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璇 钟 锦

一、旧体译诗对“归化”策略的选择

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的新诗逐渐走向成熟，并且占据诗坛的优势位置。而外国诗歌的译介，自然也较多地以新诗为承接体裁，这种翻译形式所体现出的翻译策略更多的是“异化”，即尽可能地突破汉语语境，向外语语境靠拢，以“保存原作的丰姿”②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3页。。然而近现代中国的外国诗歌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1854年的登载在《遐迩贯珍》第9号上所译的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明》（On His Blindness）③参看刘宏照：《晚清英文诗歌翻译摭谈》，《台州学院学报》，第29卷第5期，2007年。；在漫长的古代中国时期，也存在不少以汉语诗歌为载体翻译的少数民族诗歌，比如《越人歌》、《匈奴歌》和《敕勒歌》等。兹录《越人歌》与《失明》如下：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④刘向撰，向宗鲁校正：《说苑校正》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7—279页，以下“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同。

世茫茫兮，我目已盲。静言思之，尚未半生。天赋两目，如托千金。今我藏之，其实难任。嗟我目兮，於我无用。虽则无用，我心郑重。忠以计会，虔以事主。恐主归时，纵刑无补。嗟彼上帝，既闭吾瞳。愚心自忖，岂责我工。忍耐之心，可生奥义。苍苍上帝，不较所赐。不较所赐，岂较作事。惟我与轭，负之靡暨。上帝惟皇，在彼苍苍。一呼其令，万臣锵锵。驶行水陆，莫敢遑适。彼待立者，都为其役。①参看刘宏照：《晚清英文诗歌翻译摭谈》，前揭。

两首译诗均属于旧体诗的范畴，其“归化”的翻译倾向在文本中也体现得十分清晰。《越人歌》见刘向《说苑·善说》，从该篇所载鄂君子皙的话语“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中即可判断出下文出现的《越人歌》是一首译诗。《越人歌》的文学价值是公认的，中国古代的众多诗集都对该诗进行了收录，如《乐府诗集》、《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及《古诗纪》等。试以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十三古逸歌谣为例进行横向比较，《越人歌》与《越谣歌》、《若何歌》、《渡易水歌》等同卷收录，单看文本并不能很直观地判断出《越人歌》作为译诗与其他古逸歌谣在性质上的区别，可见其归化的色彩是十分浓重的。②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失明》一诗的汉译，虽然不及《越人歌》的文学性强，但译者借助旧体诗中四言古诗的体裁，以及译者较为娴熟的旧体诗语感，也使得此诗沾染了中国传统诗歌的些许特质。

学者对旧体译诗的关注，出现得也较早，但与旧体译诗本身一样，都存在时间上的断层。晚清学人文廷式，在其《纯常子枝语》卷十三便录有《越人歌》，并断言“此译诗歌之始，盖本原意而文饰之，然原歌乃无一字之可通。是当时之越人与华夏迥殊，其后通于中原，遂失其故有之语言矣”③参看文廷式：《纯常子枝语》（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2—183页。。此条的后半部分还列举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载白狼王唐蕞所作《歌诗三章》、日本《近古史谈》卷二所载的丰臣秀吉之歌汉译等译诗，可见其视野已涉及旧体译诗。同样是在卷十三中，文廷式还提及了蒙古字、北魏虏语以及英国、德意志文字等，卷十九、卷二十五中也涉及了域外文字、佛教文献汉译的问题。④参看文廷式：《纯常子枝语》（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十九、卷二十五，前揭，第263—284页，第362—385页。

新诗出现之前，旧体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文体之一，在早期的诗歌翻译中，定然责无旁贷地发挥着作为承载体的作用。而在新诗出现之后，旧体译诗作为一种归化翻译策略的集中体现，也并没有消失，而是散佚在各类晚近报刊、别集、文论、小说等文献中。笔者在对旧体译诗进行系统的整理辑录中发现，旧体译诗不乏极具文学性的佳作，也能较好地反映归化策略被忽视的一部分实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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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接受的角度看，贴近接受对象所熟识的文化语境，则更容易被接受。于接受者而言，“对任何言语的分析也应该把它放到文化的大语境中观照才能发现其真正的意义所在”①董明：《翻译学的时空观》，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3页。，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旧体诗比新诗更具有归化策略操作的潜能。旧体译诗的“归化”不是背离原作，而是为了将原作在一个崭新的文化语境中更好地转化、传递和展现给长期浸染在这一语境中的接受者。

