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勇

（淮北师范大学 科学研究部，安徽 淮北235000）

近20年西方史学，可谓新潮迭涌、潮起潮落。期间，现代史学理性自信趋于极致，遭受挑战与反叛而自我调适；后现代主义者，以现代理性之矛攻现代理性之盾，之后或也在自省；历史学从西方色彩到全球意识、从宏大叙述到微观书写，从历史时间论到节奏时间观，从情绪情感论到伦理信仰说，无不囿于近20年西方史学理论之中。邓京力教授等著《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就向世人展示了这一幕幕壮观景象。

一、孜孜以求，无论西东

邓京力教授给人的最初学术印象，是在做史学理论研究，这以她在20 世纪末发表的《关于历史评价标准的反思》（《史学月刊》1999 年第3 期）、《新时期初期拨乱反正史学思潮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等论文为证。

后来又露一角的是她从事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研究。当年，笔者在梳理年鉴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时，写到中国学者以年鉴学派理念重塑中国史学之处，引用了邓京力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1 期上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史发展趋势研究》的观点（详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出版的《中国新史学之隐翼》第143页相关段落）。

这些给人的总体感觉是，邓京力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研究。

进入21世纪，她又发表了《对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基础的挑战——试析凯斯·詹京斯之〈历史的再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接受与拒斥之间——西方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回应趋势》（《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等文，表明其研究领域从国内拓展到西方，未变的是其对史学理论的持续关注。

如今读其《后记》，方才明白邓京力走向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动因，那是宁可先生对她的期望，希望她完成关于历史价值论的著述后能够钻研外国史学理论，实现中外思想资源结合，从而提高自身的史学理论研究水准。

最终，她无负乃师，20 年寒来暑往、花开花落，与自己的团队一道，终于奉献出《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这一硕果。

牢记师命，孜孜以求，无论西东，传承师道，这是邓京力教授所体现的可贵的学术精神。正是这种可贵的学术精神和无论西东的学养，使她在看待西方史学理论时有了中国视角。该书《绪论》有言：

尝试从中国史学理论的立场审视近20 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及其对历史书写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结合当代中西方史学的发展对后现代史学理论在史学实践层面的有效性进行考察。①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这一中国视角，使得作者关注后现代主义方法在中国史领域的适用性，关注柯文关于中国历史的言说和中外史学的跨文化交流；更为可贵的是，它使得作者在分析这些问题时有着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的独立判断。

二、四部二体皆史学理论

关于该书内容，邓京力教授在《绪论》里自述：

本书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共十五章。具体从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向、对史学理论家的个体研究，以及理论与历史书写关系的不同角度，深入梳理和展现近20 年来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的不同侧面。②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第2页。

她有点过谦了。实际上，全书除《绪论》外，其余分上篇《理论趋向》、中篇《史学理论家》、下篇《历史书写》和附录《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四部分，可谓之四部。

从字面上看，全书似乎可以分成“正文”和“附录”两块，而“正文”则是“理论”和“实践”两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如书名所揭示，通篇一贯都在谈论史学理论问题。书中所谓“附录”，分别记录了与约恩·吕森（Jǒrn Lüsen）、斯特凡·贝尔格（Stefan Berger）、王晴佳三位史学家的对话。这部分依对话体立篇，虽与上篇、中篇、下篇的论文体不同，但依然不改史学理论本色，是所谓四部二体。

四部二体皆史学理论，上篇4章以史学理论趋向为中心，而这个中心之中心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问题。其具体内容是：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与“拒斥”；后现代主义促成“史学危机说”和“历史性终结论”，激起史学家的捍卫；在后现代主义刺激下兴起关于史学属性的讨论；在后现代主义启发下，发生关于历史解释模式与方法论前提的思索。这一部分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史学理论。

中篇4 章以史学理论家为中心，讨论凯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关于史学性质的思考和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倾向；探讨厄尔玛斯（Eliza⁃beth Deeds Ermarth）对现代性历史时间观念的反叛及其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节奏时间”理念；研究安克斯密特（Frank R.Ankersmit）关于历史经验类型分析，关于历史经验和情绪、情感及语言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探究约恩·吕森对史学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双重批判，以及弥合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之间隔阂的努力。无疑，这些是通过史学家而体现出的史学理论。

下篇7章内容丰富而时有交叉，然无外乎涉及西方学者关于历史呈现形式的思考、关于中国历史写作的思想、关于微观历史与宏大叙事的理论、关于历史著述的跨文化观念、关于史学史著作的比较和交流视角。篇名虽题为“历史写作”，但此“历史写作”并非是具体的写作实践，而是彼“历史写作”，即关于写作的理论成果。

附录3篇，作者或与吕森谈论历史著作跨文化问题，尤其是历史学家伦理和信仰问题；或与贝尔格交流民族史写作、跨文化写作和德国史学传统；或与王晴佳讨论历史学跨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当代史学趋势问题。名为“对话”，实为关于史学理论的对话。

同时，还要看到，这本书在史学理论框架下，始终贯穿着一根主线，那就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及其理论的五花八门的本体内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在史学界遭受的批评，以及它对于史学实践的影响。

