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莉

（沈阳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34；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当代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詹姆逊曾坦言：“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似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因奖而荣，另一类是奖因人而荣。那么有些被归于第一类的，最终却证明他们一直都是第二类。比如，‘《圣殿》（Sanctuary） 那部肮脏小说的作者’不出所料被证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无独有偶，我认为大江健三郎也是如此。”[1]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作为来自东西方异质文化的两位诺奖作家，都在充斥着历史的记忆与个人体验的创作中，透视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与危机,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同时，他们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作品探寻治愈人类心灵的良方。

威廉·福克纳作为美国现代主义小说的经典作家，一直是许多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莫言和大江健三郎都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大江从1966年春开始，为创作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并因此克服了“因创作长篇小说而形成的忧郁症”[2]，于1981年7月在《文学界》发表题为《阅读作为作家的福克纳》一文。可见，福克纳的文学作品不仅属于美国，而且属于世界。福克纳的经典作品至今仍有当代价值，源于他对人类命运的思索。如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所言：“倘若全面综览20世纪世界文学，可以认为，他的作品既有现实主义具象的逼真性，也不乏现代主义的想象力、穿透力……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总的思想倾向，归根结底，他是可以毫不迟疑地被列入拥护宽容创新、主张人与人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赞成全人类相互理解与合作这样一股人文主义大潮流中去的。”[3]而东方的日本先锋作家大江健三郎，亦扎根于世界版图边缘的家乡，在作品中融合了西方的异质文化，在其试图“拯救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明天”的创作中[4]，逐渐形成了表现人类普遍性内容的独特文体。

两位作家的创作都源自故乡的想象，他们的多部带有浓重自传色彩的作品，都充斥着各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并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从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角度把握人类状况的自觉”[5]。福克纳百科全书式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南方近现代历史与现实；另一方面，又从总体上刻画出西方现代人的困惑与苦恼，对他们的异化感、孤独感表现出深切的关怀[3]3。在批判和反思家族与南方新旧交替的历史中、在反种族主义的呼声中，构建其约克纳帕塔法的神话王国，不断探索拯救人类灵魂的路径；而大江则在与残疾儿共生的个人体验中，开始了对生命价值的拷问，表现出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并由此确立了自己的文学主题与创作方向，从而走上寻求救赎自我与同时代人心灵与道德困境的文学之路。

因此，通过比较两位诺奖作家的经典作品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创作意识，探寻其中的契合与差异，从而挖掘世界文学经典的本质，对了解世界文学的总体创作倾向有着深远的意义，对我国的现当代文学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聚焦时代、社会与人类的共同命运

福克纳与大江的创作都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被更多的批评家与读者所关注，从而使他们的“边缘文学”逐渐步入世界文学舞台的中心。两位作家的创作，都在家族与历史传说的书写中反映出他们对各自所处的时代、社会及人类命运的关注，而由此引发的危机感与责任感也成为他们创作的灵感之源。

福克纳所处的南方，相对于南北内战中胜利的北方，无论在地形学意义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都处于美国的边缘。尽管如此，他的创作却不仅有其南方性，而且具有更为广泛的意蕴。虽然表面上看他的写作主题仍然是有关南部的，但他却具有世界主义的眼光，他最忠诚的对象是他的读者，无论他们身处何时何地[6]。在他笔下，对像《在我弥留之际》中本德伦一家的穷白人、《八月之光》中的克里斯·默斯和《坟墓的闯入者》中的路喀斯·布香那样受到种族歧视的黑人混血儿及像《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爱米丽、《八月之光》中的乔安娜和《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罗莎那样，遭受清教和父权思想迫害的南方白人妇女构成的边缘群体表现出深切的关注，对其中人物的刻画与拯救，体现了福克纳的责任感与怜悯之心。他曾在随笔《致日本青年》中指出：“我相信，主要是战争与灾难在提醒人类，他需要保留一份有关自身的耐力与坚强的记录。”[7]也正如他所言，福克纳的整个创作生涯所做的笔耕不辍的努力，都在倡导人类的自由、平等、尊严与希望。他主张：“人类的希望存在于人类的自由，而作家所言的普遍真理的基础，正是让人类保有希望，这是一种权利与责任，只有在人类有资格、配得上得到它，愿意为得到它付出勇气与牺牲并作出努力，然后又决心永远保卫它的情况下，人类才能拥有自由。”[7]84而“那种自由必须是对全人类都适用的完全自由；我们现在不是得在肤色与肤色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作出选择……仅在每类人之间选择一小部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7]84。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逐步扩大，席卷美国。黑人要求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诉求导致黑白人之间摩擦不断，尤其是福克纳所在的南方，种族矛盾不断激化。而身为作家的福克纳以聚焦时代的眼光和极富同情的笔触，写就了如《去吧，摩西》《坟墓的闯入者》等一系列作品来警醒世人：任何人都有争取自由与平等的权利，无关财富多寡，无关种族出身。对人类命运的思索与责任感使福克纳的作品“超越时空的界限，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8]，从而成为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一环。正如莫言在谈及世界文学的本质时所指出的：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还是人类的文学，所描写的是人类所共通的、普遍性的内容。因此，真正的文学，应当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的写作技巧、内容、语言，可以是某一国家、民族的，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在思想、哲学层面上，应该是超国家、民族，甚至是超阶级的，应该面向全人类共通的课题[9]。

