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中杰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列宁的“灌输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核心指导理论之一，同时也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学科内部争议较多的理论之一。特别是伴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部分意识形态工作者开始对这一理论产生更多疑虑。新媒体条件下列宁“灌输论”是否已经过时？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否仍需“灌输”？如何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更好地运用和贯彻列宁“灌输论”？一系列问题亟待做出进一步阐释。

一、列宁“灌输论”的核心要义

由于学界对这一理论的探讨相对丰富，这里仅就其核心要义，特别是存在争论的议题进行简要阐释，亮明观点，并为后续探讨奠定基础。

(一)理论渊源

长期以来，学界对“灌输论”的思想“源头”存有争议，主要存在四种观点。一是列宁说，即认为列宁本人是这一思想的首创者。有学者指出，“灌输”思想最早出现在列宁于1894年发表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其后，他所撰写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则标志着这一思想的正式形成。二是考茨基说。有学者认为，考茨基于1886年发表于《新时代》的论文中提出“灌输”思想，并在该文中指出：工人运动如果不加以引导，就不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想。三是马克思、恩格斯说。学者金重早在1986年便发表文章《“灌输论”的首创者不是考茨基而是马克思恩格斯》[1]。孙来斌则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虽未系统阐发‘灌输论’，但是为之做了重要的奠基性、前创性的贡献。可以说，‘灌输论’的每一个观点都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思想起源。”[2]四是德萨米说。有学者继续向前追溯这一思想的源头，认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德萨米首先提出“灌输论”。“要往无产者的头脑里灌输真理:你有责任给无产者进行这一洗礼。”[3]德萨米在其1842年出版的著作《公有法典》中就用到“灌输”一词。

因此，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列宁并不是“灌输”思想的首创者，但毫无疑问是全面、系统、明确地阐释这一思想的第一人。在列宁之前，德萨米、考茨基等人针对“灌输”问题提出部分感性、零散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为“灌输论”的正式形成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列宁则真正将“灌输”思想从不成熟的观点转变为系统化的理论。

(二)主要内容

列宁主要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中系统化地回答了“灌输论”涉及的五大主要问题：为何“灌输”？为谁“灌输”？谁来“灌输”？“灌输”什么？如何“灌输？

1.“灌输”的必要性。列宁从内部和外部两大因素进行了阐释。从内因来看，“灌输”的必要性来源于工人无法自发地生成社会主义意识。“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4]317从外因来看，如果不去“灌输”，而是放任“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4]327,“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4]328。换言之，列宁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先发”优势，它形成了完备的传播体系，具有更加强大的传播力，更易获得思想舆论话语权。在工人阶级无法内生社会主义意识的条件下，只有从外部进行“灌输”，才能避免工人运动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支配。

2.“灌输”的主体与客体。关于“灌输”的主体，列宁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中认为，主要是指具有扎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人，具体包含四种身份的“灌输”主体，即“理论家的身份”“宣传员的身份”“鼓动员的身份”“组织者的身份”。每一种身份都有相对应的素质要求及工作内容。在此基础上，列宁认为，“灌输”主体想要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即想要“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就必须同时做好四种身份所对应的工作。关于“灌输”的客体，列宁认为不仅是特指工人阶级。客体实际上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工人阶级，二是整个无产阶级及其联盟，三是“居民的一切阶级”。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使其具有社会主义意识毫无疑问是“灌输”的首要目标。但是，列宁并没有将工人作为唯一的“灌输”对象，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应当“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4]285，“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4]363。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扩大社会主义思想的群众基础。

3.“灌输”的内容与方式。“灌输”的核心内容是明确的，即“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4]285，其中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立场，也包括无产阶级开展政治斗争的方法与技能等。就“灌输”的方式而言，列宁提出一套系统化的“灌输”方法体系。首先，他提出“灌输”的总原则，即“从外面灌输进去”。正如他所言：“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4]363其次，他提出“灌输”的两大基本方式,即除了正面“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外，还应从反面入手，开展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使无产阶级“从政治鼓动和政治揭露中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4]273。再次，列宁特别强调要针对不同阶级、不同思想觉悟的群体特点“因材施教”地运用各种具体“灌输”方法。他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4]366，“在一切阶级中间激发政治上的不满，唤醒沉睡者，鼓励落后者”[4]380。

