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夫,苗慧敏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1]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英雄的军队和人民群众,在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过程中,用生命和鲜血孕育而出的。而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政治领导:革命精神形成的实践保证

“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2],政治领导是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方面。党的政治领导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在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准确判断国内形势,提出明确的政治方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人民群众为完成任务而团结奋斗。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政治领导下,人民群众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为取得战争胜利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活动,为革命精神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一)思想上深化认识，逐步实现政治领导

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天生属于中国共产党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革命优越条件使然,更是自身不懈奋斗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而共产主义社会是最高的社会形态,优越于其他任何社会形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优越于其他任何阶级政党的领导。但是,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的实现也经历了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以及对革命的认识不足,共产党人普遍认为中国革命需要在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统率下,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至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才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参加革命,并且需要取得领导地位。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从思想上认识到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着手制定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路线、方针、政策。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纠正了过去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路线,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队伍的绝对领导,并且制定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原则。总的来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领导权的认识处于形成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正确领导标志着党政治领导的成熟,也是党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对国内形势的准确把握下,明确革命路线,创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带领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1948年,毛泽东同志总结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3]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并且制定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目标: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过程中,主张建立一个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外军入侵,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反帝反封建人民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解放战争时期,基于新的主要矛盾,共产党要建立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我们党根据不同历史条件制定的各个阶段的政治目标。

(二)行动上落实政治理念,丰富革命实践内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力量上处于弱势,此时看其是否实现对革命的领导,就是看其是否实现了政治领导,而实现的根本标志就是我们党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坚决的执行。其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后,为推动其贯彻落实而进行的一切活动,既彰显出我们党对中国革命成功的政治领导,又丰富了革命实践,成为了革命精神产生的肥沃土壤。

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同时也是这一政策贯彻落实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从1935年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到1937年国民党发表合作宣言,在这段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两年时间中,我们党经历了反蒋、逼蒋、联蒋三个历史时期,没有共产党的坚持与斗争,国共合作就无法实现,统一战线也就无法形成。

统一战线形成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两面政策:既抗日又动摇;既联共又反共。在合作期间多次发动反共摩擦,给共产党造成了严重损失。中国共产党在认清国民党两面性后,坚持独立自主,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既合作又斗争,从而保证统一战线的发展。在此次国共合作以及贯彻落实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愈发突出,国民党政府迫于国际国内形势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意联共抗日,表面上是中国大资产阶级被迫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实际表明,无产阶级在整体把握形势、制定革命路线方面更具领导优势。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绝不会变更的”[4],统一战线既不否定联合,也不否定斗争,是综合两方面于一体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既是统一战线的倡始者,同时在其中又起着政治领导作用,正是有了共产党的努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才停止发动各类反共摩擦,同意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除此之外,在领导革命过程中,中共中央还制定并实行其他各项具体政策,包括政权组织、劳工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等,为党正确领导革命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发展方向。

(三)领导中紧扣人心，获得强大革命力量

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就是党在政治上代表人民大众,这需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党的政治主张以及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人民群众在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认识的基础上,对党给予政治认可与支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强大的敌人与艰苦的环境。在敌我实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挽救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究其根本原因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基本国情相结合,从而实现了党与人民的结合。历史表明,结合人民、赢得人心,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同时也使我们党有了可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完全打不破的。”[5]正是赢得了人民、人心，中国共产党才掌握了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成为无产阶级成功领导革命的关键一环。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代表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是全国人民的诉求与心声。自成立之日起就将此奉为自己的职责所在,党的二大明确了以反帝反封建作为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

其次,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时刻代表人民的利益。革命时期,我们党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农村问题是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其中土地问题首当其冲。为解放农民,扩大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开展减租减息、土地革命以及大生产运动,这些措施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地权、财权等合法权利,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减轻负担,增加收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阶级的抗日积极性,同时团结农民,赢得民心,使其在抗日战争中成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

