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军，郑培庆

(中山大学智能工程学院广东智能交通系统重点实验室，广州510006)

0 引 言

通勤是城市居民出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通勤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关系有利于对城市居民的通勤行为有进一步的认识，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在不改变城市形态的情况下，以一个具体的指标来衡量减少平均通勤距离的相对困难程度，对城市规划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多数学者以基于线性规划的最小平均距离作为社会通勤最优值[1-3]，但是不可能强迫个人产生集体社会最优结果，最大熵双约束出行分布模型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分析工具.为探讨城市空间结构内部相互作用水平和降低平均通勤距离的可能性，O'Kelly 基于最大熵双约束出行分布模型提出了effort 指标[4]，这一指标的提出丰富了过剩通勤理论框架.

但在实际应用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本文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单元问题对熵变模型的影响.单元问题是过剩通勤理论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有学者称之为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MAUP)[5-8].多位学者探讨了单元问题对过剩通勤指标的影响[9-10]，结果表明，单元问题对过剩通勤指标的影响是有限的.Niedzielski等也利用地理信息系统与泰森多边形分形方法探讨了过剩通勤理论相关指标和单元问题之间的关系[11].但是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对熵变指标的有效性进行评价[3-4]，单元问题对熵变指标的影响仍有待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