旧体译诗的“归化”策略是有传统的，诗歌文本固然重要，而诗歌文本之外的衍生文本，如与译诗有关的序跋、书信、按语、小传、旧体诗、诗话、注释，都能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旧体译诗的归化传统。旧体译诗虽然在中国古代就零散地分布在各类典籍中，但大量出现这一译诗形式，还是晚清民国时期，因此本文所谓“传统”，晚清民国自然占到较大比例。我们不妨以衍生文本作为主要视野，来观察旧体译诗这一易被忽略的翻译形式下蕴涵的“归化”传统。

二、中外诗人类比间的“归化”色彩

《德诗汉译》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译德诗集，现在通行的版本应当是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元月初版，由世界书局印行。作者署名“吴兴应时”，字溥泉。然而根据《湖州文献考索》可知，1914年1月浙江印刷公司所印行的《德诗汉译》当为初版，该书以旧体诗的形式翻译了乌郎（Uhland）、莱茵聂客（Robert Reinick）、许洼伯（Gustav Schwab）、戈德（Goethe）等人的诗歌共十一首。②参看王增清主编：《湖州文献考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67页。在民国二十八年版的《德诗汉译》中，应时有两篇自序，《自序二》中有这么一段话：

当一九〇三年，时肄业上海南洋公学时，偶从友人处得睹曼殊大师选译英国诗人拜伦所著《哀希腊》、《大海行》等篇什为一集颜之曰《潮音》。读之铿锵有金石声，极为倾倒，且旨高意远，振聋发瞆，诚不愧海潮之音。译体五古，每什八韵，慷慨激昂，诗意盎然，驾乎原文之上，假令李杜复生，亦将惊绝。鬼斧神工，译迹尽泯，设非天赋奇才曷克臻此。①应时：《德诗汉译》，上海：世界书局，1939年，序言第41—42页。

苏曼殊的旧诗创作一直以来受到较高的评价，如马以君在《燕子龛诗笺注》中评其诗“隽永轻清，蒨丽绵眇”②苏曼殊著，马以君笺：《燕子龛诗笺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说明页。，在拥有较好旧体诗语词意境驾驭水准的基础上进行旧体译诗，译诗文本的文学性自然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很多评论者认为苏曼殊的译诗比其本人的旧诗创作更佳，郁达夫就有“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③苏曼殊：《苏曼殊诗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88页。的论断。应时的这段自序，其对曼殊译诗的震撼之情流露得淋漓尽致，一番言辞上的抒情和赞美之后，应时联想到了李杜，他说“假令李杜复生，亦将惊绝”。

“李杜复生，亦将惊绝”云云，自然是有所夸张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应时本人的确强烈地感到了“惊绝”，他用“铿锵有金石之声”、“振聋发聩”等词语毫不掩饰地抒发“惊绝”之感。这种“惊绝”至少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对苏曼殊“译迹尽泯”的高超归化策略的感叹，另一方面则是应时本人初期接触西方诗歌所带来的文学史观上的冲击。在这篇序言的下文中，应时写到，自己读辜鸿铭所译《痴汉骑马歌》时有“从此不敢鄙视西诗，易憎为爱矣”④应时：《德诗汉译》，前揭，序言第42页。的转变，可见归化的翻译策略成功地对应时产生了感染，他也接受了这一翻译策略，并付诸自己的诗歌翻译实践中。

“假使李杜复生”是一处耐人寻味的假设，或者说是不那么明显的比拟，在译介外国诗歌时，却提及中国古代的著名诗人，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有趣的现象。如果我们翻开苏曼殊的译诗集《文学因缘》，也会看到类似的比拟，例如他在序言中就有“顾欧人译李白诗不可多得，犹此土之于Byron也”①苏曼殊著，马以君编注：《苏曼殊文集》上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295页。的论述，将李白与拜伦类比。苏曼殊在写给高天梅的书信中，这种类比中西方诗人的论述则更多了：

