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飞

(三苏祠博物馆，四川 眉山 620033)

1991年荣宝斋整理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1]共收录苏辙存世墨迹作品十四件，所有作品均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与王巩相关的书信作品共八件，分别是：《晴寒帖》《雪甚帖》《上谒帖》《见访帖》《晴暖帖》《新晴帖》《晚来帖》和《春寒帖》。①苏辙写给王巩存世书信的时间跨度较小，均在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秋冬至元祐四年(1089)春夏。时间集中的往来书信，既是他们在这一时期日常生活中交流频繁的见证，也是二人私交密切的实物佐证。本文将结合时代背景和信件内容解读，通过描摹二人的日常生活状态，来分析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一、二人在元祐初年的变化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垂帘，这一时期的朝堂政局暗潮汹涌，朝中各人为了自身和集团利益，时常互相攻讦。苏辙和王巩在神宗朝因“乌台诗案”牵连遭到贬谪，此时被再次起用，召回朝堂，并迎来了自己官职生涯的活跃期。

(一)“一帆风顺”的苏辙

元丰八年(1085)五月，苏辙生病，“卧疾至秋良愈”后写有《病退》《病后白发》等诗，王巩知晓情况后，写有寄苏辙的问疾诗。[2]387八月，苏辙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两月之后为右司谏。[3]苏辙便从为官近一年的歙州绩溪，一路穿州过县，回到已经离开了十六年的京师，并开始了在官职上的快速升迁，途中作有《答王定国问疾诗》。[4]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正月，苏辙回京。二月，任右司谏。他在任右司谏期间一共提交奏议74份，其中多数奏议都被采纳施行，对北宋元祐年间的朝堂政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这些奏议主要分为六类：(1)机构制度、办事流程的改革建议，如《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2)百姓遭受各类水旱灾害，亟待救济，如《久旱乞放民间积欠状》《乞以发运司米救淮南饥民状》；(3)主张有选择性地废除、变革一部分“变法新政”，如《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论蜀茶五害状》《论青苗状》；(4)对“新党”在朝高层进行弹劾，如《乞罢左右朴射蔡确、韩缜状》《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5)为贬谪“旧党”众人提请升任，如《乞擢任刘攽状》；(6)京畿治安，西夏边事应对措施，如《论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状》《论兰州等地状》《论西边警备状》。

苏辙的奏议上疏频率高，时间集中，内容牵涉广。可以看出：一方面苏辙在地方为官的数十年都在为国、为民操劳，虽然遭到贬谪不受重用，但仍然时刻关注朝廷动态，国事变化，由此他才能够一回朝堂便提出数目众多，且极具针对性的奏议；另一方面是他在此期间深入到低层百姓中，看到了诸多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并获得了很多一手材料。特别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青苗盐法”“免役法”“保甲法”等“新法”施行情况，此前他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便有过深入探讨，在这期间他思考了许多应对改良之策。[6]元祐元年八月，苏辙除起居郎，两次上《辞起居郎状》都被驳回。九月，一手擢起二人的司马光卒，苏辙拜起居郎，后为中书舍人。此时的苏辙终于有了一展自己心中抱负的大舞台，他厚积数十年而薄发，开始积极地进言献策。可以说苏辙贬官的数十年，也是他“沉淀”的数十年，这期间的多样经历直接影响了他元祐年回到朝堂的施政，而这些政策施行又对元祐及以后北宋的许多国策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仕途波折”的王巩

王巩因“乌台诗案”远谪广西，如此重罚和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使其消沉下去，反而乐观向上，著述颇丰，并传为一时佳话。苏轼见他归来时气度不改，对他积极的人生观十分推崇，在《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中写道：“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7]元祐元年(1086)三月，王巩因“言事如故，司马光喜之”，“朝廷擢宗正寺丞”。[8]

