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强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目前，戏曲界公认庐剧在安徽省内传播主要分为西、中、东三路。西路庐剧以大别山区的霍山县及六安市区为中心，渐次向西北发展，延及寿县、淮南市区及蚌埠市。中路以合肥市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具体地域为巢湖市、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全椒县、庐江县和定远县。东路庐剧以芜湖市区为中心，辐射含山县、无为县、和县、当涂县、繁昌县、南陵县等[1]103。三路庐剧基于自身发展的文化土壤，融合本土文化、方言、习俗，各具特色。

现如今，西路、中路庐剧主要依附于省会城市发展尚为良好，有关舞台演出、学术研究不胜枚举。隔江相望的东路庐剧却逐渐式微，导致东路庐剧现今鲜有问津。芜湖、马鞍山、宣城等地虽仍有庐剧班社活跃其间，但实地考察发现，这些草台班社演出除庐剧外，还兼唱黄梅戏、越剧等知名度较高的戏种以此招徕观众。除此之外，本土的东路庐剧在省会合肥中路庐剧影响下，其独有的特色唱腔、剧目已经离本源渐行渐远。另据2008年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显示，东路庐剧传承基地现仅剩一家国营和县庐剧团。关于东路安徽庐剧的研究，已发表的期刊论文也仅有寥寥几篇。东路安徽庐剧生存发展的态势不容乐观，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有待丰富，提出的发展保护路径还有待全面。

从戏班角度出发，关注戏班人、事、艺术实践以及自身文化体现诸方面,无疑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地方戏曲艺术发展轨迹[2]。因此，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芜湖市庐剧专业演出团体——“艺禾庐剧团”的生存发展状况并探析其末路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东路安徽庐剧历史发展的研究欠缺。

1 1949年以前芜湖地区庐剧生存状况

清同治年间，巢县知县陈炳所立“正堂陈示”碑文记载，庐剧是被玷污和损害较为严重的一个剧种，但正因为劳动人民的喜爱，才延续了它的生命。同治年间，巢湖一带就有为数不少的庐剧班社活动。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庐剧艺人进入芜湖开始打地摊演出。抗日战争前夕，芜湖地区开始出现一批半职业庐剧班社，但仅在农闲时、重大节日期间排练演出。后在战争、经济萧条等影响下，许多庐剧班社纷纷解体[1]101。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社会趋于和平稳定，芜湖地区庐剧班社数量才开始有所回升。

旧时期班社演员大多为农民，文化艺术素养不高，并不具备创作新作品的能力。在芜湖码头，他们搬演内容多为简短的花腔小戏、折子戏、“水词戏”(记住演出内容大致情节，登台即兴填词演出)等。演出音乐伴奏大多依靠一人敲锣打鼓，一唱而众和，演唱曲调多是一剧一曲专用。如演《打桑》，以唱【打石化调】一曲到底；演《打学钱》，以唱【杨柳青调】一曲到底。另外，此时大多数草台班社经济并不宽裕，道具仅依靠一两张桌椅，戏装只能与其他班社共买共用，或由演员个人出钱购买自己行当角色的服装。因此，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班社在搬演台本大戏时，不得不从外班借演员、借戏装演出。若有演员或戏装“缺席”，演出则不得不终止，落后的生产条件极大地限制了庐剧艺术的发展。 这一阶段的庐剧发展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不前的。

2 芜湖市艺禾庐剧团的生存、改革与发展

1949年11月1日，中央政府成立戏曲改进局，任务是：负责进行戏曲剧目和演出的调查研究；制订戏曲工作政策；团结、改造艺人，培养新生力量；组织力量整理、改编、创作戏曲剧目；改革旧班社制度；辅导演出团体排演新戏[3]。1951年5月，周恩来总理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人民戏曲是以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武器。”[4]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戏曲改革工作的迫切希冀和重视。《中国戏曲志·安徽卷》中记载：“1951年1月，芜湖市正式成立戏曲改进协会，派王少襄、茆耕茹等人进驻吴孝义倒七戏班和合众倒七戏班，帮助排演现代戏《血海深仇》，丰富了倒七戏伴奏音乐。”[1]54鉴于茆耕茹老师在1951年亲历有关芜湖地区庐剧戏曲改进工作，因此，笔者于2019年6月、8月、9月多次登门拜访在芜湖居住的茆耕茹老师，深入了解茆耕茹先生进驻的吴孝义倒七戏班的发展生态。

