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亮,韩 莹

1.深圳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518118；2.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文学史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发展规律。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文学史在西方学术观念的影响下逐渐脱胎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研究者具有重要的意义。陈平原在《“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中提到：“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文学史’既是一门必修课，也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而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撰写一部完整的可以作为教材的‘文学史’，更是毕生的追求。”[1]文学史建立在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的重构上，文学史研究离不开经典作品的解读。经典作品不仅可以成为文学史的重要支撑，经典文学作品之间的传承关系也是构成文学史框架的重要因素。所以，研究者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经典作品的深入阅读。

1 经典文本的确立

虽然书海无边无垠，一生能阅读的书籍数量却是有限的，因此阅读是要有所取舍的。谈到对阅读作品的取舍，就得先明确经典作品的界定标准在哪里。而对“经典”的定义，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王符《潜夫论·赞学》称“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都阐明经典具有典范、标准、法则等特征。同样，西方话语中对“经典”二字或称“canon”，意为法律、尺度、规则和判断权威的标准；或称“classic”，意为一流的作者及文学作品，带有古典意味；或称“sutra”，专指各种宗教文本[2]。到了现代，众多批评家就审美性、原创性等文学内在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及读者接受效果等外在因素对衡量文学经典的标准展开了论述。

1.1 内在标准

以内在的审美性、原创性确立文学经典的观念来说，较为著名的有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审美自主性”原则。他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力量而非社会关切……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3]在《西方正典》中，他秉承西方古典主义的立场，通过筛选和评析以莎士比亚为中心的26位“正典”作家及其作品，得出文学的经典性不在于其对人的道德影响，而在于其能通过表现普遍的自然之美而长久地取悦众人。另外，他认为阅读名家经典的真正意义在于“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4]。如果一个作家想要创作出脱颖而出的经典作品，他应该具备的是充满新奇感与陌生性,并且带有深刻性和独特“生机感”的优秀“自我”，正是这一“自我”的特质赋予文学作品原创性。在国内，亦有许多文学批评者认同审美性优先的经典评判标准。如曹文轩在《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一文中赞扬了哈罗德《西方正典》中的经典观念，并进一步提出要提倡蕴含着真、善、美的文学性的经典作品，来应对被欲望和憎恨裹挟的混乱时代中价值体系崩溃、意识和行为失当的局面。张志忠则在《审美优先与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传播》中称“无论是从学生接受现状的角度讲，还是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强调文学、语言和审美优先，强调建立对文学作品的基本感受方式，都是十分重要的。”[5]只有以审美优先、文学性优先选取和解读经典作品，才能避免文学批评陷入“今是而昨非”的困境。

1.2 外在标准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外在的社会因素是促成文学经典形成和变更的决定性因素。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在其“经典累积形成理论”中借用文本与生产者之间的美学交流、文本的处理过程、文本的接受和生产后的处理过程四个范畴，将文学经典化视为被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从而不断积累和保存于历史传统中的过程[6]。也就是说，文学经典的形成、转化乃至文学的整体性发展都受到时代变革及其主流思想导向的影响和规约。而台湾学者刘光能则在《文学公器与文学诠释》中称：“文学典律的存在有赖于文学公器(in-stitution littéraire)的推动和维系。……文学典律的成立和更易是经由文学公器借助标榜/漠视响应、响应/孤立、巩固/削弱之类正/反选择并进的行为而正当化、通则化乃至教条化、至尊化的结果。”[7]此间谈论的“公器”包含着“文学流派运动、出版业、批评与理论工作、修史与教学”和“政权及以意识形态、思潮等形式发挥影响力的反政权”两面，虽未必有严密明确的职权组织，但蕴含着机构、政权、体制中“专业独揽、权威公信”的特性，彰显出影响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的外在社会因素。

