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四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早期中国”通常指先秦秦汉一段时间。依笔者意见，以“诸子百家”为界，早期中国思想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先诸子时期，它包括殷商、西周和春秋早中期；二是先秦诸子时期，它包括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三是两汉经学时期。秦朝存在的时间很短，一般秦汉连言，故可以归入两汉经学时期。由于甲骨文的大量发现及对于甲金文材料的广泛利用，学者对于第一个时期（先诸子时期）的思想研究自20世纪初期即迅速展开，在结合考古资料及《诗》《书》《礼》《易》等典籍的情况下，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使得此期的政治、制度、宗教等方面的思想和习俗观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揭示和阐明。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尽管老子、孔子开启了中国的“轴心时代”，做出了重大突破，但在笔者看来，中国哲学的诞生还是应当上推至周初时期或者殷周之际。笔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推断，是因为具有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性质的理论系统天命论、“洪范”治理哲学及易学二元对待思维方式在那时已经形成。周初的天命论，是一个由天、命、王、民四者所组成，而以“德”关联、贯通的思想系统。“德”的发明和推阐，是西周及春秋早中期思想与文化的灵魂。天命论是儒家思想的根源，春秋末期在孔子等人的推动下它转进和深化为性命论。性命论的确立，是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老子所创立的“道德”哲学，则是对天命论的批判和否定，是另起一思想传统的重大构造。

诸子时代以老子的“道德”哲学和孔子的性命论、仁学实现了中国思想的再次突破和转进，并以竞相立说和自由辩论的风气开创了中国思想的新时代。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者对于诸子百家的研究深受疑古思潮、学科范式和时代思潮的三重影响。例如，人们对于老子其人其书问题的讨论即长期受到疑古思潮的左右，对于老子哲学的认识又出现了所谓唯物、唯心之争。又如，在严重依赖《论语》的基础上，孔子曾被判定为一名“世间智者”，其思想更被判定为“常识道德”，致使孔子在中国哲学与思想中的地位长期受到贬损和诋訾。不过，近四十年来，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僵化研究模式的打破，学界对于诸子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问题意识的持续性，另一个是大量经典时代的简帛古书的出土。前一个方面首先得益于政治大背景的转变，后一个方面则得益于历史机遇。我们看到，大量简帛书的出土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者对于诸子时代之思想和文化的看法，其中有一些属于枝节性的，但有一些无疑属于结构性的。而且，出土资料已经深入人心，不断激发着学者的研究热情、才思和问题意识，使得此一时期的思想研究充满了活力和吸引力。

本辑“早期中国思想专题”包括五篇文章，它们是笔者与马兵合撰的《论上博楚竹书〈参德〉篇的哲学思想》、谢炳军的《安大简〈诗经〉文本编纂的三个思想倾向》、周秦汉的《从〈吕氏春秋〉论〈太一生水〉的宇宙论》、高翔的《楚简〈老子〉“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新论》和张新的《〈荀子〉中的“欲”具备动机力量吗？——以宋晓竹与何艾克之争为考察中心》。前四篇文章或者直接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思想，或者以简帛资料为基础来研究相关问题。第一篇文章深化了学界对于竹书《参德》篇之思想及其学派性质的讨论，第二篇文章据安大简从思想的角度对《诗经》发表了新看法，第三、四篇文章则是对旧问题的新讨论。最后一篇文章从汉学家的争论入手，研究了《荀子》的“欲”概念，其问题意识及写法均具有他者视角，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