成为词史中的一朵奇葩。

(二)艺术境界的多样融合

1.幽怨缠绵，深挚低回

晚清民初时期，传统闺秀词中吟咏的伤春悲秋、相思离别、惜时伤怀等普泛性的情感表达仍然成为女性词创作的主流。诸多女性在词作中抒写她们在现实处境中感受着的离愁与伤别、痛苦与无奈等情感思绪，其词低回婉转、幽微绵密。

清末女词人沈鹊应在与丈夫林旭(“戊戌六君子”之一)成婚后，丈夫为国事奔忙，沈鹊应无法相伴左右，空闺独宿，相思离愁成为其前期词的主要内容，写得哀怨缠绵。其《点绛唇·春早应寒》中写道： “春早尤寒，阑干倚遍人微困。征鸿飞尽。苒苒无音信。

独隔天涯，萱草难蠲忿。谁行问。从行无分。多少思亲恨。”料峭春寒侵入词人内心，使词人对在外奔波的丈夫牵肠挂肚，倚遍阑干，望尽飞鸿而音信渺茫，希望用萱草排解心中的思念，然而只有无极的相思痛苦充盈于心。戊戌变法失败，林旭遇难后，沈鹊应日夜哀悼，其《菩萨蛮》云： “旧时月色穿帘幕，哪堪镜里颜非昨？掩镜检君诗，泪痕沾素衣。”丈夫故去之后，旧时月色、旧日诗作都成了触发沈鹊应无限悲痛的眼前之物。月色依旧，诗篇仍存，而人已逝去，怎么不令人垂泪悲伤。其《浪淘沙》云： “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箧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到，云暗江头。”更是凄楚哀绝。诗稿犹存，壮志未酬，无尽相思泪化作江河之水绵绵不绝。

俞绣孙乃俞樾次女，钱塘许子原之妻，其在词作中抒写与丈夫的离别相思亦满怀愁怨。如《长亭怨慢·寄静壹主人》： “正三月落花飞絮，岁岁销魂，绿波南浦。剩有红笺，断肠留得断肠句。一江春水，量不尽，情如许。欲别更徘徊，但泪眼盈盈相觑。

日暮。纵归舟不远，已抵万重云树。无眠强睡，怕辜负翠衾分与。想别后独自归来，对罗帐，凄凉谁语。只两地相思，挑尽一灯疏雨。”抒写了分别时的不舍以及别后的孤独和相思之情，读来似与柳永的《雨霖铃》相近，但语言更加清丽直白，感情更加深挚缠绵。女性内心世界细腻、微妙、复杂的情感特性使诸多女性词人承继了传统闺阁词柔婉幽怨、低回曲折、缠绵缱绻的风格特征。

2.哀婉凄凉，沉郁悲怆

晚清民初战乱频起，危机四伏，国家岌岌可危。纷乱的社会现实使离乱中的女性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存的艰辛。在创作过程中把个人的颠沛流离和对命运前途的担心忧虑融合在一起，一变传统婉约词的柔婉轻灵、含蓄曲折，词风哀婉凄绝、沉郁苍凉。