最后,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基层民主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党在创建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就意识到农村政权的掌握,关系着根据地的生死存亡。为使根据地健康发展,我们党不断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1940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三三制”,1941年,将开展村选运动作为年度四大工作任务之一。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农村基层新型政权,真正代表群众利益,进一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从而促进群众积极参与政治,投身抗日运动,为根据地的建设、革命精神的产生提供力量保证。

二、思想领导:革命精神形成的理论源泉

思想领导是党进行全面领导的方面之一,是党完成政治任务的重要保证,没有思想认同,政治任务是无法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领导就是以党的思想、理论、政策武装人民,引导人民,使全体军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思想建设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先进思想文化灌输于根据地建设的方方面面,使其成为革命精神的理论源泉。

(一)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精神形成的思想引领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最终解放全人类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敌后带领广大军民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产生了伟大的革命精神。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革命的理想信念是革命精神形成的思想前提。在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时刻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将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认可的基础上。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宣传、学习和教育,中国共产党能够以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成功领导中国革命,形成革命精神。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是革命精神产生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出，精神来源于物质,是一定物质的主观反映,同时又能给物质以能动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层人民在共产党的动员和领导下同仇敌忾,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自然灾害频发双重困难,根据地党政机关积极开展生产互助、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在实践中践行爱国主义、不怕牺牲、自强不息等优良传统,成为革命精神形成之物质前提。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革命精神的重要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6]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是革命精神的重要源流之一,蕴含在其中的民族精神基因滋养着革命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革命精神充分继承与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我们的祖辈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等反映中国人民优秀品质的神话传说;有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情风尚以及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而中华文明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有“临患不忘国”的爱国主义情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还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改弦更张”的创新精神等,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革命精神的重要源泉。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根据地发展和艰苦对敌斗争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将其渗透进革命精神形成的方方面面,使革命精神在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理内核的同时展现出鲜明时代特征,成为坚定文化自信的优质基因。

三、组织领导:革命精神形成的主体力量

组织领导就是以党的各级组织、干部和党员为纽带,对人民进行组织上的领导。抗战期间,共产党广泛开辟根据地,这不但是我党抵抗日本侵略并保存自身的有效手段,更是革命精神诞生的主要场所,其中党的各级组织与广大党员在根据地充分发挥自身领导与示范作用,成为革命精神形成的主体力量。

(一)党组织在革命精神形成中具有领导作用

党在军队、社会机构、社区、农村等地建立党组织,指派党员在其中从事领导工作,是实现组织领导的主要途径之一。在革命时期,加强党的领导与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没有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党的领导作用就无法充分体现;没有党的领导,抗日根据地就无法开辟建立,革命精神就无法形成。

随着抗日战争不断深入以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无所作为,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中流砥柱。“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已经成为政权、武装与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因此,我党应立即公开。要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部,增加领导机关,扩大党内民主,加强我党在政权、武装及群众运动中一切方面的领导作用”[7]。

第一，建立健全地方党组织,实现对政权的领导。在党的组织领导中,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根本问题和重要标志。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便积极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侵略斗争,先后经历多次失败,党组织也因此经历了不断被破坏又恢复的过程。其中,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山西遭受重创的党组织就开始逐步恢复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开始建立或改造晋东南地区的政府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其中以山西牺盟会的改组为代表。

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统一战线呼声日益变大,因此,隐蔽在阎锡山组织中的秘密共产党员提出建立抗日救国同盟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之初,由于国民党阻挠且缺少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各项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36年10月,在阎锡山邀请下,刘少奇等人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主持了牺盟会的改组,重组后的牺盟会会长仍为阎锡山,但在常委及执委中增加了薄一波等中共党员,至此牺盟会改为由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组织。其中薄一波、戎伍胜作为山西行政区主任和牺盟会负责人,在晋冀豫根据地创建初期利用掌握的政权和牺盟会的领导权,与八路军相配合,在晋东南地区撤换反动的旧县长,改造旧政权,实现了党对根据地政权的领导。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地区的政权机构不断完善。1937年10月,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并先后建立五个特委和一个办事处,他们分别恢复和领导所辖地区内的党组织,为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政权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二，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实现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1927年,毛泽东进行三湾改编时,首次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此举在实践上形成以连支部为基础的严密的组织体系,造就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是党开辟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力量保证。