(三)基本定位

由于对“灌输”一词的理解不同,学界对列宁“灌输论”的定位存在不同见解。其中，“方法说”和“原则说”是最为常见的两类观点。“方法说”认为，列宁的“灌输论”主要在探讨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基本方法，即“灌输”法。其中，对“灌输”法的理解又形成两大分支：一是认为这一方法的核心内涵就是理论观点的讲授，它本身既有缺点又有优点，讲授的效果因人而异；二是侧重从贬义层面进行理解，将这一方法等同于填鸭式教学或强制性说教，事实上将“灌输”法直接看作是现代社会应当抛弃的错误方法。“原则说”认为，列宁所讲的“灌输”，并非是一种具体方法，而是一种宣传教育原则。它并不等同于理论讲授，更不等同于强制性说教。总体来看，相较于“方法说”，事实上“原则说”更加接近列宁“灌输论”的本意，但仍然要指出的是，“原则说”也并不能全面概括其理论内涵。

相较于“原则说”，笔者更加倾向于“原理说”，即列宁“灌输论”不仅是一项宣传教育原则，而是一项同时具有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方面，它确实表现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如上文所述，列宁“灌输论”中的“灌输”并未特指某种具体方法，而是提出“从外面灌输进去”这一总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列宁认为，“灌输”的具体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应当对不同阶级和群体的特点进行研究，以便分别采取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方法。例如，在谈到对农民的“灌输”问题时，列宁指出：“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而只能靠榜样的力量，靠农民群众对日常实际生活的认识。”[5]这里至少提出“灌输”原则指导下的两种具体方法，即榜样示范法和实践教育法。另一方面，列宁“灌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事实上阐明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和政治自觉性形成的过程及其内在规律；阐明了新旧社会制度更替过程中意识形态传播的客观规律。

二、列宁“灌输论”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认识误区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构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空间”，意识形态传播环境与过去相比发生显著变化。这在客观上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者重新思考列宁“灌输论”及其适用问题。在此过程中，部分工作者由于未抓住该理论的实质，或者不熟悉网络传播环境，从而对“灌输论”产生若干认识误区。

(一)网络空间“无需灌输”论

这一认识误区又包含三个维度。一是部分理论与实践工作者认为“线下灌输”已经能够满足意识形态工作需求，因而无需开展“线上灌输”。这一错误认识的形成，通常是由于意识形态工作者过度看重网络空间的现实性，认为互联网作为“第二空间”，归根结底具有现实性，受到“第一空间”即现实空间的制约。他们因此认定：只要做好现实空间的意识形态工作便无需到网上开展“灌输”。这一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网络空间虽然依赖于现实空间而存在，但它同样具有相对独立性，网上传播的思想观念可以不通过线下渠道直接向公众渗透，因此，在放弃网络“灌输”的条件下，现实空间的意识形态工作也不可能真正做好。二是部分理论与实践工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自发地”进入到网络空间，因而没有主动开展网络“灌输”的必要。这一错误观点事实上过分忽视了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在信息传播方式上的差异，并夸大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自发条件下的网络传播力，其结果只能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法真正占领网络阵地。三是部分理论与实践工作者认为，网络空间作为人类全新建构的“自由空间”，不应该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不能将“灌输”理论运用到这一空间。这一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它过度看重网络空间的相对独立性而忽视了其在根本上所具有的现实性，将网络空间想象为不受任何道德与法律约束的“乌托邦”。但事实上，互联网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并未处在社会规则之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舆论飞地。”[6]当然，伴随着互联网成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彻底的网络空间“无需灌输”论已经趋于消散，但这一论调背后各种顽固的思维偏见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二)网络灌输“无用有害”论

这一认识误区又包含两大维度。一是网络灌输“无用”论。部分意识形态工作者认为，列宁“灌输论”提出于100年前，其作用范围主要为现实社会。在网络空间中，传播环境与过去相比发生巨大变化：信息爆炸使得某一信息受到网民关注的概率显著降低；“人—机—人”模式的非面对面互动使“灌输”客体的行为自由度大大提升；“灌输”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一系列变化最终将导致列宁“灌输论”无法在网络空间中继续有效运用。应当肯定的是，这一观点看到了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意识形态传播环境的巨大差异，并提出了“灌输”的具体操作方式亟需适应新环境这一命题，但其错误之处在于，它过分夸大了新旧传播环境之间的差异，而过分小觑了列宁“灌输论”的适用性。二是网络灌输“有害”论。这一观点事实上建立在上述“无用”论的基础上，认为在网上开展“灌输”，不仅无益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而且由于“灌输”主体会利用其掌握的网络传播渠道主动向客体输入大量信息，或者会利用网络渠道向客体进行频繁的说教式宣传，反而会引发网民的逆反心理，进一步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这一观点所表达的忧虑不无道理，实际上，在网上开展意识形态“灌输”，必须运用恰当的方法并在力度上不能超越应有的“度”。但此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它将“灌输”定位于一种具体方法，且把“灌输”几乎等同于“一味说教”。