这一点不仅突显在福克纳的文学作品中,大江也在创作中不断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从边缘出发，超越国家与民族，从整体上把握时代、表现时代，从人类的总体命运观照未来。在《小说的方法》中，大江坦言：“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把握现代危机本质的方法就是必须站在边缘上，不能以中心为导向。这一整体性的表现，必须从边缘、从隐性结构方面来入手。”[10]萨义德也对大江深表认同：“离开中心，位于边缘才是有创作性的。位于中心就永远无法提出边缘的问题。只有在个人选取的位置或脱离中心的位置才能做到。只有这样，世界上具有相同经验的人才有相互接触的可能。”[4]431大江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广岛札记》就是通过记录自己数访广岛的所见、所思，表现出其“从边缘出发的指向”，从中透视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探索人类的未来命运[11]。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大江，依然保持对时代精神与时代危机的敏感度，始终将其创作聚焦于时代与社会的突发事件与危机。他最长的一部小说，也是他晚年非常重要的一部小说《空翻》，就是由当时奥姆真理教事件引发的思考。他在自己的随笔中反思其创作缘起时写道：“如果在今天的日本出现救世主式的领导人，而且他也弃了教的话，那么他的信徒们会怎样生存下去呢？与奥姆真理教事件并行考虑的时候，小说的构成就开始在我心里有了雏形。”[4]49从对“救世主”的期待中可见，大江对日本社会和国家的深切关注与担忧，他的作家责任感使他超越了国家与民族，在后期的创作中与日本日趋活跃的国家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大江“晚年的工作”长篇小说系列的最新作品《晚年样式集》，也是在“3·11”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电泄漏事件之后，因他对日本政府的反应失望至极所创作的。这是时隔半个世纪，在继《个人体验》和《广岛札记》的创作后，大江晚年在新世纪背景下再一次在作品中重申自己的反核立场。小说中的“我”通过参加反核游行与演说来抗议日本政府继续启动核电站和将日本核电出口外国的决议，从中也表现出大江对日本“3·11”核泄漏事件给人类生存带来的潜在威胁表示深切的担忧。

由此可见，对时代与社会的关注乃至对人类未来的危机意识是大江创作出其独特文体的根本动力。而大江不同于其他日本的传统私小说家之处在于，他将对自我痛苦体验的关注转化为对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人类的苦难与危机的担忧与思考。而这种危机意识来源于他的责任意识，即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责任[12]。

二、从个人体验中透视人类的困境与危机

虽然福克纳与大江都身处边缘：福克纳置身美国的“边远南地”，大江根植于世界版图边缘的日本,但两位作家都在各自所处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新旧历史交叠的书写中，从个人的体验出发，透视人类的共相，揭示出当下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与危机。