衲常谓拜伦足以贯灵均、太白；师梨足以合义山、长吉，而莎士比、弥尔顿、田尼孙及美之郎弗劳诸子，只可与杜甫争高下，此其所以为国家诗人，非所语于灵界诗翁也。②苏曼殊著，朱少璋编：《曼殊外集——苏曼殊编译集四种：英汉对照》，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317页。

将拜伦与屈原、李白作类比，将雪莱与李商隐、李贺作类比，将莎士比亚、弥尔顿、丁尼生、郎费劳与杜甫作类比。这样的论述既直观又生动，对与拜伦、雪莱等异国诗人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语境的中国人而言，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熟知的著名诗人来作为异国诗人的类比对象，则异国诗人的形象就在文化接受上简便、贴近了许多。他们的诗风、性格、生平等重要因子仿佛也在这种类比中实现了向接收者最为简洁的解读与传递，这也是“归化”策略的一种映射。

还是在这封致高天梅的信中，苏曼殊为了阐述其对“凡治一国文学，须精通其文字”观念的笃信不移时写道：“夫以瞿德（即歌德）之才，岂未能译拜伦之诗？以非其本真耳。太白复生，不易吾言。”③苏曼殊著，马以君编注：《苏曼殊文集》下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517页。这种“太白复生”的假设，也体现了“归化”翻译策略下的一种文化本位。苏曼殊举了歌德劝人为读拜伦诗而学英文的例子，完全可以说“瞿德复生，不易吾言”，但在汉语的语境中，“太白”则更有震慑力，“瞿德”则相对陌生了。由此显而易见的是，苏曼殊虽然在论述译诗和外国诗歌，秉持的文化本位却依然是汉语的文化本位。

以中国诗人为外国诗人的类比对象，这种“归化”策略的体现形式在民国时期的报刊中则更为常见。顾谦吉在译爱伦坡（Edgar Allan Poe）《鵩鸟吟》（The Raven）的序言中说：“窃谓若以英文诗中之摆伦拟李太白，弥尔顿拟杜工部，威至威斯（即华兹华斯）拟陶渊明、白香山，则阿伦波其西方之李长吉乎。”①《学衡》第45期，1925年，第130页。Raven一词本是乌鸦的意思，但作者为了更好地“归化”，在此稿中译作鵩鸟，则是考虑到鵩鸟较之乌鸦在汉语语境中更具有深厚的可阐释性，贾谊《鵩鸟赋》便是其中一例。虽然不是直译，却也更贴近了爱伦坡原诗所表达的情感，实现了两种语境的对接。

再如《学衡》杂志1929年总第72期中，钱稻孙将1921年原刊在《小说月报》上所译的《神曲》增改后重新刊登。杂志的第九页有一张插图，题曰“但丁像”，题下有对画意的阐述行小注“出亡于外，类屈原之放逐，回睨故国佛罗稜斯城，欲归不得”②参见《学衡》第72期，1929年，第9页。。这种类比，就超越了诗歌风格类比的限制，而转向对两位诗人生平本事等相似之处的更为宏大的阐发，两位异界诗人与译者间的微妙心灵感触就显现了；晚近时期类似“奇服深衣百世豪，但丁神曲拟离骚”③参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诗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31页。李思纯《以欧人中古冠服摄影，戏题四诗》句。、“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④苏曼殊著，马以君笺：《燕子龛诗笺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页。般的异界歌哭，也便感人肺腑而顺理成章了。但丁出亡与屈原放逐，都符合中国古典语境下对政治理想破灭之诗人的审美范式，因此钱稻孙在译诗时，也选择了骚体，并在兼顾原著押韵方式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贴近《离骚》的诉说方式，例如“对曰否兮古之士，朕考妣为隆巴提，满都乏你兮并同里”⑤《小说月报》第12卷第9号，1921年，第5页。便与“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在诉说方式上有共通之处。拜伦的生平也极其符合古典审美，对“三代之隆”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古典理想之向往，可谓是绝大多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而拜伦一生有着极强的希腊情结，最终因投身希腊独立战争操劳患病，病逝于Messolonghi。为古典理想奋斗并献身是极其浪漫与崇高的事，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晚近时期有那么多人对拜伦如此推崇了。