(三)网络空间“灌输万能”论

这一认识误区与上述两类观点恰恰相反，它认为，列宁“灌输论”在网络空间仍然具有其重大现实意义，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指导理论，且只要坚持“灌输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就能够取得应有成效。这一观点看到了列宁“灌输论”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相较于前两类认识误区而言具有进步性。但与此同时，其错误之处在于过分夸大了列宁“灌输论”的价值，形成“灌输万能”的思想倾向。事实上，“灌输论”毫无疑问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指导理论，但绝非唯一的指导理论，更非万能理论。如上所述，列宁“灌输论”的总原则在于“从外面灌输进去”，即将社会主义思想从工人阶级外部向其内部输入。这一思想运用到网络空间，首先是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网下向网上“灌输”，从网民群体外部向其内部输入。在此条件下，如果过分夸大“灌输论”的现实意义，很有可能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形成过度依赖外部力量的习惯。长此以往，相应的内生力量会由于得不到充分重视而无法获得显著成长。

三、列宁“灌输论”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运用方略

“灌输论”在网络空间的运用应重点做好两类工作：一是推动相关工作者走出认识误区，在思想上准确认识“灌输论”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意义。二是充分挖掘“灌输论”内涵,以在行动上切实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效能。

(一)全面把握“灌输论”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意义

在互联网时代，列宁“灌输论”并未过时，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的开放性、碎片化等特征决定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更加需要“灌输论”。具体而言，互联网的高度开放性使得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与异质化程度远远高于现实空间。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事实上更加激烈，网民不断受到“琳琅满目”的思想观念或理论观点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降低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度。与此同时，伴随着“碎片化”成为网络信息传播的基本方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原有的“整体性”传播策略已经不能有效适应新的传播环境。在此条件下，如果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自发”状态而不主动进行“灌输”，其传播失败的风险将大大增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因此，相关工作者绝不能放任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自发状态，而必须坚持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外面灌输进去”，以此改变网络空间内部多元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比，不仅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站稳脚跟”，而且推动其持续保持竞争优势，逐步占领更大网络阵地。

(二)同步完善正面宣教与反面揭露两条“灌输”路径

如前所述，列宁认为，应当着力避免“灌输”路径的单一化，而应通过“政治鼓动和政治揭露”两条路径使无产阶级“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这一思想运用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就是既要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正面宣教，从而巩固并扩大网络“红色地带”，又要广泛揭露网络空间中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落后性甚至反动性，缩小或瓦解网络“灰色”与“黑色”地带。就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现状而言，相关工作者在正面宣教领域进展迅速且成果显著，但在反面揭露方面却相对滞后。事实上，列宁特别强调“灌输”过程中的反面揭露。他认为：“如果不负起责任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就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4]343在互联网条件下，对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揭露与批判工作的不足，往往使大量网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先进性，却不熟悉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落后性，甚至不了解哪些属于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此以往，由于无法形成鲜明对比，网民将极有可能产生模糊认知，难以对不同意识形态进行区分，进而引发价值观的混乱。因此，相关工作者应当积极发现网上存在的各类社会思潮、网络亚文化以及有价值偏差的理论观点，要敢于并善于揭露其中不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思维方式，从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真正凸显出来。

(三)深入研究各类网络群体以实现针对性精准“灌输”

如前所述，列宁十分重视对不同类型群体进行研究，以便在掌握其差异性特征的基础上实现针对性地精准“灌输”。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思想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指导意义。首先，互联网条件下意识形态针对性精准“灌输”的需求显著提升。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信息总量的指数级增长、内容类别的高度细分以及传播渠道的多元化。这些变化不仅使得网民原有的多元化信息需求得到满足，而且对其形成进一步刺激，使信息需求朝着更加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网络“灌输”要真正取得实效，就必须与这一需求变化保持同步，以精准“灌输”满足网民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其次，对各类网络群体展开深入研究是针对性精准“灌输”的前提。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应当从转变观念开始，不因网络群体具有虚拟性，便将其看作是“虚假”群体而将其忽视。在此基础上，相关工作者应当切实走近或走入各类网络群体当中，实际深入到不同的网络社区与平台，近距离观察、记录甚至参与到特定网络群体的活动中去，从而深入了解该群体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为制定精准“灌输”策略奠定基础。再次，敏锐利用新技术与新媒体实现网络意识形态针对性精准“灌输”。在信息需求高度细分的前提下，依靠人力或传统手段显然无法有效提升网络“灌输”的精准性，因而新技术的运用势在必行。相关工作者应充分掌握和利用媒体融合、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并着力构建网民需求精准挖掘机制、网络信息精准审核机制、网络内容精准推送机制，从而牢牢掌握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