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九发

(江西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老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既拥有大量以物质形态为表现形式的历史遗存，也包括以苏区精神为核心表现形式的红色精神。赣南革命老区在精准扶贫中充分运用红色资源，以红色旅游为载体，将红色资源的优势转化为提升贫困户收入的经济优势。但是，贫困户获得稳定和可持续收入的困境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为赣南革命老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了现实的挑战。当下正是赣南革命老区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期，总结老区精准扶贫的经验，吸收苏区时期依靠制度，组织起来发展具有集体经济性质的合作社，推进道路、农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群众技艺的培训和法制的保障等全面振兴乡村等的有益启示，成为当下革命老区走红色道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实现赣南革命老区乡村现代化的新动力和解决老区“三农”问题的总章程，尚处于完成制度框架和形成政策体系的起步阶段。实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现实要求和战略任务是为了解决老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振兴，两者正处于新时代的历史交汇期。因此，总结赣南革命老区精准扶贫的历史经验，借鉴苏区时期振兴乡村的红色道路，对于当下革命老区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红色道路实现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

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建立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后，进行了苏维埃政权建设，培育了苏维埃干部关心群众生活的扶贫初心。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变革、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搞经济建设和创办学校提高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等一系列措施，实现苏维埃乡村的振兴。

1.1 中央苏区振兴乡村的历史背景

军阀混战等造成政治不靖，带来高额且繁多的苛捐杂税，加之农村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农民生活极端困苦。赣南农民群众粮食缺乏，以“糠充饥”，衣服是“洞满身。 ”[1]2闽西永定群众长年不买油，“每天吃稀饭两顿，番薯饭一顿，算是比较好的生活。衣服屋宇更是破烂得不堪。”[2]245

农民生活的困窘，既源于赣南地区农业生产环境的恶劣，也根源于土地制度不合理以及其带来的高额剥削。寻乌的 “地主仅占有人口的3.445%，却占有土地总量的 30%。 ”[3]68福建上杭的调查也证明，仅“占总人口3.6%的少数人，却占有超过30%的土地。”[4]9罗荣桓在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指出，“遂川草林圩地主黄礼瑞占有可收9000 多担稻谷的水田。 ”[5]51地主通过土地向贫雇农收取强制性的高额地租，其 “一般租率是50%。 ”[6]29随着军阀战争的加剧，战争的军费由地主转移至贫雇农，地租的收租比率在55%至75%之间。群众除了承担地租外，还要缴纳名目繁多的捐纳、征借，如米折税、騇契税、牙当税、保育税、贝壳税、樟脑税和印花税等，更有“永新的老婆捐——农民讨个老婆都要纳捐五角。”[7]207—208国民政府的报告也表明，农民要承受远超于正税的苛捐杂税。永新、莲花、宁冈三县的“地方附税及其它苛派杂捐，常超过正税若干倍。加之粮差户书陋规复甚繁伙，常等于或超过正税之数。”[8]21在残酷的地租剥削和苛捐杂税的压迫下，农民群众不得不借高利贷，但由于农业生产的衰落和军阀混战带来大量的摊派，农民群众无力偿还高利贷，陷入“卖男鬻女嫁老婆”的境地，“自耕农则沦为佃农，佃农则辗转流亡。”[9]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调查还是国民政府的报告，都表明乡村农民群众终年在田间耕作，却难以换取一顿温饱，处处可见农民生活的困窘境况，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

毛泽东领导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变革了赣南闽西地区的土地制度。同时施行累进税和取消苛捐杂税等政策，充分调动了赣南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初步解决了日常生活中的粮食问题，赣南农民群众摆脱贫困的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为了巩固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党内和苏维埃政府内出现了忽视经济建设、谈经济建设被称为“右倾”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评，国民党封锁下“盐很贵”，“春夏谷子贵， 秋冬便宜”，[10]120这些情形动摇了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的思想。他要求乡苏主席团的中心工作是“修路、发展合作社、春耕运动”等，经常工作是“粮食、教育、卫生”等，注意的特殊问题是“饥荒、水灾。”[11]345乡代表会议“讨论的问题要实际化，比如讨论春耕问题，要依据春耕的每一项进行具体讨论;乡代表会议在讨论每一项工作时，根据实际情况规定切实的办法，如发展合作社发展多少人;逐项讨论，并且在下次讨论此项内容时，要进行工作的检查，未完成的要进行批评。 ”[11]348可见，毛泽东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培育了基层干部解决群众的实际难题、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初心。