王巩在元祐初年有了新气象，后又因苏轼举荐，被任命为西京通判，但好景不长，因为王巩处事依旧是“豪气不搓”“跌荡傲世”。[9]王巩在任宗正寺丞期间积极上奏论事，其中有关于疏远的皇亲国戚该如何称呼等事，此言论一出便遭到多方诘问，认为他是离间宗室关系。苏轼随即上《辨举王巩札子》，夸赞王巩“好学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御”。在札子中写到王巩因论宗室事，被人趁机围议，甚至“多致怨憎”。[10]并提及王巩此时被人挑出议论，不过是因为他与王巩关系密切，这些人是想通过诋毁王巩来讥谤自己。王巩也因此还未赴任西京通判，便被改为通判扬州。苏辙为他作《制词》，赞扬他“名相之孙而名臣之子也，生于富贵而笃志于学，勇于议论而不谋其身”，鼓励他虽然改判到“淮南大邦，民病水旱”的扬州，但此去正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干，仍旧可以有一番大作为的。[11]

元祐三年(1088)十月，二人再次相聚京师，苏辙已官至户部侍郎，而从扬州回来的王巩却是半年无官可做，直至元祐四年(1089)三月得到知海州的任命。这期间朝堂局势更加波诡云谲，苏氏兄弟被多人上言参奏，不过苏辙仍然圣眷不减，连连升迁，但兄长苏轼却不得不请求外任，以求避开风波。多年不见的老友归来，苏辙便与兄长苏轼相约，齐聚王巩宅中“清虚堂”饮酒赋诗，此后一段时期他们之间的往来酬唱也多了起来。

二、苏辙书信解读

苏辙予王巩留存下来的8封信件篇幅都不长，后世将这些书信以帖命名。帖子除论及时政外，主要以日常交流、拜访问候为主，叙述的内容多较为简单。帖子言语质朴贴近生活，也透露出两人交往密切、感情深厚、不须过多礼节性的客套言辞。

(一)“清虚堂”聚会及日常问候

“清虚堂”聚会是苏辙和王巩交流唱和的一个高潮，这一时期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较多，并有多首关于聚会的诗作流传于世，如《雪中访王定国感旧》《次韵王定国见赠》等。此外，还可以从“定国自号‘清虚先生’”看出此地对王巩的深远影响。[12]关于苏辙信件的考证已较为详尽，时间线也大致清晰，各方唯有对“清虚堂”聚会前后三帖写作时间有不同的意见，这三帖是曹溶所藏苏辙致王定国有款的三札。

《晴寒帖》：辙启。晴寒履况清安。今晚有暇一访，甚幸。不一一。辙顿首，定国使君仁弟。二十七日。

《雪甚帖》：辙启。雪甚，可喜。宴居应有独酌之乐。区区，书不能尽。辙顿首，定国承议使君。二十三日。

《上谒帖》：承惠教。儿子相次上谒。辙上，定国阁下。②

孔凡礼先生认为这三帖的写作时间均在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在苏辙和王巩“清虚堂”相聚之后。其中《雪甚帖》最早，《上谒帖》次之，《晴寒帖》最后，主要依据是苏辙的诗与《式古堂书画汇考》中的考评和排序。他认为苏辙作《雪中访王定国感旧》和《雪甚帖》中都“言雪”，因此推测两篇作品的创作时间最为接近，《上谒帖》《晴寒帖》附次。[13]刘正成先生认为《晴寒帖》是在“清虚堂”聚会前作，《雪甚帖》是元祐三年(1088)年底所作，且《上谒帖》是在元祐三年(1088)秋至元祐四年(1089)春夏之间所作。刘正成先生分析《晴寒帖》是苏辙与王定国相约聚会之帖，在“清虚堂”聚会之前，《雪甚帖》是相聚之后的交流之帖，但是具体时间不能确定。《上谒帖》因为是和二帖一起流传，所以写作时间也应是本年秋至元祐四年(1089)春夏。[1]孔、刘二人都提到了苏氏兄弟和王巩的“清虚堂”聚会，发生在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七日，因为这件事有明确的时间记载，所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他们对三帖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有探讨，但一些分析较为粗略，并未作深入的考证，也没有就“清虚堂聚会”对三人的意义进行分析。