2.1 东路庐剧进入城市及芜湖市艺禾庐剧团成立

据茆耕茹先生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吴孝义首先在芜湖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庐剧职业班社——芜湖市吴孝义倒七戏班。吴孝义倒七戏班中的演员构成多是以家庭式成员组合方式，一共有22人，包含中老年演员8人，青年演员14人，其中还有一位演员后来在安徽省艺校当戏曲身段教师。他们的艺术水平高，拿手戏多，拥有众多的戏迷。另外，班社的演出不只局限于芜湖市本地，他们沿江跑码头搭台演出，长期流动于长江南北，足迹宽阔。”

1951—1953年，芜湖市戏改协会派遣人员对“芜湖市吴孝义倒七戏班”进行改组，剧团名称开始启用“艺禾”二字，1953年正式更名为“芜湖市艺禾倒七戏剧团”，其所有权由团长私有制变更为集体所有制。1955年经安徽省委批准，倒七戏正式改名为庐剧。同年，“芜湖市艺禾倒七戏剧团”更名为“芜湖市艺禾庐剧团”。1956年，为参加安徽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芜湖市艺禾庐剧团和芜湖市大众庐剧团联合组成芜湖市庐剧代表队。1959年，在此基础上，两团合并更名为芜湖市庐剧团，其所有权变更为全民所有，成为芜湖市第一个国营庐剧剧团。芜湖市庐剧团的成立，标志着倒七戏正式作为剧种走向城市化的深刻转变。

2.2 戏曲改革“试点”剧团

艺禾庐剧团作为芜湖地区戏曲改革试点剧团，是安徽省首批进驻文化干部指导生产的剧团之一，成为全省戏改的先锋剧团。改革带来的得与失、对与错，在现今的历史角度看，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2.2.1 剧团艺人思想、技艺、性别结构的变迁

戏曲改革的核心是“改人”，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根本、最核心的要素，也是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要素[5]。文化干部进驻芜湖市艺禾庐剧团后，定期开展艺人思想品德教育工作，提升演员道德品质及政治素养。时任芜湖市文化局副局长娄良鸿带领艺人认真学习党纲，积极鼓励艺人参加政治培训班，提升政治素养。其次，在教授艺人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带领艺人们观摩其他戏种演出，增强个人艺术素养。《安徽戏剧》1958年第三期刊登艺禾庐剧团署名文章《重视戏曲艺术接班人》一文中提到演员管理：(1)专人负责，层层包干，包教包学(老艺人教青年艺人，青年艺人教学员);(2)合理安排时间，学员集中训练(上午七至九点为青年演员、学员练功、练唱腔，九至十一点学员集中学戏、排戏);(3)全面照顾，重点培养，破除迷信，大胆放手[6]。

这些举措使得老艺人、青年演员、学员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同时，演员自身的综合素质也在不断提升，间接壮大了剧团力量。今天看来，芜湖市艺禾庐剧团对于“改人”这一核心问题抓住了“思想政治为先”的重点，牵住了“牛鼻子”。文化干部的高瞻远瞩与剧团艺人们的精诚合作,使得芜湖市艺禾庐剧团的发展呈现焕然一新的面貌。

旧时期，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抛头露面登台唱戏的女艺人凤毛麟角，戏班演出里的旦角一般都由男性艺人反串演出。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一些热爱戏曲演出的女演员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此时的芜湖市艺禾庐剧团老生行当有宛美伦、董少轩、汤道广、吴孝义、叶耀祥、李少山、徐先宏等7人，小生行当有李仁友、张立枝、葛传江、马少华、王正保、汪维顺、胡春林等7人，花旦行当有郑凤霞、阎桂英、徐月英、胡文珺、盛先进、陈桂英等6人，其中女艺人宛美伦、郑凤霞、阎桂英、徐月英、胡文珺、陈桂英共6人约占剧团总人数的30%。剧团性别结构的变迁提升了女艺人的社会地位，女艺人们也丰富了东路庐剧艺术的发展，为庐剧的传播与传承做出了突出贡献，“庐剧皇后”丁玉兰就是庐剧女演员的突出代表。

