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1)

翻译研究长久以来一直以“规约性”作为译文质量评价的主要衡量准测，即“归纳式”的经验总结，如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忠实、通顺等。因此，批评界对《三国演义》邓罗译本和罗慕士译本的评价普遍存在着“褒罗贬邓”的现象，给予罗慕士译本极高的评价——“目前，大多数学者、译者和海外汉学家都认为罗译本为最佳译本……西方评论界同时认为邓罗的译文不确切，以致错误不少……不能使读者顺利地全面地理解全文。”[1]然而，描写学派认为，这种评价缺乏客观性、科学性及全面性。应研究译者在实际文化语境中是怎么做的，而不是应该去怎么做[2]。要以译入语为导向进行研究，对译作进行客观描写，从中找出翻译规律，指导翻译实践。本文以描写视角下的三个常规层面对《三国演义》的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描写、解释两个译本的翻译现象、原因、过程及结果等，给予译文更加客观、科学、全面的评价。

一、描写研究：“规约性”标准的颠覆

直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规约性”(prescriptive)的翻译批评标准一直作为评价译文质量的重要指导原则。它注重归纳式的经验总结，如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奈达的动态对等等。它的显著特点是先制定出一个主观的、理想化的规范，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工作对象、译者、读者的认知环境而统一遵照执行，因此造成对译文主观性、单一性的评价，缺乏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及全面性。然而，描写翻译观点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批评方式，将翻译研究视角扩展到时代的大环境中去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视角，为翻译批评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里被公认为描写翻译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对描写翻译学派进行了大力发展，奠定了描写翻译学派的重要地位。他提出了重要的“翻译三常规”：即译者在翻译时要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与控制，它们主要来自译入语的社会文化，会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3]。图里把翻译常规分为“预备常规”“初始常规”和“操作常规”三类。在翻译活动开始之前，译者首先遵循的是“预备常规”，即某一文化在特定的时间里一些足以影响翻译选材的翻译“政策”，例如他们愿意接受哪些文类、什么作者、学派等；之后，是“初始常规”，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整体翻译倾向，也就是译者要在“原文文化”和“译文文化”间进行取舍——若较少牺牲译出语文化“常规”，对译出语文化来说是一种“足够的翻译”；相反，若保留较多译入语文化“准则”，则对译入语文化来说是一种“可接受的翻译”。

最后是“操作常规”，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运用的翻译策略和技巧。这三种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翻译规范的选择取决于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遵守源规范决定了译文相对于源文本的充分性，而遵守源自目标文化的规范则决定了译文的可接受性[4]。

二、《三国演义》译本研究现状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最著名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作者是明朝的罗贯中。《三国演义》从17 世纪末开始便被译成外文在世界传播。现今，被大家广泛认可的英译全译本主要有两个，一是由生于 19 世纪的英国人邓罗（C.H.Brewitt-Taylor，1857—1938)所译，出版于1925 年的上海别发印书馆，另外一个是由生于二十世纪的美国著名汉学家、纽约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罗慕士(Moss Roberts，1937—)所译，于1991年在美国出版，之后1995 年在中国首次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纵观近些年学者对这两个译本的比较研究，普遍存在着“褒罗贬邓”的现象。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罗慕士译本较邓罗译本更加忠实于原文，还原原文的准确度高。罗慕士译本较“忠实”地保留了原著的文化特点，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相对于罗慕士译本，邓罗译本错误较多，对原文改动较大，多采用了归化的方法，抹杀了文化差异性。这种评价自然有道理，但根据图里的描写翻译理论我们应该意识到，单纯从语言学角度对译本进行评价是有失偏颇的。

我们应该将翻译放到社会、时代这个更大的宏观层面去分析比较，探索文本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不同历史时期下产生的不同译著都有其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也都会有优点和不足。译者需要做的就是对不同译作进行描写分析，找出翻译规律，指导翻译实践。

三、描写视角下的译文评价研究

描写学派认为，世界上实际存在各种各样的翻译，其中有一些是符合传统“规约性”的标准，然而还有一些并不符合。我们不应把评判标准总是限定在“直译、意译”或“归化、异化”等这种微观的横向点上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而是要放在宏观的、纵向坐标上对翻译行为进行描写，找出翻译规律，指导翻译实践。本文就从描写视角的三个“翻译规范”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分析。