通过三帖的内容描述可以得知，这是苏辙和王巩均在京师时的信件往来。《雪甚帖》中苏辙称呼王定国为“承议使君”，这是苏辙对王巩从元祐三年(1088)罢扬州通判，到元祐四年(1089)三月知海州这段无官职时期的特殊称谓。苏轼在元祐三年(1088)十月写给王巩的信件中，有“数日闻舟驭入城”“公又未朝觐”等句，可推知王巩从扬州回到京师，应是在此时。[14]通过这些材料的佐证，可推知三篇帖子的写作时间确定是在元祐三年(1088)十月至元祐四年(1089)三月，王巩知海州，苏轼知杭州前。“清虚堂”聚会有明确的时间记载，为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七日。聚会中苏辙写下了《雪中访王定国感旧》，聚会后写了《次韵王定国见赠》，诗文中透露出了当时大雪、寒冷的天气状况。《雪甚帖》《晴寒帖》中也出现了“雪甚”“晴寒”等词，结合诗、帖谈论的事情，相似的天气，也可推测诗、帖的写作时间是相近的。三人久别重逢，聚会前后应该是日常往来交流的高峰期，而来年他们之间又是另外的交流内容和气候描述了，因此推断二帖写作时间应是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或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

从《晴寒帖》中的“履况清安。今晚有暇一访，甚幸”可以看出，苏辙与王巩应该很久没有见面，他对今晚难得大家都有闲暇一聚感到十分开心。从王巩回京后，至“清虚堂”聚会前，均不见苏氏兄弟与王巩书信往来，以及宴会游乐相关记载。“清虚堂”聚会中大家回忆往昔，怀念与旧友“夜饮不能归家”之事，作诗多首，这种聚会情形能看出不是常有之态。再结合之前二人许久没有过相聚，苏辙在书信中又传达对王巩近况的询问，对聚会的期待，以及聚会中的主客尽欢来看，因此推论《晴寒帖》是苏辙回复王巩邀请聚会之柬是比较合理的。这段时间二人的往来交流增多，但未能相聚，直至“清虚堂”聚会这个小高潮，那么《晴寒帖》的写作时间就应该是元祐三年(1088)十一月二十七日。

《雪甚帖》中的“雪甚，宴居应有独酌之乐”的字面意思是：苏辙羡慕王巩能够一个人闲暇在家，独酌赏雪，自得其乐。王巩才除扬州通判回京，朋友都在朝堂忙于公事，唯有自己闲在家中。结合来看，可能是王巩近期向苏辙表达过自己不得志，独自在家的苦闷心情，甚至是发了发牢骚，所以更深一层意思应是苏辙安慰王巩，希望他能积极乐观，不必沮丧，赋闲在家中也自有其中乐趣。两人许久未能一聚，后来终于相聚，聚后必定交谈甚多，此时的苏辙正是踌躇满志，而王巩却是罢官回京，一对比，王巩苦闷、不满、抱怨、牢骚肯定是难免的，苏辙此时对王巩进行劝慰也是合理的。所以，《雪甚帖》应该是“清虚堂”聚会苏辙对王巩郁郁不得志的开导，安慰之帖，这种深入的情感交流不可能在事情发生许久之后才进行，那么写作时间就应该是本月的二十三日，即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谒帖》中有“承惠教”“儿子相次上谒”，说明苏辙的儿子都上门去拜访请教王巩，所以这个活动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而应该是持续了一段时间。苏辙许久未与王巩相见，从相约到相聚这段时间也比较短促，他的儿子也不会在他自己拜访王巩之前去登门，那么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清虚堂”聚会之后。因为此帖的信息太少，所以较难判定是在何时之前写就。《上谒帖》又与其他两帖是一同收录，并放在一起研究，书法风格也较为接近，因此历任藏者与研究者都认为三帖的写作时间是接近的，本文综合分析认为创作时间大致是在“清虚堂”聚会之后到来年春天较为合理。