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根据地各个地区,正是由于“支部建在连上”,分派出的每一个连队相当于党的各个小组,他们深入周边地区,在敌后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不断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正是这样麻雀式游击战使日本侵略者头疼不已。著名的战地记者贝尔登曾这样感叹：“如果换一支别的军队,也像这样分散于敌后,就很可能会丧失士气,归于瓦解。”[8]而八路军之所以能够依靠游击战争承担起抗日的半壁江山,主要在于我们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这是将党的意志灌输至军队每一位战士的有效组织形式,也是将党指挥枪落到实处的制度保证,从而实现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正是这样一支党领导下的、组织严密的人民军队,在敌后积极建立抗日武装,成为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成为革命精神产生的主体力量之一。在艰苦的对敌作战中孕育出勇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围攻作战,粉碎敌人“囚笼”政策,击退日军的疯狂扫荡。在无数次战斗中,涌现出以朱德、彭德怀、左权为代表的战斗英雄。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舍生忘死、英勇奋斗,其中八路军指战员共伤亡60余万人。他们前仆后继,在战场上勇于斗争,不怕牺牲,造就的英雄主义精神,是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建立地方抗日组织,实现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重要依靠与力量源泉,其中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是开拓和维持根据地的中心环节,我们党在全面领导根据地建设时,充分依靠群众运动的力量,建立了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民族危机加深,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在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建立地方抗日组织,领导群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如在山西,各级、各领域的共产党组织领导牺盟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广泛发动群众运动,同时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吸引进步人士和中间力量,不断扩大抗日队伍。在冀西、豫北地区,地方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组织抗日团体,建立抗日政权,进行抗日斗争。如磁县党组织就领导全县各界群众组建“抗敌后援会”,为战争进行募捐,承担后勤、宣传等工作。并组织起一支以党员干部为骨干的抗日游击队——河北民军十三支队。

在开展对外革命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动员群众进行反对封建势力,争取民主的内部革命。如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领导群众进行反对贪污腐败，反对摊派不公,改造旧政权,撤换反动县长等运动,在斗争中实现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和实行合理负担等民生改善的目标。通过一系列根据地的内部斗争,扩大群众组织,改善人民生活,为根据地巩固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夯实根据地的生存基础,净化根据地环境,使根据地真正成为我们党的活动空间。根据地群众也在与天斗、与敌斗的过程中产生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成为革命精神产生的又一重要主体。

通过组织领导,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对抗日根据地政权、人民军队、群众运动的全面领导,这一过程水到渠成。党组织在根据地中恢复、发展、壮大,最终掌握政治权力,建立政治机构和军队领导机关。与此同时,广泛发动群众,组建群众抗日力量,并在其中建立党的组织,将群众运动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下。至此,敌后抗日根据地完全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我们党活动的主要区域,形成强大的革命精神主体力量。

(二)党员在革命精神形成中具有先锋模范作用

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是我们党的力量所在。在根据地开辟与发展的同时,共产党员队伍在迅速地发展,他们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生产、工作、学习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全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坚持抗战和巩固发展根据地的中坚力量,更是革命精神形成的示范主体。以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党员同志,他们为建立、保护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指挥了诸如长生口战役、长乐之战等无数战役,开展了开荒种田、减租减息、兴修水利等根据地建设活动。根据地的每一寸土地、每一项改革都倾注了他们无限的心血。

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八路军指战员共伤亡60余万人,这里面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活跃在根据地建设方方面面的基层党员和干部,他们在生产、生活、学习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革命精神形成的动力源泉。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9]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革命精神作为革命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力量,是今天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之一。在此探讨革命精神形成中党的领导的价值,一方面突出党的领导在革命精神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革命精神是当前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