“丹顿裴伦”句源自苏曼殊《本事诗》十首其三，从诗题即可管窥作者与但丁、拜伦这些异国、异代诗人的情感距离，《燕子龛诗》中还有名为《题师梨集》的诗：

谁赠师梨一曲歌，可怜心事正蹉跎。琅玕欲报何从报，梦里依稀认眼波。①苏曼殊著，马以君笺：《燕子龛诗笺注》，前揭，第54页。

中国译者和诗人的视角下，在对外国诗人与中国古代诗人进行类比时，往往可见相似或重合之处。比如雪莱也不止一次被类比作李商隐，章炳麟就曾有“师梨所作诗，于西土最为妍丽，犹此土有义山也”②苏曼殊著，马以君笺：《燕子龛诗笺注》，前揭，第54页。的表述，与苏曼殊“英雄所见略同”，这也体现了中国早期旧体译诗中对异国诗人气质的独特把握与“归化”策略的巧妙。苏曼殊同时翻译过拜伦与雪莱的作品，可以说其“归化”策略的运用是较为成功的，内涵亦是有叠加的、丰富的。作为旧学学者的黄侃亦对苏曼殊所译《哀希腊》、《去国行》等作十分喜爱，并有抄录的手稿留存，由此可见一斑。

三、“归化”策略下多样性的旧体译诗衍生文本

除了诗人间的直接类比外，作品与作品间的类比也是存在的，试举两例。如田世昌在翻译雪莱的《西风辞》（Ode to the West Wind）时，即发出了“觉其感情之浪漫，想象之丰富，音节之激越，唯《离骚》《九歌》差堪仿佛”③《国学丛刊（南京）》第2卷第1期，1924年，第151页。的感慨。再如俞之柏译英国湖畔派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t Sonthey）的《布勒林之战》（Battle of Blenheim）一诗时，就在序言中将此诗与杜甫的《兵车行》及《前出塞》、《后出塞》作对比，他说《布勒林之战》“借童稚之口，写战争之苦，言浅意深，与杜甫《兵车行》及前后《出塞》之意颇合”。1704年的布莱尼姆战役，马尔勃罗公爵与欧根亲王的联军大败法国与巴伐利亚联军，歼敌两万余人，可谓惨烈。④参见《学术》第19期，1923年，第133—134页。英国苏西（Robet Sonthey）原作。“几经兵火劫，触目尽荒芜”句亦引于兹。“几经兵火劫，触目尽荒芜”与杜甫笔下的“千村万落生荆杞”⑤杜甫著，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卷一，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页。《兵车行》句。、“百里风尘昏”⑥杜甫著，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卷三，上册，前揭，第94页。《前出塞九首》其八句。之状确有相似之处。

新诗出现之后，译者多少对新诗这种文体是持保留意见的。萧远译纳什（T.Nash）《春谣》（Spring）一诗时，就毫不隐晦地在序言中坦言对新诗派译诗的厌恶，他说：“近人译诗喜用新诗派调，余恶其鄙俚不文、呕哑难听，戏用别裁诗代之。”①《约翰声》第33卷第2期，1922年，第84页。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一诗译本很多，其中郭沫若的译本为“散体”，接近散文诗的形式；而田世昌用旧体翻译时，就委婉地表露出对“散体”翻译的存疑，“唯文为散体，殊失外美；过重直译，有难索解”②参见《国学丛刊（南京）》第2卷第1期，前揭，第151页。。旧体诗对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美感追求都十分看重，因此对“外美”也不会懈怠。对译诗而言，旧体诗有其优势，也必然有其较难承接的部分；译介过程中的损失难以避免，要在译介的基础上协调好旧体诗的美感追求亦不容易，这时便有一些译者感叹旧体译诗之难了：

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本篇中国调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在窒碍，万不能尽如原意。刻画无盐，唐突西子，自知罪过不小，读者但看西文原本，方知其妙。③施蜇存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840—1919）》，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39页。

梁启超译《哀希腊》采用了传统的曲体，仅译两节，寄调《沉醉东风》与《如梦忆桃源》，所引评论即梁启超在《新小说》中的案语。对旧体译诗之难的感叹，遣词造句间略带自谦的色彩，实则满怀思虑与诚恳。“读者但看西文原本，方知其妙”的坦陈与引导，也是一种向原典秩序的回归，是另一种层面上的“归化”。除了对原典的重视外，对旧体译诗之难的具体原因作分析，也有助于“归化”策略下的旧体译诗在不断发现问题与思考中更加成熟。这一时期的报纸期刊中，在承认困难并坚持“归化”策略的同时，也有很多反思旧体译诗并试图寻找补瑕方法的字句，涉及诸如诗体、文字组织、艺术训练等多种方面的思索：