1.2 中央苏区振兴乡村的路径

毛泽东领导的苏维埃干部以变革土地所有制为基础，领导农民群众分田分地，开展了制度、农业、工业、交通邮电、文化和法制等全面建设，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改变了苏区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相较于同时期国民党统治的广大乡村，中央苏区的乡村实现了历史性的“振兴”。

中央苏区建立了面向群众、吸收群众参与的制度体系，从制度层面保障乡村振兴。苏区的基层政权是乡(市)工农代表会议，代表由村民选举产生。乡(市)的政权机关是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主席团，其下不设立部或局的机构，主要设立与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水利、山林、教育、卫生、建筑等常设或临时委员会。 ”[12]147经常或临时委员会由不脱离生产的工农积极分子组成，负责工农群众的专项事务，如水利委员会，主要解决农业生产中水利设施的维修和兴建。为了切实实现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群众中去，实行代表领导居民制度。依据代表与群众住所的远近，每个代表领导30至70名群众，代表与群众进行面对面、直接又固定的联系，同时代表也能接受群众的监督。乡设立的经常和临时委员会以及村代表制度，为中央苏区进行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保障。

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建设和发展乡村的农业、工业、交通邮电、文化，同时建立法制，巩固和保障工农群众的富裕生活。革命前赣南和闽西地区农业发展和工业建设水平比较低，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资料贫乏，工业建设的原始资金严重不足。为了弥补工农业发展的不足，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等资源，助推乡村农业、工业和交通邮电事业的发展。农业生产中土地不够，组织开荒队，开垦荒田。农业种植过程中劳动力不足，组织耕田队、劳动互助社调剂劳动力，耕牛不足则组织犁牛合作社。同时，为了减少旱灾和水灾对农业的影响，组织水利建设委员会，修建陂圳和疏通沟渠。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不仅解决了苏区群众的吃饭问题，而且还能出口粮食以换取必需的工业品。

苏区社会的工业生产主要是以合作社为表现形式的乡村手工工业。造纸、织布、炼铁等与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物资，由群众自己出纳资金，提供劳动力等，组织起来建立属于群众的合作社。苏区手工工业生产合作社得到迅猛发展，永丰县 “良村区纸槽合作社11所，染布合作社1所，锅炉合作社1所，……潭头区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3所，沙溪区染布合作社2所，……合作社都由农民集股。”[13]584可以看出，中央苏区的合作社手工工业具有集体经济的性质。其迅猛发展也表明，农民集资入股的合作社工业与群众生活的紧密联系。党和苏维埃政府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组织起来修建省县之间的干路，区乡之间的支路，促使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兴国修建了五百二十里，福建修建了四百三十五里。此外，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工人和农民群众劳动技能的教育、培训，举办短期职业中学来提高工农群众的实际劳动能力。同时，还创办专业的农业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提升农民群众的生产知识。除了经济手段和文化手段振兴苏区乡村，苏维埃政府还积极制定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法制。如《土地法》《劳动法》等一系列保护工农群众幸福生活的法制，为振兴中央苏区的乡村提供了法制保障。

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民众对于苏维埃的每一具体施政，“如同铁屑之追随于磁石”，[12]302因为苏维埃的政策是为了民众利益的政策。苏维埃政府实施振兴乡村的政策，明显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那种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精神愉悦自不待言，物质生活的变化也很大。 ”[14]251苏区工农群众物质生活的改变，最突出的表现是衣食的变化。 革命后穿“新装、胶底鞋和运动鞋”，[3]48长冈乡“平均每人每年需新制一套单衣裤”，[3]221才溪乡在革命后“平均每人每年做三套衣服”[3]258。毛泽东的调查表明，革命后基本能满足工农群众的穿衣需求，同时也能发现苏维埃革命对群众穿衣的心理影响。依靠农业生产振兴苏区乡村，满足了工农群众吃饱饭的基本需求，“是苏区人民最喜庆的事情之一。”[14]252毛泽东在闽西地区的调查表明，振兴乡村的建设不仅能够满足基本的温饱，而且吃的更有营养。长冈乡农民群众家里的“油不少，还有多余”，“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吃了”，且“鸡鸭多数自己吃。 ”[3]220—221革命后才溪乡工农群众“每人每年吃肉二元。 ”[3]258中共江西省委的调研报告也表明，党和苏维埃政府推行全面振兴乡村的建设，农民群众“生活得到相当的改善”，且“比红军要好。 ”[15]153