总之，正文上、中、下三部分，为论文体，附录部分为对话体，本质都是史学理论，主线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故曰四部二体皆史学理论。

三、“对子”与“对子”之间

读《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可以发现其中的“对子”思维现象。作者论及世人对后现代主义的回应，有“接受”与“拒斥”两种不同的态度与立场；谈到对于“史学危机”和“终结论”，有“挑战”与“捍卫”两种不同的主宾行为结构；说至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有“建构”和“解构”两种不同的类型和形式；写至语境与历史之间的问题，有语境化的两种趋势——对于现代主义范式的强化和对于现代主义范式的批判；其余还有，诸如大历史与小历史、宏大叙事与微观史学、西方与非西方、民族观念与全球视角等等。这种思维特征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辩证地看问题或者说着眼于问题的两重性。

进而，作者并未在发现“对子”之后停滞下来，而是在“对子”之间找到过渡点，故看问题并不仅限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例如：论学界对待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没有忽略“中间派”；论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忘记与“建构”和“解构”并立的“重构”；论民族史学和全球史学观念，没有抛却事实上存在着的“跨文化”或“文化杂交”观念。

这种思想方法使得看问题不失于片面。以书中论述西方学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态度为例：有学者论述后现代主义，尽管有所批判，但是在不少情况下给人的感觉就是在普及和宣传，或者偏向介绍某位史学理论家的理论，或者限于某部史学理论著作的推广与宣传，读者难以看到比较全面的关于西方学界不同态度的梳理。《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不是这样，它不仅揭示了激进派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推进，像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ques Lacan）等人积极推进瓦解元叙述、坍塌大写历史，像巴尔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积极批判小写历史等，并且揭示了传统派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怀疑乃至敌视，像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于瓦解小写历史的既爱又恨，像斯通（Lawrence Stone）、埃尔顿（Geoffrey Elton）对于传统小写历史的捍卫。这些都是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梳理。

这种思想方法使得看问题不失于简单。还是以论学术界对待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为例，作者指出：以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等人为代表，尝试将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旧有的某些传统思想或实践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在新旧历史观念之间的游离或调和立场；他（她）们一方面欣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西方史学去神秘化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没有放弃历史学基本的科学理念和追求确定性的方法，他（她）们不愿看到极端相对主义对于现代历史学的恣意挤压，希望摒除各种偏见和极端目的而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达成更大范围的共识。这种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平衡的现象被作者关注到了，故认识西方学界对待后现代主义立场问题，就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褒贬了。

四、强烈的理论批判意识

《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通篇具有强烈的理论批判意识。作者对诸如历史语境理论、节奏时间观念、历史经验理论、文化杂交视野、全球历史理念都有所批判，如上文所言，可以看作是一名中国学者在分析这些问题时的独立判断。

例如，关于厄尔玛斯的“节奏时间”理论。现代主义历史时间强调历史学时间概念的一致性，而厄尔玛斯提出“节奏时间”理论，强调具体历史中的时间特殊性，反对现代主义“历史时间”观念，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完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本书肯定现代主义历史时间一致性的必要性和放弃一致性的危害，同时又看到节奏时间尺度的多元性特性的纠偏价值。书中有段话很能代表其独立判断：

对于历史时间与“节奏时间”观念，我们完全可以进行一种更加辩证的思考，而不应做非此即彼的认识。从史学理论研究而言，二者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对于时间的认知与建构，并借此时间哲学规划出相应的历史哲学，体现在西方现代史学和后现代史学理论中。从历史书写和史学实践的层面而言，我们可能既需要统一的时间框架，也需要考虑多元的、多维度的时间尺度。①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第119页。

再如，关于西方学者的文化杂交理论。后现代主义有一个分支——后殖民主义，本来是反叛西方殖民主义文化观念、世界历史观念，但在反叛中，不少西方学者提出文化杂交说，表面上似乎是在化解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用以解释殖民主义对于文化变迁、世界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而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西方强势文化观念。本书对此指出：“尽管杂交观念对于深刻理解文化史中的跨文化现象很有助益”，但是“杂交观念忽视了文化互动双方之间的不平衡或不对等的关系。也就是说，杂交观念通过强调强势文化（殖民主义文化）与弱势文化（殖民地文化）都发生了文化上的变形，而淡化了它们之间的对抗性。……后者对前者的依附关系依然以一种隐性的方式持续下去”②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第241—242页。。这段话对于西方学者的文化杂交理论很富于批判力。

类似这样对于西方史学理论进行的批判，本书还有很多，难以俱陈，仅以上述两例以见其情状。

三是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实施好水利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石漠化治理三位一体规划和退耕还林、长江生态屏障建设等重点生态工程，加强森林资源、草地、湿地和自然保护区管护建设，确保长江流域生态安全。