福克纳认为，他真实的自我，多变、朦胧而又明确地体现于他的小说中。“福克纳在作品中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发现了他个人和地区的根基的艺术价值，学会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剖析他自己和南方地区在文化上的弊端，第一次认真地把有关南方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当作自己的创作题材。”[13]从福克纳的整个创作生涯中，都依稀可见他的家人和家族历史的影子。他将自己目睹的南方社会与文化的巨变、国家、种族与传统的冲突都融入自己的创作中，而这一切又促使他考虑历史、分析当前世界可怕的混乱，并且展望人类的未来[13]65。被福克纳自称为“最辉煌的失败”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似乎也取材于他的童年时代，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为钟爱的一部，因为据此他发现了“组合成了世界的种种偶然——爱情、生存、死亡、性爱与忧伤，以完美比例糅杂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恢弘的永恒之美”[14]。他自己也承认:“我就是《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15]而在这部作品中，昆丁似乎代表着福克纳矛盾的自我，同时也代表着南方处于战败与转型时期的青年绝望与惶惑的精神困境。他们迷茫、缺乏自我身份认同，沉迷于历史的记忆与荣耀中无法自拔,对现实中的巨变充满了排斥与恐惧，遭受着痛苦的精神危机。然而，福克纳笔下人物所面临的精神困境：自我怀疑、心灵的扭曲与异化、战争的创伤、家族毁灭性的影响也并非美国的南方所特有，而是至今人类仍共同面临的心灵困境。

福克纳也在对黑人和白人故事的书写中，洞察到种族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矛盾与不安，是人类陷入互相伤害与诅咒的根源。他的晚期作品中，不仅叙述手法和叙述角度有所变化，其主题也与以往有着巨大的差异。直到1942年，福克纳不再沉浸在对南方历史、传奇与神话的浪漫想象之中，而深切地意识到不得不放弃从前的价值观[16]。从《去吧，摩西》（1942）到《坟墓的闯入者》（1948）等作品中，都投射出他对白人与黑人的种族矛盾和黑人群体的关注，而这至今仍为引发美国乃至世界政治争端的症结所在。他的第十三篇长篇小说《去吧，摩西》被称为黑人的“人权宣言”，也被称为“福克纳的最诚实、个人身份暴露最多的小说”。桑奎斯特这样评述道：

《去吧，摩西》以两个有力和生动的例子——艾萨克·麦卡斯林和路喀斯·布香——说明了这一点，对这两个人物，福克纳似乎殚精竭虑，将他们处理成两个既不同，又有着密切相关并失败的形象。艾萨克对遗产的放弃，很像作者福克纳自己的情况，因为在想象那种继承的负担时，他的艺术力量不再起作用……而再现于具有表现力的尊严，他在路喀斯身上很快发现了这种尊严[16]14。

在福克纳眼中，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应该具有选择权及自由平等的权利，拥有作为“人类”所应有的尊严。《去吧，摩西》中的艾萨克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所属的麦卡斯林家族的腐朽，而选择放弃继承与生俱来的家族产业：“他没有任何财产，也从未渴望拥有，因为土地并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所有人，就跟阳光、空气和气候一样。”[17]由此，亦反映出作家福克纳呼吁作为类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思想。此外，在看待种族危机的问题上，他提出：无论任何肤色、任何种族都应具备“正直、尊严、道德和社会责任”[7]110。在《坟墓的闯入者》中，白人文森·高里被杀，而黑人路喀斯仅仅因为其皮肤是黑色而被捕，并面临私刑的惩罚。福克纳通过白人男孩契克对他的拯救，以白人律师史蒂文斯为自己的发言人，提出化解种族危机的一己之见。正如他自己在提及《坟墓的闯入者》这部作品的主题和创作意图时所言：“它的主题是关于黑人白人之间要有亲密关系……前提是南方的白人，比北方、比政府、比任何人都亏欠黑人更多，因此必须对黑人负责。”[14]213而随着他对种族危机认识的深入，他也进一步指出：“我不相信人应该向上帝祈求人类正义与种族解放。我相信他可以使上帝确信，不朽的个人尊严远比不公正更持久，在个人尊严的面前，家庭、家族、部落谈到自己时，应该以人类种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面目出现。”[7]110-111

如果说在福克纳个人与家族历史的记忆中透射出其对人类的精神危机与种族危机的关注，那么无独有偶，大江也有意识地把自我和包括残疾长子光在内的家人写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安藤始曾对此评论道：“大江的文学，出发的基点是反私小说的。但现实中……大江的小说是在他自己及周围发生的事情的基础之上，发挥其想象力书写而成的。”[18]大江在创作中融历史与现实、想象与真实于一体，突显出他作为日本“新时代文学旗手”的历史使命感。与福克纳大相径庭的是，大江在对个人体验的书写中，透视和反映个人、时代、社会、国家乃至人类所面临的残疾危机与核危机。与残疾儿共生的体验“使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在想象力的推动下，突破了‘核时代’的现实，进入了与‘弱者’共生的新的作品世界”[12]320。大江不同时期的作品，如20世纪60年代的《个人的体验》、90年代的《静静的生活》及“最后的小说”《晚年样式集》都深刻地印证了这一点。