2 红色道路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逻辑

赣南革命老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实现了全面脱贫。但是脱贫的基础比较薄弱，为老区人民提供稳定和可持续收入的产业基础不够牢靠。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老区实施乡村振兴的困境和总结老区精准扶贫的经验。

2.1 赣南革命老区实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赣南革命老区实施精准扶贫之前，一半以上的县市属于贫困县，呈现出连片式特点。当然，老区贫困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制度，而是赣南革命老区相对恶劣的环境。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实践表明，环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生活所需的消费资料，也可以为农业和工业提供生产资料，同时也为人民群众提供舒适的休闲和娱乐的场地。某个地区环境越优越，其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占据优势地位。赣南革命老区多数县市处于贫困状态，其重要的原因是环境条件相对恶劣。其主要表现在自然条件、后天人造环境、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恶劣等四个方面。赣南革命老区的乡村主要种植水稻，其对自然条件要求较高，包括土壤、水、气候和光照等自然条件。赣南革命老区的土地资源有限，低于全国人均耕地数，且耕地主要分布在山埂上的梯田，土地比较贫瘠，同时水温较低，光照不足等，导致赣南革命老区亩产量较低。赣南革命老区由于地处中部的山岭地带，经济发展滞后，导致老区发展经济的后天环境条件恶劣。其表现在老区交通不便利，科技配套设施落后等，严重制约了老区经济发展。此外，农业发展的水利设施比较陈旧，且多数由于经久维修、泥沙沉积导致难以发挥灌溉的作用，进一步制约了赣南革命老区农业的发展。

赣南革命老区的文化教育发展落后，是影响老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又一重要因素。实际上，“文化往往对人的行为起决定性作用。 ”[16](p48)鉴于此理论，经济学家直接指出，自身素质是贫困或者富裕的决定性因素。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教育落后，导致人才流失严重，最终形成文化障碍，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据调查，“2020年赣州市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的目标是96%。”[17]可见，赣南革命老区依然存在 4%左右的辍学率。此外，赣南革命老区乡村民众的文化活动比较缺乏，同时缺乏文化娱乐的活动场所。这些因素共同造成赣南革命老区文化生态失衡，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比例大，高学历人口比重小。由此导致乡村民众存在天命观、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懒散的劳动态度等与红色文化精神相悖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演变成为等、靠、要的观念，事实上将贫困演变为一种心理状态。

2.2 总结精准扶贫经验，推进乡村振兴

尽管赣南革命老区已经实现全面脱贫，但是老区乡村急需破解的难题是探索稳定可持续的扶贫道路。调查表明赣南革命老区已经脱贫的贫困户，职业技能、自身素质并未得到明显的提升，导致其长期稳定的坚守某一工作岗位的能力偏弱，收入难以持续。贫困户家庭抗击因病返贫和灾害返贫的能力依然不强，可持续脱贫的能力和致富的能力十分薄弱。同时，赣南革命老区特殊群体返贫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在完成精准扶贫向实现乡村振兴的转变之际，需要总结老区精准扶贫的经验，探索实现老区人民稳定持续的脱贫方式，使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的衔接，稳步推进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振兴战略规划。

一是厚植产业基础，拓宽贫困户的可持续增收路径。赣南革命老区的各乡村都发展了特色产业，建立了与产业融合的合作社，形成了每乡一种产业、每村一个产业品牌，为贫困户增收形成了产业体系。但是，在大量的产业扶贫基地之中，有规模、品牌效应和效益优良的龙头企业所占的比例比较低。老区精准扶贫中由农户组建了大量的合作社，但是都由规模较小的小农进行生产，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依然较低，如白莲依然是贫困户的家庭种植，蜜蜂、鸡蛋等依然是零星的分散养殖。此外，老区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市场化不够，过多的依赖精准扶贫的政策支持。同时，老区的特色种植业受天气、虫害的影响较大，如白莲在花果期则需要防止降雨，开采期则需要充足的降雨量，这些不确定的天气因素增加了贫困户返贫的可能性。