2.2.2 剧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与时俱进

戏改前,芜湖市吴孝义倒七戏班社属班主私营制,收入来源以天南海北的流动演出为主。以同时期芜湖合众倒七戏班为例，演出酬金根据每天演出的营业额按比例分配，30%为剧场场地使用费，5%归为政府税收，余下65%在上台演出的主配角之间以传统戏曲演出方式实现分账。除了班社中“名角”演出可拿到较为可观的酬金之外,多数艺人生存不易。1949年后,新政权确定了将分散于民间的戏曲班社纳入体制管理的政策[5]。1951年，政府将芜湖市吴孝义倒七戏班社改组为芜湖市艺禾倒七戏剧团，过去私营性质变成集体所有。过去的旧艺人一跃成为新中国的“公务员”，剧团演艺人员在生活上享受政府福利,身份上享受干部待遇，经济上虽不是政府全额拨款,但如果剧团经营状况不佳,政府也会对剧团职工予以补贴,以保障其基本生活。剧团体制改革，提高了艺人的社会地位，增强了艺人对新社会的认同感，激发了其对演艺工作的主观能动性。

在剧团运行方面，首先，艺禾庐剧团第一个以剧团名义贷款购买舞台布景、演出设备；其次，改变过去“名角制”为“导演制”，由导演统筹演出形式及内容；其三，戏曲演唱摒弃方言，改用普通话，并进一步完善演出主任、作曲、美术、技术辅导、挖掘整理剧目等人员配置。大刀阔斧的变革使得艺禾庐剧团的演员积极性、舞台艺术、演出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

2.2.3 继承中发展，发展中创新

旧时民间班社为了增加收入，剧目演出大多迎合农民群众的喜好，以期获得大量观众从而达到盈利的目的。因此，演出内容“唯观众至上”是当时民间班社团体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观众喜欢看什么、想看什么，演员们就演什么，其中不乏掺有猥亵、暴力、恐怖等低俗的思想内容。

芜湖市艺禾庐剧团的文教干部对剧团演出新编戏、传统小戏、剧目戏及其他剧种优秀剧目统筹兼顾。除了大力提倡排演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现代戏、文明戏之外，重点在于编剧根据艺人们口述挖掘、整理的优秀剧目，对其中的不良内容和不良表演方法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修改，革除有毒害的思想内容。如由《梁祝情缘》剧本其中一折改编而来的《打枣》折子戏中，编剧张华将原剧本中“马文才”角色更换为“师妹”，从而避免借搜枣调戏英台的低俗情节出现。导演胡雨林根据旧艺人口述本《清风亭》一折，并考之《缀白裘》所辑，改编为传统剧目《红灯记》，增强了控诉残酷的封建制度的主题性，将其中掺杂的封建毒素革除、删改。例如，当张继宝为其生母认领去后，老张唱道：“命中有来终须有，命中无子莫强求。”“老张做了强求事，捡了儿子不到头。”寥寥数语，充满了封建命运观思想。新编《红灯记》中对这两句话进行了删除。再如民间盛行的封神榜剧，很多剧团干部认为封神榜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一票否决并予以拒演。芜湖市艺禾庐剧团演出主任吴健却认为，封神榜故事中人物或正，或邪，或善，或恶，但人民的爱恨情仇却是十分严正鲜明的，尤其是故事中大胆提出的“君待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和“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的口号，反对 “愚忠愚孝”，具有鲜明反封建色彩，不能因“怪力乱神”之说而淹没。芜湖市艺禾庐剧团毅然搬演后，获得党和政府的支持及人民大众的一致好评。

对于其他剧种的优秀剧目大戏、折子戏，芜湖市艺禾庐剧团亦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如在编演黄梅戏优秀传统剧目《乌金记》时，导演胡雨林并非照搬照演，而是精益求精，对于剧目演出中“周明月妻子陈氏为救丈夫自缢于总督衙前鼓架之下伸冤”片段，他把陈氏自缢改为碰死，删除了具有恐怖因素的舞台表现。

采访过程中，笔者于茆耕茹先生家中发现1958年安徽省第二届戏曲演出观摩大会——芜湖代表团演出节目单页。据统计，共有庐剧、越剧、皖南花鼓戏、梨簧戏、京剧、徽剧、锡剧等7个剧种参演，演出剧目共计15个，其中现代戏11个，传统戏4个。15个剧目中庐剧7个，占总剧目约47%，芜湖市艺禾庐剧团直接参与编、导庐剧剧目有4个，占7个庐剧剧目约57%。除庐剧外，艺禾庐剧团主创人员还参与越剧现代大戏《汤天池》、梨簧戏现代小戏《新芜路上》剧目编演。