《个人的体验》是大江获得诺奖的代表作之一，是大江成为先天头盖骨缺损的残疾婴儿的父亲之后，以自身的体验写就的一部自传性很强的作品。从主人公鸟的身上可见，大江如何从最初试图逃避焦虑、不安的痛苦，到决心与残疾儿共生的心路历程。而大江并未将作品的立意局限于私小说层面，而是提升到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来思索。如主人公鸟所言：“即使是在个人的体验里面，只要一个人渐渐深入那体验的洞穴，最终也一定会走到看得到人类普遍真实的近路上。”[19]大江甚至由新生婴儿的头部畸形联想到了人类所面临的冷战与核危机。小说的第十章中，大江有意提及赫鲁晓夫重新开始核试验的消息。大江借由主人公鸟表达了自己对核危机的关切：“核武器的问题我一直很关心的，我和朋友们的斯拉夫语研究会唯一的政治活动，就是参加呼吁废止核武器。”[19]221他还将在日比谷公园参加废止核试验的集会人员称为“能把地球的命运放在自己肩上的家伙”[19]232。由此可见，大江对人类所面临的潜在核危机的担忧。

而大江创作于90年代的长篇小说《静静的生活》则是对从60年代创作的《个人的体验》和80年代创作的《新人啊，醒来吧》《人生的亲戚》等一系列品的延续，是他与残疾儿共生的又一人生阶段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尝试以女性视角写作的一部意味深长的作品。然而，在这部作品中，大江进一步表现了对人类普遍存在的残疾危机的关注与拯救意识。大江曾这样介绍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

总之，我们的家庭确实从同时代里挣扎着维持了下来。直截了当地说：有着智障儿子的这个家庭，在社会里是易于受到伤害的……长子往来于护理学校高年级那段时期，听说住宅附近好像有少女遭到粗暴袭击，我们便感到不寒而栗，被不安所攫取，尽管没有任何根据，却担心儿子这个一直被我们认为非常纯洁的少年还有另一个侧面，该不是在什么地方袭击了那少女吧。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家庭便会处于与社会完全对立的境地。我还想到在那之后的、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关系将会出现的不安定因素以及我们面临的危险。不久后，长子的妹妹，发现了实际干下那事的犯罪者，是一个溜到我们这个街区来的坏家伙。于是我感到心情舒畅，在家庭里与长子之间的关系，也沐浴着新的光辉。而以此为原型写出的小说，就是《静静的生活》[20]。

这部作品讲述的是父亲应邀去美国加州大学做驻校作家，而生活与创作中的双重困境，使父亲陷入抑郁的状态，因此需要母亲陪同前往。家中的妹妹小球，毅然承担起照顾有智力障碍的哥哥的责任。大江在作品中通过女儿小球的视角，透视了残疾儿父母这一边缘群体的痛苦和困境。在小球所参加的为残疾者举办的各种聚会中，不同家庭背景、性格迥异的残疾儿的父母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母亲大多“沉郁但非常坚毅”，而父亲们却“看起来怯懦而阴暗”，与残疾儿共生的经历使这个群体在“人格特质上留下了阴影”[21]。而身临其境的小球，心中却有一个声音反复回响：“即使前景黯淡，不更应该提起精神突破障碍吗？”[21]51大江通过小球发自内心的呐喊，反映了这个群体虽身处困境，却勇于直面的勇气。而小球以带哥哥小鸟回四国峡谷山村参加大伯父葬礼为契机，解开了长久以来心中对父亲和哥哥的困惑。她通过祖母和伯母对父亲儿时山谷生活的记忆，进一步了解到，父亲一直以来将四国的森林峡谷作为祈祷人类灵魂得到救济的场所；而通过祖母与哥哥的交谈，意外地发现，哥哥所做的以《弃儿》为主题的曲子并非为怜惜自身的处境而作，而是有着“拯救弃儿”的深刻寓意。如大江在这一章结尾所写的那样:“如果这个行星的人都是弃儿的话，小鸟作曲所表现的精神，是何等的伟大啊！”[21]85这突显出了大江希望通过创作来拯救人类心灵的愿望。正如他在《暧昧的日本的我》①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用英文作题为“Japan，The Ambiguous and Myself”（可直译为“日本，暧昧与我”）的演讲，日译版题为：『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暧昧的日本的我”）与1968年川端康成获奖时，所作题为『美しい日本の私』（“美丽的日本的我”）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演讲词中所言：“作为立足边缘，远离中心的存在，我愿不断探寻……希望能为人类的治愈与和解作出自己的贡献。”[22]

