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建

（温州医科大学 城市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浙江 温州325035）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历程，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70多年的不断积累与发展，已经迎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时代。深入讨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历程与经验，探寻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衍化规律，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或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研究亟待开展的重要课题。

2018 年3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储著武撰写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论（1949—1956）》一书（以下简称《史论》），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方面的一部新作，值得向学界推介。通读这部著作，笔者认为有三方面的特点。

一、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力图展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的复杂性

自20 世纪以来，在中国史学近代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学界就一直在倡导开展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试图厘清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与基本状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的引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水平有了大幅提升，研究队伍不断扩充，研究成果更是丰富多彩。这对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只是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还很不成熟。这与这门学科本身发展的时间不长有很大关系。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当前学界不断泛化使用“文化”的概念，几乎什么都要贴上“文化”的标签，以至于很难把握“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无形中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具体到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来说，“文化建设”的概念相对固定，在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文献中经常出现，也易于把握和理解。《史论》一书不纠结于文化概念本身的内涵与外延，而是使用比较常用的“文化建设”的概念，提出“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实际来说，与其讨论文化史，不如讨论文化建设史”①储著武：《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论（1949—195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应该说是抓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新中国70 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制定各种政策与措施来推动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1949 年9 月21 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②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此时，毛泽东预言新中国会有文化建设的高潮，将会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种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初心”与“使命”所在，也是新中国文化建设努力前行的方向。经过70 多年的不懈努力，新中国在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无论是精神形态的，还是物质形态的，都已经内在地熔铸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情感之中，并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形态与精神面貌。

作者提出要大力加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研究，正是基于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的重要性、现实性与学术性的科学认识。除此之外，作者还提出，必须开展具体时段的历史研究，然后综合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通史。该书选择1949—1956 年这个时间段，并将其分为两个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与计划经济建设时期，然后再具体分析这个时间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文化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作者认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文化建设围绕着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需要，推进《共同纲领》所确定的文化建设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为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打下了基础；计划经济建设时期，我国文化建设围绕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要求，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制定并实施了正确的文化政策，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最终开辟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该书分为文化来源、文化建国、文化体制、文化方针、文化治理、文化范例、文化高潮等几个重要专题，逻辑结构合理，史实准确，史论结合，让人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艰难起步与有所发展，客观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的新内容与新创造，突出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的复杂性。这种研究路径，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毕竟在个人学术积累与学术总体水平有待提升的情况下，贸然去进行规模宏大且内容丰富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的通史研究，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二、注重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结合，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的丰富性

近几年，学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不断加快，已经推出不少有分量的学术论著。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欧阳雪梅研究员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书，在2016 和2019 年先后推出第一版和第二版，详细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年来文化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深入总结了70 年来文化建设的经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研究的最新力作。再比如，上海市委党校杨俊教授的《新文化建设历史实践研究（1949—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聚焦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在对《武训传》批判的个案研究上充分挖掘档案史料的做法值得学习。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深入开展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史论》一书，注意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宏观上来说，新中国文化建设与国家建设密切相关，既要关注文化建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尤其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演变，又要讨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化政策的变化。《史论》一书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走向谈起，认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历经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探讨、新中国文化建设政策（即《共同纲领》起草酝酿时期）、新中国初期文化管理体制构建、各级文化行政机构落实及贯彻文化政策的过程，其中尤为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根据经济、政治发展来领导和安排文化建设的问题。再比如，《史论》通过当时报刊、年谱、文稿、中苏档案资料及内部报告，勾勒出新中国学习借鉴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发展情况，明确指出“这个时期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的经验对中国的影响要大于中国对于苏联的影响”①储著武：《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论（1949—1956）》，第263页。。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上，作者既注意到历史的延续性问题，又注意到历史的转型性问题，充分展示出这个时段文化建设的发展变化。可是，严谨的科学研究，仅仅从宏观上说明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做的话很难避免结论的趋同化，为此，就必须进行更为中观和微观的研究。可是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又是哪些呢？比如，《史论》一书探讨中央乃至地方各级文化行政机构的组建以及在不同时期的调整变化，指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离不开文化方面的民主建政，亦即国家要成立专门的文化机关，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文化方针政策”，并对其中重要机构（如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职能与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尽管存续时间不长，但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计划经济建设初期“拟定全国文教工作方针”，确保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总方针的明确化以及具体化”②储著武：《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论（1949—1956）》，第263页。。再如，《史论》一书中对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接受及反馈进行分析，指出文化建设的决策及实施主体是中共中央及国家各级文化机构，但是知识分子则是重要的执行者和被改造者，他们在不同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积极促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又如，《史论》一书分析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工作对于党提出“双百”方针的积极意义，认为“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除因为中共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学术问题的政策外，还与当时解决新形势下科学发展事业的发展问题、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工作息息相关，即规划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要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并就一些关键学术问题展开自由讨论，这为“百家争鸣”的方针创造了“现实的思想空间”，“而党在此时关注到这个问题，则进一步加速了提出的进程”③储著武：《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论（1949—1956）》，第182页。。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过去学界关于“双百”方针的研究中曾有所涉及，但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这种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史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的丰富性。

三、积极拓展史料来源，有力展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的多样性

与以往论著有所不同的是，该书所用史料来源广泛，既有重要文献选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还有档案资料、内部资料等。部分文献材料，如《文化通讯》《文化资料》《文教参考资料》以及吉林省文化厅办公室编的《吉林省文化工作文件选编》等，使得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更为丰满，有力展示了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的多样性。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对于当代中国史研究来说，研究者面临的不是史料少的问题，而是史料极多、如何收集整理与科学鉴别以及合理运用的问题。但因为当代中国史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还处于成长阶段，再加上国家档案制度的制约，很多人不愿意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更不用说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了。因此，要开展当代中国文化史或者说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的研究，首要问题还是要多方查找史料，尤其是一手档案材料。通过阅读文中征引的材料以及书后的参考文献，可以看出，作者在挖掘利用史料方面用功甚多，较好地突破了过去那种过多征引领导人讲话和重要文件的做法，值得当代中国史研究者学习借鉴。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研究是一个宏大而重要的课题，对此《史论》一书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独到之处，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该书研究同样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对文化建设的影响到底如何，该书并没有完全展开讨论；还有这个时期文化建设中的思想批判所存在的问题，该书也仅仅稍作提及，似有回避之嫌。当然，该书的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是否也符合其他时段文化建设史的研究，还需要作者拿出更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出版仅仅是一个开头，进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的通史研究才是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与目标。希望作者能够在该领域继续探索，推出更多更有分量的学术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