芜湖市艺禾庐剧团敢为人先、推陈出新的改革精神,不仅使其从剧目内容到表现方式都得到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通过改戏而形成的一批具有东路特色的庐剧剧目，奠定了东路庐剧在安徽省内举足轻重的地位。

3 东路庐剧改革思考与展望

芜湖市艺禾庐剧团作为安徽省首批试点改革剧团，政策的提出、举措的实施对于其他剧团都有着示范作用。作为东路庐剧演出的突出代表，艺禾庐剧团的成就在一定限度上促进了东路庐剧的发展壮大，提升了东路庐剧的社会影响力。没有“戏曲改革”，就没有芜湖市艺禾庐剧团重新焕发生机、良性发展的可能，也就没有东路庐剧的大放异彩。 但芜湖市艺禾庐剧团个性发展终究不能代表整体东路庐剧剧团走向。在历经改革后遍地繁荣的景象下，存在着以下突出问题。

(1)庐剧演出过于推崇使用普通话演唱，则削弱了地方戏庐剧独有的艺术魅力。东路庐剧正是庐剧在东路以芜湖、马鞍山等地区为中心，传播、发展结合当地方言而形成具有独特艺术特色的剧种，改用普通话演唱，必然使得庐剧的“乡土”气息荡然无存，失去地方性的优势，“高精尖”的东路庐剧会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

(2)集体所有制的运营模式带来旱涝保收、基本平等的工资制度，可能会削弱一些优秀演员不断精进技艺的积极性，从而淡化过去“名角效应”给剧种生存发展带来的不竭动力。

(3)庐剧团剧目尽管经历变革发展，但实际演出仍多以艺人拿手传统戏为主，厚古薄今，抱住传统剧目不放，拒绝学习新戏，剧团自主独立创编的现代戏少之又少。戏曲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没有新的思想注入，没有新的剧目补充，故步自封的发展模式必然会脱离时代。

东路庐剧从产生到发展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剧团本身的局限性、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娱乐多元化的冲击，使它由过去的一片繁荣到现今的鲜有问津。过去的芜湖市大众庐剧团、艺禾庐剧团、合众庐剧团等百花齐放，而现今只有和县庐剧团一枝独秀。尽管情况不容乐观，但发展仍不能盲从主流。首先，在东路安徽庐剧剧团管理上一定要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个性是每个剧团得以独立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政策的落实应与剧团实际相结合，以政策促健全、以政策促发展，从而正确实现政策下达的目的。其次，东路安徽庐剧演唱的韵白是结合本土方言发展的一大特色，面对新时代戏曲多样化的今天，只有坚守自身特色，才能在牢牢占据本地戏曲市场的前提下走向更高平台。其三，东路安徽庐剧历经两百年的发展，涌现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家，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董少轩、吴孝义等，他们对自己艺术上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值得发扬与肯定，每一位优秀的老艺人逝世都是东路安徽庐剧的损失，因此，尽早建立当前东路庐剧非遗传承人武道芳、童霖、王雪丽、武燕等名家艺术档案，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保存东路庐剧的珍贵文化遗产，是及时止损的最好方式，也是东路庐剧得以正统传承的宝贵资料。其四，面对新时代的变革发展，东路庐剧要顺时、顺势而为，不仅经典剧目要不断融合时代精神，与时俱进，还要敢于推陈出新，打造优秀现代剧目，真正实现在继承中发展，发展中创新。

4 结 语

东路庐剧作为安徽庐剧的重要一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了从衰落—崛起—衰落的发展历程。这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芜湖艺禾庐剧团的生存发展情况，从芜湖艺禾庐剧团的发展史，研究分析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中的得与失，可以窥见整个东路庐剧的发展情况，并且为当前庐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宝贵经验。在融媒体时代的今天，东路庐剧不能仅靠人们对戏曲艺术的历史眷顾而存，东路庐剧的传承者要主动吸收社会文化养料充实本体，寻求宣传自我、发扬自我的契机，同时，也要借助融媒体时代的信息技术，来进一步拓宽东路庐剧的传播路径。只有这样，未来东路庐剧才会重新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