全诗以二三节为最难译，因其写景细微而详尽，中国诗体难曲达。然此种难能，究属绝对抑系译者之艺术训练，则吾于此诗，尚未能自断矣。①《国学丛刊（南京）》第2卷第1期，前揭，第151页。田世昌语。

原诗一气呵成，因文字之组织不同，译以中诗，殊失原美，于此可征译诗之难能也。

求就我范围，则失之不信；求吻合原意，则失之不雅，信乎译诗之难矣。②《国学丛刊（南京）》第2卷第3期，1924年，第120页。田世昌语。

旧体译诗的衍生文本不止如此，诗话、年表、小传等衍生文本也有“归化”传统的影子。《海天诗话》是南社诗人胡怀琛所著的一部评论译诗为主的诗话，以传统诗话的形式专论译诗，“归化”色彩显而易见；胡怀琛认为旧体译诗“亦吟坛之创格，而诗学之别裁”③参见林香伶：《南社诗话考述》，台北：里仁书局，2013年，第134页。，这种视角等于已将旧体译诗拉入传统诗学的体例编排中。苏曼殊在《潮音》中参订有《拜伦年表》，虽为英文，然其体裁亦颇似中国传统的年表，这也属于衍生文本多样性的佐证。④苏曼殊著，朱少璋编：《曼殊外集——苏曼殊编译集四种：英汉对照》，前揭，第102—105页。

译介诗人作品，少不了对诗人生平的介绍，而选择用旧体译诗的译者，往往会采用传统文言传记的形式，如王国维所撰《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吴芳吉所撰《彭士烈传》⑤参见《学衡》第57期，1926年，第126页。、毕所撰《华兹华斯传》等。试节录《华兹华斯传》的篇首部分：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英之考克穆斯（Cockermouth）人也，以一七七八年三月生，生八岁而丧其母。越五稔，父殁，依其叔以成长。年十七，读书于剑桥，四载竞其业。其后数年，淹寂无以自己见。学律不成，愿治军；又不果行其志，乃去而之巴黎。⑥《约翰声》第44期，1935年，第36页。

其叙事结构和叙事侧重与传统的中国传记极其相似，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较容易接受与代入的。无论是家庭本位、时间顺序，还是先抑后扬的事实组合方式，尤其是“学律不成，愿治军；又不果行其志，乃去而之巴黎”一句与《史记·项羽本纪》中“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①司马迁著，赵生群等修订：《史记（修订本）》卷七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80页。为代表的传统表述方式存在着微妙相似，这些都有利于目标受众的接受。在王国维的《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中，亦借鉴了传统史传的叙事模式，概述拜伦幼年、恋情、游冶、客死等重要的人生节点，结尾一段综述阐发时尤为精彩，提出“主观诗人”的概念，描述之为：“盖白衣龙处此之时，欲笑不能，乃化为哭；欲哭不能，乃变为怒。愈怒愈滥，愈滥愈甚，此白衣龙强情过甚之所致也。”喷薄激昂的诗人形象顿出，亦符合传统审美对狷介、疏狂的想象。②原刊1907年11月《教育世界》162号，“白衣龙”今译“拜伦”；转引自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下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241页。

旧体译诗在产生时便肩负着“归化”的职能，然而当新文学日益占据主流话语后，旧体译诗的“归化”职能则有所转变，更多是转向一种“雅化”色彩。1941年1月，章士钊在《文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英诗翻译》凡二十一首，他在序言中说：“文字浅深，因人异喻，今之少年动以创造自诡之，为过早计也。尝谓中外诗事，格律难同，而理趣弥合。有能者出，以李杜之句法，写莎米（即莎士比亚、弥尔顿）之骚心，定许飞登世界诗坛，建一大纛。”③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七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85页。对少年们热衷的“创造”持保留意见，选择“李杜句法”，既有“归化”色彩，亦有“雅化”倾向。若将翻译史的发展看作创作的一面镜子，那么翻译时所选用文体的当下处境便可折射出来。近年来旧体诗词与旧体译诗的回暖，也值得我们思考“归化”策略在新语境下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