二是扶贫政策契合赣南革命老区的经济和社会实际。在精准扶贫实践中，老区政府为了快速帮扶贫困户脱贫，对贫困户与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存在偏差。如有的扶贫企业，贫困户既不入股，也不用承担风险，却享受每年分红的红利，还有的产业扶贫演变为直接发放现金，这些表明老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并未发展群众入股参与和承担风险的集体经济。另外，赣南革命老区的扶贫政策存在对贫困户支持力度较大，与非贫困户的待遇存在较大差距的现象。如在贫困户的医疗费用报销中，非贫困户与之相差甚大，为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设置了“政策之墙，最终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18]49脱离老区乡村的实际情况，拔高贫困户待遇标准，还会加深非贫困户对贫困户的误解。兴国县的调研表明，“贫困户对精准扶贫的政策比较满意，相反非贫困户则对扶贫政策认同度较低，且多数非贫困户认为贫困户的家庭较自己富裕。 ”[19]189可见，脱离实际的扶贫政策并未凝聚由于财富不均带来裂痕的乡村社会，相反却进一步损害了乡村富裕阶层对政策的认同。

三是补齐赣南革命老区制约乡村工业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短板。老区政府高度重视脱贫攻坚战中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社会资金较少，且老区政府的财力有限，导致部分乡村的道路设施较简陋，水泥路的宽度与车体的宽度基本一致，增加了老区乡村农林产品销往城市的运输成本。同时，老区山区的盘山公路并未设置护栏，增加了运输的风险。信息基础设施仍然难以满足偏远农村农民的需求，如宁都县偏远村庄的信号比较弱。基础设施的薄弱还表现在农业的生产设施落后。赣南革命老区乡村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农业自然经济，农业基础实施的落后严重削弱了老区贫困户获取持续稳定的收入。实际上，老区对农业设施的支持主要以项目制的形式，大多数资金并未进入农业设施的建设、农业种子以及耕植方法的改良。如兴国县长冈乡，虽然加大了对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设施的建设，但是由于“资金流失导致水利工程陈旧、淤沙堆积，在旱季和雨季都能获得稳定粮食收入的农田耕地比例较低。”[20]49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格局并未得到根本改变，阻碍了乡村的农业经济发展。

四是村干部要发扬苏区干部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老区的乡村特别是偏远的村庄，农民群众主要是非贫困户对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性表示怀疑。非贫困户普遍不了解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村干部也并未对非贫困户宣传党和政府的扶贫方针、路线和政策。实际上，老区人民群众都拥护和支持精准扶贫的政策，但对村干部施行扶贫政策满意度较低。这些表明，村干部要将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深入人民群众之中，实际工作中与乡村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且动员多数民众参与村庄的事务。

3 红色道路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

赣南革命老区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运用合作社的形式开展产业扶贫，同时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扶贫，促使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老区民众脱贫的产业基础、基础设施等依然十分薄弱。赣南革命老区在实现乡村振兴新的历史目标下，充分运用原中央苏区的红色物质资源，同时吸取红色精神资源，包括中央苏区乡村的制度、合作社和集体经济、文化教育和法制资源，将红色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走红色道路助力老区实现乡村振兴。

以老区红色文化资源为引领，锻造老区乡村振兴的精神高地。赣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故都、人民共和国和将帅的摇篮、锤炼共和国栋梁之才的大熔炉，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发源地以及红色歌谣的故乡和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地域。围绕红色资源发展老区的红色旅游，既可以激活老区人民和游客的红色记忆，也可以唤起老区人民践行苏区精神的力量，是一条“扶志”又富民的乡村振兴路径。当然，新时代发展红色旅游既要科学挖掘、整理和开发赣南革命老区的遗址遗迹、革命家故里、重要会议旧址、革命英雄故事、革命文献和红色歌谣标语等，扩大老区红色旅游的基础性条件，也要创新红色旅游的模式。红色资源要与现代科学技术融合起来，开发以游客体验为中心的体验式红色旅游。一方面，运用VR等技术，促使游客体验革命战争场景、感受党、政府和红军的艰苦生活、与群众的鱼水情以及革命精神等。另一方面，打造与游客互动为中心的体验式旅游模式。充分发挥革命后代、退休党员和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带领游客穿红军蓑衣和戴红军斗笠，学唱红色歌谣，撰写红色标语和楹联，呼喊红色口号，重走红军路，动手做和品位红军战士的饭菜以及组织具有红色故事内涵的红色实景演出。另外，创新红色旅游模式还要构建县际、乡际之间联合的平台，切实实现赣南革命老区红色资源的整体联动和多色资源的融合发展，形成以红色资源为核心吸引力的复合型红色旅游。红色文化反哺乡村，既保障了革命老区乡村民众稳定和可持续的收入，也让革命文化代代相传，培育了以红色文明乡风为内容的乡村振兴。