（一）预备常规下译本比较

描写观点认为，在翻译活动开始之前，译者首先遵循的是“预备常规”，即某一文化在特定的时间里一些足以影响翻译选材的翻译“政策”，包括社会因素、出版商态度及客观条件等。罗慕士（以下简称“罗”）与邓罗（以下简称“邓”）的翻译“政策”既有相同又有相异之处。

首先，从社会因素上看，虽然他们出生于不同时代，时间跨度约80 年，但二者的翻译“政策”是相似的——都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贡献。罗于1937 年出生于美国纽约，29 岁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中文专业。罗选择《三国演义》的社会因素是由当时美国所处历史地位和当时时代背景决定的。美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实力得到大大增强，迅速跻身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文化上也逐渐形成美国霸权文化——美国文化核心化，边缘化其它文化。在刘瑾对罗的访谈录中我们得知，罗在读大学期间接触到中国文化，并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读研究生阶段，他继续选择学习汉语，一方面是出于对汉语的热爱，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力量的驱动，他说：“一种使命驱使我要让美国了解真正的中国。”[5]在当时的美国，充斥着各种“反中国”的声音，美国人也对中国有着很多误解，在美国读到的中国故事似乎并不是那么可信。于是，他决定把真正的中国文化展现在美国人面前，让美国人看到真实的中国。邓于1857 年出生于英国，最初他通过在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时认识的一批中国老师和学生使他得到了去中国福州船政学堂工作的机会。之后他一直在大清海关工作了30 余年，身居要职。在工作之余，他用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了翻译，但不幸后来手稿被烧掉。时隔20 年，邓退休后于1920年再度提笔翻译《三国演义》，1925 年由上海别发洋行首次出版。十九世纪的英国是英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殖民地遍布全世界，日不落帝国文化也主宰着全世界。与之相反的是，自从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启了被列强侵略的耻辱时期，外国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化“大举入侵”中国，中国文化正处于极度“边缘化”时期。邓能够在这个时期以强烈的正义感选择边缘文化并将其输入到霸权文化之中，成功打开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大门，可以说这种高尚的使命感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更加值得我们为之颂扬。

其次,从出版商态度来看，邓译本于1925 年由上海别发洋行首次出版；罗译本是1994 年由中国外文出版社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上海别发洋行（Kelly &Walsh Ltd.)是19 世纪一个著名的以上海为基地的英语书籍出版公司，成立于1876 年，活跃于19 世纪80 年代至20 世纪30 年代。这些出版机构都是中国当时非常权威和重要的外文出版机构，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能在这种层次的机构出版译著也是对译者成就的最大肯定。因此，从出版商态度上，二者的译著对当时社会文化影响的重要意义是比较相近的，不存在优劣之分。

最后,从客观条件上看，罗所处的历史时代实际上为他的翻译事业已经铺平了道路——专业的中文教师，系统的中文博士学位的知识课程体系，大量的中文资料、便利的网络资源、相对频繁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历史背景等都为他能创作出如此优秀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罗不同，邓并非专业的语言学者。相对罗的中文水平，邓的只能算是业余，并且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可参考的英文和中文资料都非常有限，辅助条件例如字典、电脑等也非常缺乏。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邓仍然能够不畏压力，克服困难，选择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进行翻译，这种精神和勇气更值得我们敬佩。就连罗都曾说：“在汉语水平还不足以阅读原著之前，我着实受益于邓译本。”因此，从描写翻译理论下的“初步常规”评价标准来看，他们的社会因素的政策和出版商态度比较相似，但客观条件相差悬殊。从这个意义上讲，邓的作品的社会及时代意义更深刻。

（二）初步常规下译本比较

根据描写观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待源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的态度是一种整体倾向。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在“原文文化”和“译文文化”间进行取舍。如果从整体上倾向于保留原文文化，被称为“足够的翻译”，若相反整体上倾向于译入语文化则被称之为“可以接受的翻译”。根据这个规范，罗和邓所译的《三国演义》在“原文文化”和“译文文化”的取舍上的确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这是由于他们所处不同历史时代及译者主体性决定的。邓生活在18 至19 世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文化处于边缘化。一方面不受西方读者重视，另一方面传播到西方世界的文学作品数量极其有限。为了使中国文化顺利地传播到西方，减少文化和语言障碍，打开中国文化走向西方世界的大门，邓主要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文通顺、流畅，让读者仿佛感觉在读一部原著而非译著。正是这种翻译策略的选择使译著在当时受到了国外读者的热烈追捧和广泛好评，极大地激起了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这一点从该译本在20世纪被多次翻印便可得知。同时代的众多文人对其译著给予了高度评价，例如金陵大学 (University of Nanking)校长包文(A.J.Bowen)曾称赞其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和“最受欢迎的小说”……“译者做了一项异常卓越的工作。这是一部纯正的译作……这绝不是一项易事，甚至是极少中国译者能做到的。可以说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6]因此，可以说，从译入语文化价值方面来评价，邓译作品极大地契合了当时的时代需求，对于引起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打开中国通往西方的文化大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重要意义与作用不言而喻。