1.3 综合标准

在众说纷纭之中，许多学者选择对评判文学经典性的内在和外在因素进行整合。如童庆炳在《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中指出，文学经典建构涵盖(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变动；(4)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或称“赞助人”)[8]这几大因素。相较之下，这种整合下的文学经典评判标准显得更加客观全面。

2 经典阅读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

2.1 经典阅读构成文学史研究的框架

文学的经典作品涵盖了权力与文学知识共同构建的意识形态，它既能够清晰地体现某一时段的文学特征，又表现出历史构建过程中对社会权力语境的考量。可以说，阅读文学经典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当下，已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了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存在重历史脉络而轻文学内容的现象。这些现象导致学习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停留于表面、对文学史发展线索也不甚明晰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阅读文学经典是十分必要的。

谈及在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选取和阅读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要性，就不得不探讨读经典与文学史的互生关系。一方面，文学经典作品组成了文学史的骨架。有论者称，文学史是依照时间的次第对过去时代的文学展开的言说[8]。在实施这种言说的过程中，研究者需围绕文学经典的具体内容展开论述。因为只有在选取文学经典的前提下进行论述，文学史研究的重点才能得以突出，文学史的结构才不至于显得多而杂乱。而在论述的过程中，只有将深入分析与解释文学经典的工作落到实处，才能发掘出其中所体现的某一时代的文学特征。通过对文学经典作品的探究和梳理，研究者得以把握文学演进的内外因素，从而整合出一条清晰的文学史路线。另一方面，文学史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文学经典是被不同的文学史建构的[9]。可以说，文学作品创作时的社会背景、意识形态及现实影响和其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原创价值一样，都是衡量其经典性的重要因素。研究者在对文学作品展开分析的过程中，要想洞见其中的多重内涵与意蕴，就免不了要纳入对作家各异的生命体验乃至其所处时代背景的历史性分析与探究。另外，经典作品本身作为文学的产物，除了与文学史相互依存之外，也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纵观文学发展的历史，读者可以发现文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步调往往不一致。文学的发展甚至可能在作者个人生命体验、思考方式等主观因素，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制度和大众接受方向等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表现出停滞或是超越的情况。如果笼统地依循时间的线性发展讲述文学的历史进程而忽略文学本身发展的独立特性，会使得研究者体悟文学深刻内涵、厘清文学历史脉络的难度大大加深。

2.2 经典阅读是确立文学史观的重要因素

阅读文学经典十分重要，更针对当今文学史叙述所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加强经典阅读。对此，郜元宝在《没有“文学故事”的文学史》一文中将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概括为“大而全”的“做总账”[10]。这种叙述模式模糊了无所不包的“大历史”与有所不为的“文学史”的界限，使得其内容被各路多而杂的立场、概念、方法、定论的历史性叙述话语所充塞，文学性讲述本身具有的深度、厚度及趣味性则被遮蔽了。本应充满文学故事和细节的文学史的讲述沦为对宏观大历史的论述时，研究者们极易深陷于各种断续的事件、时间的围困中，难以构建一条串联起作家作品、文艺思潮、历史事件的时间坐标。而范国富在《当前中国文学史教育中的“文本细读”问题》一文中，从当前高校的实际文学史教学出发，指出当今文学史讲授的大学课堂越来越倾向于模式化、简单化的文学知识传授，缺乏与文学精神世界的深刻交流，并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学性在文学教育中的缺失[11]。总而言之，无论是当代文学史本身的叙述还是文学史研究的具体过程，都因囿于历史考据和知识堆砌而导致一系列问题。出于迫切解决文学史研究存在问题的需要，文学经典的选取与阅读显得尤为必要。

3 运用经典阅读开展文学史研究的方法

如今，文学经典阅读在文学史研究中愈发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针对文学经典作品进行有效阅读显得越来越重要。要把用文学经典阅读推动文学史研究落到实处，研究者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选取经典作品时要综合考虑其本身的文学性和历史价值；二是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要使用恰当的方法开展经典阅读；三是要使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产出相关的成果。

