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健子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000)

近年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阅读史获得了研究者的关注。有研究者对孙少平 “作为劳动者的阅读”展开了讨论,深挖孙少平的精神资源,分析其中包含的80年代社会改革的历史逻辑:“路遥提供了一种不是在‘突变’中诞生、而是作为50-70年代文化自然‘成长’结果的‘新人’形象…… 这是对‘改革’性质的证明——‘改革’不是全盘颠覆,而是有扬有弃的‘成长’。”[1]也有研究者对将孙少平视为榜样的 “励志型”读法[2]48提出了反思:孙少平并未通过 “阅读”获得主体性,而是在阅读带来的美学氛围中悬置了自己身处底层的现实[3]113。他以一个“文学青年”的理想主义方式审视世界,其 “苦难哲学”也并非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者生存的应有之义。有研究指出,小说对改革初期的社会矛盾采取了隐而未发的态度:“新人”所坚持的价值观受到社会现实的冲击,而路遥用温情脉脉的修辞逃避了对撕裂性痛苦的直陈,遮蔽了真正的现实主义[2]53。《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理想化的、令人感伤的文本。

此类研究为笔者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和思路,十分有启发意义。但如果把镜头拉远一些,孙少平的“阅读”不仅意味着对文学的投入,在广义上可以视为一种主动学习、自我教育的姿态。现有研究忽略了这个问题:孙少平学习的意识和读书的动力来自何处? 其精神资源的来源和 “新人”的成长有什么关系? 除了孙少平,他的同龄人如金波、田晓霞,哥哥孙少安、妹妹孙兰香,乃至父亲孙玉厚等,其实都被纳入了 “知识改变命运”的叙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