这三篇帖子透露出苏辙与王巩的交往是深层次的情感互动，不论是聚会，还是他们之间的言语侃谈，都是深厚关系朋友间的坦诚交流。《晴寒帖》这篇也是苏辙众多书信中的一件代表作，内容简短，但是字里行间中时时透露出苏、王二人亲密关系。信中谈到老友久别未见，苏辙对能够与王巩再聚的期待溢于言表，而称呼王巩为“仁弟”更是直接体现了二人关系超乎寻常。《雪甚帖》中苏辙分享“雪甚”的喜悦，一方面是雪景美丽，另一方面是“瑞雪兆丰年”，苏辙对秋季的旱情因大雪能得到缓解而感到欣喜。信中提到的“独酌之乐”，应该是指王巩现在赋闲在家比较苦闷，虽然说“书不能尽”，但是依然可以看出苏辙开导王巩之意，这些从苏辙聚会后写的诗中也可以看到，并相互佐证。苏辙在《雪中访王定国感旧》《次韵王定国见赠》两首诗中回忆与旧友通宵论道畅饮的豪情，感叹时光流逝的唏嘘，“相逢却说十年事，往事皆非隔生死”，劝慰此时官运仍然不济的王巩要乐观向上朝前看“莫作吴楚乘朱轮”。《上谒帖》是苏辙的儿子在年关前后作为晚辈登门拜访王巩的信帖，苏辙十分感激王巩对自己家中后辈进行教导。其中“承惠教”，可以看出苏辙对于王巩的学识水平是十分认可的，这从他们许多互相唱和的诗文中也能体现，可以说他们在诗词文赋这一领域是互相认同，互相欣赏的知己。苏辙让儿子一个个去好友家中拜访，接受教导，进一步反映出他们之间关系是十分的亲近。不仅如此，从中也能够看出两人这种深厚关系在他们后辈中也是延续、传递的。苏、王两家能够成为“通家之好”，与他们的言传身教分是不开的，也在两家人类似互相登门拜访、请教学问等事件中愈发深厚。

《晴暖帖》：辙顿首。累日不奉面，辱惠教。至荷，至荷。晴暖起居佳安。怱怱，不一一。辙顿首，定国承议使君。五日。

《晚来帖》：辙启。晚来起居安盛。辱惠教，多荷，多荷！许见访，甚幸。不宣。辙顿首，定国使君足下。二十七日。

此两帖均是元祐四年(1089)开春，天气转暖时苏辙写给王巩的。从帖子内容上看，他们一段时间不见就在相互问候关心，相见时的欢喜之情又溢于言表。虽然苏辙此时官位已较高，而王巩还是闲居在家，但是二人在书信中对此没有丝毫隔阂，苏辙反而还连连“辱惠教”，可以看出应该是苏辙请教了王巩许多问题。二人“术业有专攻”，苏辙是初入朝堂“高层”，而王巩则是“官宦世家”，结合当时变幻莫测的朝堂局势和其他帖子，能看出他们对此交流甚多，也可以发现他们的日常交流是多方面。除此事外，苏辙在信中没有再谈论其他，信件中记述的都是日常生活间的琐碎点滴。苏辙简单地向王巩表达出自己内心的喜悦情绪，但这种纯真朴实没有掺杂现实利益的问候，更能显示出他们之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大概也是他们之间的友谊能够经受住时间流逝和政局变幻重重考验的重要原因。

(二)二人面对朝堂局势变幻

《见访帖》：辙启。昨蒙见访，复辱枉教。并以为荷。阴寒，起居安盛。别幅所喻，极知相念之深。愧刻，愧刻。赵君文字已收，幸悉之。不宣。辙顿首，定国承议足下，昨本有少闲事，欲面议，偶忘之，因出见过，甚幸也。