如道光年间常州词人左锡璇在《小重山》中写道： “天半疏星淡欲流，小庭人不至，月如钩。晚凉如水露华浮。微风动，花影碎难收。

雁字过南楼，助离愁。乘槎我欲觅归舟。凝眸望，何处是皇州？”咸丰八年(1858)，左锡璇的丈夫在平定捻军起义中战死福建。咸丰十年，太平天国的战火燃烧到她的家乡常州。随后，八国联军大肆荼毒京城。战乱中暂居于福建的女词人夫亡家破，想回到家乡却难以回归，陷入困顿之中。这首词描写了在疏星淡月的夜晚，微风轻拂，看似美好却摇碎一地花影，其中隐含着深深的惆怅。故土难离，成为词人心中抹不去的伤痛，看到孤雁南飞更加增添了回归故土的迫切，甚至产生了“乘槎归去”的痴念，但梦醒后却不知道家在何处。在看似平淡的语言背后寄寓着对国家存亡深沉的危机之感。家国之悲痛彻心扉，没有了传统女性词恬淡清幽的情致和轻灵婉转的情思，充溢着家国沦陷的凄楚深沉。一如陈廷焯所云： “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10]其妹左锡嘉曾作《满江红·浣花草堂》一词，在对杜甫晚年漂泊西南的后半生经历的感慨中写道： “幕府十年栖息强，兵戈满地仓皇走” “忧国文章知己泪，倦游身世成都酒”，展现了女词人遭受战乱流离失所的感伤忧愤的情绪与生命体验。女词人将内心的感伤情绪外现于诗人杜甫的乱世流离中，更增加了词风沉郁悲慨的色彩。

3.豪纵不羁、贞刚遒壮

晚清民初时期，有些女性词人在创作中突破了词纤细柔婉的传统特质，有着一般女性词所缺乏的矫健豪宕、横刀立马的男儿气魄。如吕碧城《法曲献仙音·题虚白女士看剑引杯图》： “绿蚁浮春, 玉龙回雪, 谁识隐娘微旨?夜雨谈兵, 秋风说剑, 梦绕专诸旧里，把无限忧时恨, 都消酒樽里。”词人对历史上剑技精绝的聂隐娘赞赏不已，常常“夜雨谈兵，秋风说剑”，英姿飒爽，没有丝毫闺阁脂粉气，而有一种激昂豪迈、气贯长虹的巾帼气概。她的《百字令·登莫干山》中的 “万峰泼墨，漾红灯一点”，景象壮阔，色彩鲜明。《前调》： “夕阳红处尽堪怜。素手先鞭何处著？如此山川。”词人希望像爱国英雄刘琨一样志枭逆虏，气势纵横。《临江仙·钱塘观潮》： “横流滚滚吞吴越，风波谁定喧豗？”钱塘江潮奔腾激荡，声撼乾坤，写得气势峥嵘、豪迈激越。“在吕碧城的全部词作中，无论是赋景咏物，还是抒情写怀，奇情逸思，层出不穷，处处都流露出豪纵不羁、苍雄激越之气。”[9]15

秋瑾之词，更有激昂豪宕的鲜明风格。其《鹧鸪天》云：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当祖国沉沦、前途未卜时，词人漂洋过海远赴他乡谋求国家出路。不畏险阻、不怕牺牲，立志像男儿一样以身许国，报效国家，声情激越。其《望海潮·送陈彦安、孙多琨二姊回国》： “从今劳燕西东，算此行归国，立起疲癃。智欲萌芽，权犹未复，期君力挽颓风，化痼学应隆。仗粲花莲舌，启聩振聋。唤起大千姊妹，一听五更钟!”虽是离别之作，却没有小女子般的悲歌哭泣，而是呼吁即将回国的姊妹开女智、兴女权，力挽颓风，读来气势豪壮，报国之志高远。“惟山阴秋瑾女侠诗，跌宕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绝无半点脂粉气。女侠一枝生花笔，实可横扫千人也。”[11]

其他如周贻蘩《桂殿秋·咏鹰》： “衰草地，密云天，将军走马猎燕然，重围掩断龙堆雪，六翮冲开雁塞烟。”气势浑厚雄壮。左锡璇《水调歌头》云： “欲借吴钩三尺，扫净边尘万里，巾帼事征鞍。多少心头恨，清泪不胜弹。”词句雄壮，充满慷慨壮烈的雄放之音，磊落有英气，深沉遒壮。

综上所述，在晚清民初多样态的文学形式并存的创作形势下，仍有部分女性用词这一传统的文学形式来抒写自己内心的情感，感悟家国时艰，使词在这一特定社会转型时期既秉承了传统内容与风格，又有所创新与发展。晚清民初女性词在渐渐淡出文学创作主流领域时，仍葆有了其自身独有的神韵与风采，展现了传统文体的艺术魅力，延续了词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