创新老区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建立面向群众、公开乡村振兴政策的平台和吸纳群众参与的制度。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实现“三农”现代化的总纲领，是中国广大乡村的全面振兴，也是实现乡村全体民众生活富裕的振兴。赣南革命老区精准扶贫的实践表明，政策不面向群众、不透明公开，容易加深群众对村干部的不信任。实际上，中央苏区的代表领导居民制度，对于新时代实现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依照群众与村委会干部、乡干部居住地的远近，每位干部领导30至70名群众。干部对领导的群众负责，日常工作是深入群众搜集乡村振兴的意见和建议，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群众也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对干部进行监督。群众的实际困难，则向领导干部反映。干部在群众空闲时组织召开大会，学习党和政府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和方针。干部深入群众之中，既公开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又加深了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同时，建立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直接联系，动员了群众参与乡村振兴战略计划的实施，开创了乡村治理有效的新局面。

结合乡村实际发展合作社和集体经济，推进赣南革命老区产业向深发展。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依靠农民群众出纳资金，创办了各行各业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普遍提升了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新时代老区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普遍采用了“合作社+”的形式。瑞金、兴国等县创办了数百家的农业专业合作社。但是，这些专业合作社多数是负责农产品的销售，在生产端采用的是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相结合的方式。中央苏区时期不仅由农民入股、出资举办合作社，而且还在生产资料和消费等产品的各个环节都有效的组建了合作社。农民出资组织化肥、农药和农机器具合作社，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农民提供劳动力等组织劳动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可以整合农村分散的社会资源。当然，中央苏区时期农民出资入股、劳动力入股、生产工具入股和生产资料入股等组织的各类合作社，具有集体经济的性质。会昌县在精准扶贫中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会昌县高度重视集体经济的发展，安排专项资金和设立奖项等，鼓励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以农民的土地、劳动力、山林和资金等入股组织集体经济，200多个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将近 1 千万元”，[21]23成为了精准扶贫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引擎。可见，中央苏区时期具有集体经济性质的合作社和发展集体经济，可以快速地实现老区的产业兴旺，稳定和可持续的保证农民获得产业收入，加速推进老区乡村振兴实现的进程。

开展技能培训，提升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苏维埃政府对农民群众设立了短期2个月和不定期的研究班，“学习农作物的栽培法、育种法、肥料的保存和施用、农作物虫害的预防和消灭、农业的经营、土壤的改良等，切实改良苏区农业的种植和耕植方法。 ”[22]144同时，还以夜校的形式创办学习工业技术的“补习学校，主要是教授与工业生产情形即技术密切相关的技术课。”[23]74新时代实现乡村的振兴，关键是乡村人才的振兴。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高技术人才流至城市，导致乡村人才匮乏。组织高校、研究院等机构的农业技术员深入乡村，并以夜校、短期培训班的形式，对农民群众进行农业新品种种植方法和工业新技术的培训。精准扶贫下兴国县长冈乡组织金叶夜校，开展了农民群众种植烟叶的技能培训，促使农民群众掌握了烟叶种植的技术。吸收夜校、培训班的历史经验，提升农民群众的新技能以及新知识，为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提供新的路径。

可以说，红色道路是革命老区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和新动力。尽管赣南革命老区已经完成了精准扶贫的政治任务，但是老区乡村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规模以及为农民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收入等，与现代农业仍有较大的差距，我国实现以产业兴旺等主要内容的乡村振兴战略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当前，我国正处于精准扶贫的最后冲刺阶段和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交汇期。因此，新时代吸收振兴苏区乡村的红色道路思想和实践内容，对于当下制定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