《新晴帖》：辙启。前日承访，及辱惠教，多荷，多荷！新晴意思稍纾，体中计佳安。怱怱，奉谢，不一一。辙顿首，定国使君弟。十九日。别纸示喻，具悉。自辨固无害，上下欲固守此道，天下之幸也。

这两篇帖子中“阴寒”“新晴”等词，表现的是初春时节，天气由寒转暖这一段时间，王巩在元祐四年(1089)三月被任命知海州，那么帖子的写作时间就应该是在开春至王巩出任海州之间。

《见访帖》《新晴帖》是苏辙存世书信中，谈论朝廷政事较多的两帖。元祐四年(1089)在朝的蔡确、韩缜、章惇等人势微，苏氏兄弟等元祐重新回到朝堂的众人，已经逐步地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彼此间的政见争斗也进入白热化。书信中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祐初年北宋朝堂的波云诡谲，这一点在苏辙连续提请的奏章《乞罢左右朴射蔡确、韩缜状》《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乞责降韩缜第七状》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苏辙深受党争之害，也是唯恐避之不及，早在元祐二年(1087)，面对贾易的攻讦，他试图自证清白远离党争，上奏有《乞外任札子》《乞验实贾易谢上表所言札子》。[15]朝堂中的政见和利益之争是难以避免的，党争是在这个基础上，夹杂其他许多因素堆叠交织，发展成无差别的互相争斗，并愈演愈烈。元祐四年(1089)二月，监察御史王彭年发起对苏轼的弹劾，这也可看作是对苏氏兄弟的攻势。《见访帖》《新晴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就，内容是苏辙与王巩交流对朝堂局势的看法。王巩任职时反对他们颁布的一些政策，屡遭贬谪，但他仍积极从政，而不是消极逃避，简单反对。司马光等人掌权后，王巩也不是盲目支持，仍然是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虽又遭贬谪，也仍然不委身攀附。王巩和苏氏兄弟关系十分紧密，他在党争中的态度、看法、意见，对苏氏兄弟是有相当影响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苏辙、苏轼态度的一种表现。

《见访帖》中出现了“赵君文字已收，幸悉之”，结合当时的时间节点、重大事件，推测可能是四月初给事中赵君锡上疏乞收还苏轼知杭州这一事件。赵君锡的理由苏轼是大才，朝廷栋梁，他一旦离开朝堂，其他奸邪宵小就会趁机复进，所以期望朝廷能够收回对苏轼知杭州的任命。而苏轼主动乞知杭州，一是为了避嫌，因为苏氏兄弟二人均在朝堂高位，且在要害部门；二是近年新的党争愈演愈烈，他想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与其在这里斗争，不如去为官一方，造福一地；三可能是他想掌握在几派争中的主动权，所以选择了外出实干，牧守一方，为未来重回朝堂积累声望。结合赵君锡后面对待苏轼态度的大转变，苏氏兄弟此时也难以把握这个突然出现希望朝廷收回任命的人，面对他的来信，苏辙选择与王巩讨论，共同分析其中原由。从“别幅所喻”词语中，可以看出王巩应该是给了苏辙许多建议与意见，苏辙看了之后“欲面议”，说明事情是较为重大的，这点也可以看出二人在政治上是十分坚定，互通有无的盟友。

《新晴帖》中出现了“别纸示喻”等词句，说明可能事情在进一步的发酵。从王巩流传下的作品、笔记，可以看出他认为应该理智冷静面对不同政见的声音，反对掺杂个人恩怨的党争，反对政见之争演变成意气之争、权利之争、朋党之争，更反对进一步变成对不同政见人的报复行为。[16]王巩对主导“庆历新政”变法范仲淹的为人是比较推崇的，记述了他的许多正面事迹，“每夜就寝，即窃计其一日饮食豢养之费，及其日所为何事，苟所为称所费，则摩腹安寝。苟不称，则一夕不安眠矣。翌日求其所以称之者。”[17]苏辙在这篇帖子中也透露出相似的思想“自辨固无害，上下欲固守此道，天下之幸也”。他只愿固守自己的“道”，不愿因人废事，任凭政敌千方百计围攻弹劾，敌友难辨人的突然热络，他也丝毫不为所动，心中所想的仍然是能使天下大幸的治世之道。