萨特曾在与本尼·莱维的对话录《今天的希望》中指出：“希望是人的一部分；人类的行动是超越的……在行动的方式中始终有希望在。”[23]也就是说，希望是改变未来的支配力量，它赋予人类走出困境、自我拯救的可能,而福克纳和大江在创作中也都意识到了希望之中所蕴藏的力量。无论是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还是大江的《个人的体验》《静静的生活》及《晚年样式集》，两位作家都在令人近乎绝望的困境中看见希望：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通过昆丁这一人物见证了旧南方的历史，表达了自己对新南方的认同与期待：“你看，我写下希望，而不是思索。因此，就让它是希望吧——那就是让理应受到谴责的人无法逃脱，让其他人不再缺少怜悯。”[24]由此，体现出福克纳对人类所应具有的责任感与怜悯之心的渴望，期待以他的作品引领人们走出精神困境。而大江在《个人的体验》中,似乎也通过鸟的国际友人戴尔契夫在字典上写下的“希望”二字，找到解除人类共通的精神与道德困境的答案；在《静静的生活》中表达了与残疾儿共生，希望犹存的心境；在他晚年“最后的小说”《晚年样式集》中，亦“揭示了被灾难和烦恼阴影所覆盖的人类的希望”[25]。这也是大江与福克纳文学创作的契合之处：他们都放眼未来，通过充满希望的作品，给绝望中的人类以面对困境、继续生存的精神支柱和勇气，进而探寻人类的自我救赎之路。

三、异质文化文本中折射出的和平意识

在福克纳和大江的创作中，都有着人道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倾向。同时，他们各自根植于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现代书写中，亦突显出他们的和平意识，引领人们走出战争危机带来的阴霾。

如果说《去吧，摩西》《坟墓的闯入者》体现了福克纳对种族危机的关注，那么他历时10年创作完成的鸿篇巨制《寓言》，则充分体现了他的和平意识。这部作品将背景设置于现代战争这样一个高度浓缩了人类现代危机的社会权力场域，其反战意图昭然若揭，可谓福克纳毕生至高、至理、至纯的一份人本主义宣言[26]，也是他为反对人类的战争、倡导世界和平所做的最大的一次冒险。骨子里，福克纳是地方性极强的作家，然而在这部作品中,他却选择离开自己所熟悉的密西西比，而选择美国以外的法国作为故事背景，以他亲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使故事的背景扩展至整个欧洲和北美，甚至借特定的历史将目光投射于遥远的非洲，体现出福克纳打破身份疆界、超越南方地域主义的国际视野和恢弘气势[26]24，映射出他探索复杂的人性和人类自身困境的决心。他将全人类视为和平的共同体，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声中，在善与恶的抗衡、权利与道德的较量中，坚信人类信仰与坚韧的可贵，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的尊严与价值的珍视。这一点深刻的映射于其作品的立意中，突显出他对人类未来和平的希望与梦想。在《关于〈寓言〉的一点说明》中，福克纳指出：

若要结束战争，人类就必须找到或是发明某种比战争、比人的好战性、比人的不顾一切追逐权力的欲望更有力的东西……应该教会所谓的权利联盟去憎恶战争，不是为了道德或经济上的理由，也不是单纯为荣辱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惧怕战争，不敢冒险发动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在战争中的自己——不是作为国家、政府或是意识形态，而是仅仅作为简简单单易于死伤的人类——会首先被消灭[7]270-271。

福克纳在《寓言》这部作品中，表达出对消灭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期望，对深不可测的人性与极端复杂的人类境遇的深入思考。在他看来，战争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最为昂贵、最为致命的罪恶”[26]320。他试图通过这部作品，提出化解战争危机的途径：即克服人类普遍存在的好胜心与权力欲，同时铭记战争中国家与个人需要付出的惨痛代价，永远对战争怀有厌恶与恐惧之心，珍视人类生命的价值。正是这部将人类自身视为和平基点的《寓言》，使福克纳的创作最终完成了“从南方到世界中心的跳跃”[27]。