同理，罗译本采取了“异化”为主的策略，旨在原汁原味地还原中国文化。其目的是让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或有误解的西方读者了解到真正的中国文化，这种策略同样契合了当今时代文化背景。这在当今中国国力大大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的历史背景下无疑成为“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体现。因此，罗译本同样在当代是非常成功的一部译著。

综上，根据描写学派观点，罗译本从整体上倾向于保留中国文化，因此被称为“足够的翻译”。邓译本则相反，整体上倾向于译入语文化，被称为“可以接受的翻译”，它们在不同时代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操作规范下译本比较

操作规范是指具体翻译过程中的翻译技巧与策略。操作规范主要在微观层面发挥作用，确定翻译文本及双语转换中的技巧和策略。

许多学者从语言层面对二者的译著进行了对比，在忠实于原文翻译上，大量例子证实了罗译本不仅翻译出了句子的表面含义，还译出了其深层意义。其语言既言简意赅又同时达到了传神的效果，真可谓名副其实的妙译。例如“会诸将再饮”这个表述，邓译本译为“to drink with the other generals,仅仅传达出了表层含义，却未能展现出当时的气氛。而罗译本将“饮”译为“carousing”，准确并传神地将当时的热闹气氛传达出来，可谓是妙译。此外，与邓译本相比较，罗译本还在还原人物性格刻画与塑造，展现原文主体风格上远远优于邓译。但是，排除掉误译的部分，邓译本的很多译文并非是不忠实，而是更能体现出译者主体性的改写与活译，即在充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基础之上，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邓译本在第一回描写关羽的外貌：“玄德看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中译为：Liu Bei looked over the newcomer,item by item,and he noted the man had a huge frame,a long beard……关于身高，邓只用了一个含糊的词汇“huge”，并未遵照原文直译。这种译法实际上是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即充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基础上进行翻译的。中西方人身高差异大，西方人普遍较高，如果直译将其真实身高翻译出来，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实际上并不能形成“高大魁梧”的形象，反而违背了原著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向。因此这并非不忠实，恰恰相反，是充分考虑到读者反映的准确的活译。再如，《三国演义》中关于修辞手法的翻译。例如第15 回中孙策谢曰：“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亲冒矢石，则将士不用命耳。”

罗译：“Your view is a worthy one Sun Ce replied,“but unless I myself take the forefront in battle,braving arrow and stone,I will lose authority over my officers and men.”

邓译：“Your words are as gold and precious tones,but I fear that my soldiers will not carry out my commands unless I myself share their dangers.”

“先生之言如金石”邓译为 “Your words are as gold and precious tones”,“gold and precious stones”。在“如金石”这个比喻的处理上，邓并未完全直译为“as golden stone”,也未完全意译，而是采用了灵活处理的办法，一方面保留比喻词“gold”,因为从中西文化上讲，“gold”一词在中西方人心目中皆为“财富、宝贵，值得珍惜之意”，此外邓又增加了“precious tone”，不但巧妙地还原了原著的所表达的基本含义，同时将比喻的修辞巧妙地表达出来，可谓是妙译；相比之下罗译本逊色不少，直接译成了“worthy”，采用的是意译的方法，但却失去了比喻色彩。

因此，从操作规范上看，并非罗译本占尽优势。二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均是契合了当时所处时代文化背景下的灵活运用，各有利弊。

四、结论

长久以来，众多学者对《三国演义》译本的“褒罗贬邓”评价是有失偏颇的。通过描写视角下的“预备常规”“初步常规”和“操作常规”三个层面的分析，本文对《三国演义》邓、罗译本的翻译现象、原因、过程及结果等进行了描写，以更加客观、科学、全面的视角对这两部译本进行了再评价。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在不同时代产生的译著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其政策、译者态度、翻译策略都不应以“规约性”的评价标准来衡量。描写视角为我们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为更加客观、科学、全面评价译文开拓了新思路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