(三)苏、王两家的世交关系

《春寒帖》：辙顿首。昨日承访，别计起居清安。来日果东否？张公书烦为达之。春寒，千万跋涉自重。不宣。辙顿首，知郡承议定国阁下。初五日。

“千万跋涉自重”“知郡”说明这个时候王巩已经得到了元祐四年(1089)三月知海州的任命。《春寒帖》从内容看应该是苏辙在王巩知海州出发前写就，他在书信中托王巩向张方平传递信件，传达问候，并嘱咐王巩也要“千万跋涉自重”。

王巩是张方平的女婿，张方平对苏轼和苏辙有知遇之恩。张方平不仅慧眼识英雄，还亲自将苏氏兄弟举荐给欧阳修，三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互动频繁。苏辙曾两次入幕张方平，共事数年之久，期间在张方平地教导下习作了大量公文，苏辙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断锻炼提升自己的政务能力。[18]因此，张方平对苏辙又多一层点拔，重用之恩，从专门让王巩传信问候，也可以看出苏辙对于张方平的提携感念深久。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王巩之父王素出知成都府，王巩此时十二岁，跟随父亲学习游历。在家守孝的苏轼前往拜见，上《上知府王图龙书》为蜀人陈情，并向王素请教治理地方的理念措施，此时王家与苏家的关系就开始紧密起来了。[4]249王素在治蜀过程中，施政措施得当，深得民心，“凡为政，务合人情，蜀人纪其目，号曰‘王公异断’”。王素的这种治理理念对一直跟在身边的王巩是影响深远的，他的措施理念与苏辙在任右司谏时提出的许多治理方案也有共通之处。因此，苏辙与王巩在施政方面应该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这也是他们能够互相学习交流的基础。

这种深厚的“世交”关系从苏洵携苏氏兄弟拜访与张方平，王素接见苏轼并交流，到“乌台诗案”苏氏兄弟与王巩共患难互相扶持，再到苏氏兄弟的后辈拜访请教王巩都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累世的交谊不是一蹴而就，是通过众人的互相欣赏、惜才、帮扶经年累月才建立起来，是一种难能可贵又充满温情的关系。

苏辙存世与王巩相关的信件，能够直观地展现他们在元祐年间日常交往时的生活面貌，元祐初年复杂的朝堂政局在二人的书信中也能得以窥见。记叙王巩元祐初年情况的文史作品不多，又与苏辙相关的就更少了，因此这8件能够直接反映王巩在这一时期生活状态、政治动向、任职详述的作品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在信中，苏辙多次请教王巩重大事情和诚恳感谢指点，可以看出王巩的政治态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苏辙的政治策略，甚至施政主张，因此王巩在苏辙主导的“元祐之政”中是占据一定地位的。

苏辙与王巩之间有相互欣赏的才学，相似的人生态度、贬谪经历、政治主张，亲密的私人关系。从苏辙这些时间集中的信件诗文透露出，他与王巩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嘘寒问暖，也可在诗文歌赋上互相酬唱，还能够成为朝堂政治上的盟友，他们的交谊是苏、王两家几代人世交关系的一个缩影。苏辙与王巩这种多维度的立体关系在元祐初年凸显的如此明显，显然是和时代大环境密不可分，与当时的人事变迁，政局变幻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无论时局如何变化，二人的情谊始终十分深厚，且愈久弥坚。

注 释：

①后文所引均采用参考文献[1]收录的八帖。

②在《苏辙年谱》中《晴寒帖》作《晓寒帖》，《上谒帖》作《惠教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