而在东方的日本，作为反战先锋的大江，其随笔《广岛札记》亦表现出对战争的憎恶，试图书写对人类和平的构想。广岛也是他个人体验之外的又一创作源头，成为他“最有分量的、最具影响的存在”[28]。《广岛札记》创作于大江的残疾儿诞生不久，而畸形儿的诞生与原子弹爆炸在大江创作中被他视为同样的课题：它们都是大江对人类在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前，对人的存在方式与自我救赎方式的思索。他两次访问广岛，在个人面临与畸形儿共生的人生抉择和友人自杀等人生困境中，写就的反映广岛人坚强意志、倡导反战反核思想的调查记录,体现出他对人性的关注；从广岛人经受的灾难中，反思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倡导人类走向和平。

在《广岛札记》中，大江随重藤院长深入了解了原子弹受害者的体验和感慨，在对未得到国家救助的死亡病例的追访中，对广岛人身上所具有的“勇气、希望、诚实”等人类共同的品质有了更深的体会。通过对其中一位因广岛原子弹爆炸而患白血病的青年的死，进行了从个人到国家乃至人类危机的深刻反思，提出对日本政府发起战争的错误选择的质疑。一位经历了原子弹爆炸的青年，在接近20岁生日的时候发现自己患上白血病。他并未像其他癌症患者一样，在痛苦中等待死神的降临，而是乐观的生活和工作。而最终，这个青年还是在受尽一切病痛的折磨后死去了。大江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这个青年之死的惋惜与愤慨。他写道：“死去的青年在遭到轰炸时，只有4岁……就是这个幼儿在20年后，以他自己的肉体为国家承担了责任。也许他尽管是一个幼儿，只是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就不得不被卷入到这个国家最坏的选择中去。难道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竟然如此悲惨！”[11]116而大江所谓的“国家最坏的选择”指向的正是日本政府发起侵略战争的选择，而最终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却由像死去的青年这样的广岛人来承担。可见，与当时日本政府对战后责任暧昧的态度正相反，大江对此有清醒认识，并以反省的姿态面对史实。继而，他在反思国家战争责任的同时，又将目光投向人类的未来。

而随着创作的深入，大江在其70年代创作的《洪水涌上我灵魂》（1973）、80年代的随笔《生的定义》（1985）、90年代的随笔《广岛的“生命之树”》（1991）及新世纪初出版的《定义集》（2012）等作品中越来越明显地投射出了大江反战反核的和平意识，体现出他对现在和未来的和平的期盼。在写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信中，他表达了对自己民族的反思：“我们这样的国家，经历了戏剧性的激荡曲折的现代化，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深刻创伤，这个世纪的前半期，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伤害，导致了世界上首次由于核武器而遭受的灾难，是自身内部造成的，这是关系到未来的一种创伤。”[4]304他认为，在未来日本决不能实施核武装，必须创造性地提出独立面向亚洲和世界的长久和平构想。这是有关人类的构想，也是对能够延续到未来的人性的思考。他希望：“通过我们这流通范围不大的语言，去构想我们自己的未来人性，并向亚洲、东西欧、南北美发出积极的倡导，我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并为此做好了准备。”[4]307

据此可见，身处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福克纳与大江，在各自的创作中似乎都突显了一种“倡导和平、寄希望于未来”的文学品格，从而“呼唤全人类的爱与良知，倡导人类拥有同情、牺牲与忍耐的灵魂，承担起应有的道义和责任”[29]。他们都发出了有别于同时代本土文化圈的其他作家的呐喊声，引领人类找到通向自我救赎与美好未来的道路。

四、结语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岁月中，无数思想家不折不挠地绵延着一个辉煌的理想：建设一个让所有的人、所有的群体、所有的民族共享和平和繁荣，不再恐惧、仇恨，不再杀戮，不再有战争的和谐幸福的美好家园[30]。西方的福克纳与东方的大江在各自的创作中，都继承和突破了各自民族的文学传统，从历史与现实的神话般的想象中，探讨人类内心的冲突与精神危机，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探索拯救人类心灵的良方。福克纳和大江因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所产生的危机感、责任感、和平意识及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也使他们充满希望的作品兼具了理想主义与治愈性，超越了时代，体现了当代世界文学话语的共性与倾向，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