五、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毕竟近20 年来西方史学家、哲学家繁若星辰、著作如林。各家指涉领域不同但有交叉，旨趣相同但角度有异；或同一用语但语义有歧，或同一语义而用不同术语。遇到这些情况，难免纠结纷扰、不易理清。《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论述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时，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例如，“后现代”是一种时段还是一种思想倾向？如果是思想倾向，那么是否意味着它等同于“后现代主义”？

书中以“后现代主义”作定语的术语，所指非常明确，就是一种思想倾向。例如，书中多处提到“后现代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思想”等，说的都是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史学”及其分支概念。

书中多处出现“后现代”一词，但是意义不同。大体可分两种。第一种显然侧重时间意义，例如第5页第1段第5行“在后现代世界做历史的方法”、第7页第1段第7行“身处后现代世界”，其中“后现代”就侧重表达时段意义。不过，更多时候《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后现代”等同于“后现代主义”，这是第二种。例如，“西方史学理论在后现代挑战之后”“后现代学者”“后现代派”“后现代理论家”“后现代思想”“后现代史学”“后现代史学理论”“后现代历史观”“后现代式的史学观念”“后现代状态”“后现代方法”“后现代视角”“后现代精神”“后现代性”“后现代倾向”……这些“后现代”在其特殊语境中，显然指思想倾向。例如该书第32 页第2 段，把索斯盖特（Beverley Southgate）的Why Bother with History: Ancient, Modern and Postmodern Moti⁃vations译成《为何烦扰历史——古代、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动机》。这里把应该译为“后现代”的modern 译成“后现代主义”，因为在作者心中“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没有区别。

这种在思想倾向意义上混用“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非作者自创，而是来自西方学者的错位表述。例如，詹金斯所编《后现代史学速成读本》（The Post-modern Reader），实际是“后现代主义史学读本”，可是他却用“后现代”而未用“后现代主义”。安克斯密特《史学与后现代主义》（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则直接用“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就思想倾向而言，詹金斯的“后现代”与安克斯密特的“后现代主义”并无区别。

书中类似这样的术语，读者若不进行一番比较、归纳，则难以弄得明白。

《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但其最大的共性在于对“宏大叙事”或称“元叙述”（meta-narrative）的反动。①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第208页。

从其前后文字可以看出，作者所谓“宏大叙事”就是“元叙述”。

该书第3 页第7—8 行还提到“大写历史（元叙述）的终结”，第36页第2段第2—3行有“元叙述的崩塌，抑或说是大历史的终结”。这两处都表明“元叙述”就是“大写历史”。

该书第2 页倒数第2 段第7 行“从新文化史、微观史等‘小写历史’层面的回应”，同段第8 行把“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相对举。这一表述意味微观史包含于小写历史之中，或者说微观史就是小写历史，微观史学就是小写历史。

“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又称“大历史”和“小历史”吗？

《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这段话值得注意：

近年国内史学界出现了有关“碎片化”的种种忧虑，似乎微观研究必然导致史学的碎化。同时，我们又发现以全球史为代表的宏大历史的日益兴起，这就形成了大历史与小历史两种截然相反的史学思潮平行发展的趋向。②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第9页。

文中，“宏大历史”与“微观研究”并举，“大历史”与“小历史”并列，再根据上文宏大历史就是“大写历史”，因此可以推论出“大写历史”等于“大历史”，进而推论出“小历史”等于“小写历史”。总之，“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就是“大历史”和“小历史”。

不仅如此，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在《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中，把黑格尔等人的历史观念称为“大写历史”（History），把专门化、职业化的历史学叫做“小写历史”（history）。作者把这一事实在书中做转述处理。③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第254页。这条材料完全证实了上述推论。

又如，“职业历史学”“专业历史学”和“经验历史学”，是否为同义语？

该书第3页第8行提到“小写历史”（职业历史学），第36页第2段第4行有“涉及小写历史（职业历史学）的领域”之语，第17 页第2 段第7行有“打破小写历史或专业历史写作的神话”，第19 页第2 段有“后现代主义挑战小写历史、专业历史写作”，第50 页第2 段第2—3行有“‘大写历史’（元叙述）和‘小写历史’（专业史学）”，第52页第3段第4—5行有“专业史学”“职业历史学家”并列的表述，第94 页第3段第3—4 行有“历史学家的历史（专业历史）”。这些材料表明，“职业历史学”在书中的另一个提法就是“专业史学”，也就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学。

可是，书中第1 页第1 段第9 行，第16 页第1 段第4 行，还有“经验历史学家”，第37 页第2 段第11 行又提到“经验历史学家”。这个“经验历史学家”的内涵是什么？它是否就是“职业历史学家”或“专业历史学家”呢？还是从事具体历史本体研究的历史学家？这个概念在书中没有明确答案。

无论如何，邓京力教授20多年谨遵师命，不忘初心，在史学理论领域辛勤耕耘，贯通中外，从东到西，组织团队，完成了《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在书中，作者以中国学者的视角，探究近20 年西方学者的史学理论，系统梳理各家各派理论范畴、理论体系，批评其学术长短，分析其对于史学的利弊得失，频抒己见，不盲从，锐气可嘉。故，《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可谓是新时期国内学者研究当代西方史学理论难得的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