3.1 注重文学性

在选取文学经典作品时，不仅要注重文学经典作品的社会和历史价值，更要重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使得原先被偏重现实主义的革命视野所遮蔽的经典作品的“文学性”重新得到重视，一大批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非左翼作家重回文学史的关注视野。但在当下的文学经典选取中，突显美学价值的“纯文学”仍相对较少，这一局面对于研究者审美与鉴赏能力的培养是不利的。对此，研究者及高校中正处于学习阶段的年轻学生，在选取文学经典作品的时候可以增加沈从文、周作人、徐志摩、林语堂等作家富有审美意蕴的作品。另外，因为文学经典作品的判定标准是历史的也是动态的，它伴随着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不断发展变化，所以在判定文学经典时，应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在选取已经获得广泛承认的文学经典作品的基础上也要吸纳一些较新产出的具有经典性的作品。有论者提出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当下文学现象关注较少，“今天既有的文学史一般都只讲到了2000年左右，而即使讲述到了2000年左右，但对1990年以后的文学分析相对比较薄弱。”[9]在这种情况下，新世纪文坛上涌现的众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在文学经典的教学中容易被忽视。这就导致了许多研究者对鲁迅、沈从文、老舍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及其作品相对熟悉，却对苏童、格非、余华等新时代的著名作家及其作品了解不深。针对这个问题，研究者在将现代文学经典纳入阅读范围的同时也应适当挑选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并在阅读过程中透过分析这些作家创作的流变把握新时代复杂多样的叙事形式和审美风格变化。

3.2 实施经典阅读

研究者在实施经典阅读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1)经典阅读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由于当下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研究者面对的被誉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数量铺天盖地犹如井喷。尤其对于刚涉足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来说，他们对阅读的强烈渴望与其长期在应试教育中被忽视的阅读能力发生错位，从而导致阅读心态浮躁、阅读杂乱无章、欲速而不达等问题。这时，就需要研究者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经典阅读的阶段性计划，并根据自身的实际进度随时对阅读书籍的数目、阅读的时限等进行调整。(2)文学经典阅读应以细读为主，通过反复阅读加深对作品的理解。由于许多研究者受重历史论述而轻文学讲述的文学史传统教育影响，对于文学经典的阅读往往只停留在泛读的层面上。这种蜻蜓点水似的阅读形式往往只触及作品的皮毛，缺乏对作品精髓与内涵的深入探究，更难以培养自身对经典作品熟读、精思的能力。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必须培养起以细读、精读的方式阅读文学经典的习惯，并在反复阅读文本的过程中细细品味作品的语言、深入分析作品的细节、深切体会作品的复杂性。(3)在细读、精读文学经典的过程中，研究者应秉持问题意识与探究意识，对作品进行独立的鉴赏、分析与思考。文学史的研究不应停留在拾取前人观点、止步不前的层面。研究者在开展文学史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更要带着问题意识阅读作品、发掘作品文本中的“间隙”，从不同角度对文学经典作品展开鉴赏、分析甚至批判。同时，研究者也要注意把握住分析的尺度，避免对作品文本的过度解读和对解构主义的滥用。

3.3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另外，研究者还应使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阅读经典作品，以此开展对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一方面，研究者可在深入学习借鉴一些相关的文学批评理论及文学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经典阅读。这种结合前人理论的阅读方式，有利于研究者在广览理论知识的过程中拓宽研究视野、加深对文学经典作品的理解，更有利于研究者在理论的启发下更为深入系统地对文学经典作品展开分析论述。另一方面。研究者可通过小到一段针对作品中某个引发思考的细节的简短评价，大到针对某个作家的作品、甚至是针对某个时代作家群体或某个作家流派发展脉络而给出完整的论述。通过写作实践，将阅读经典的成果落实在笔头上。研究者不仅能在构思和产出的实际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研究观点，且能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厘清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从而构建起既全面又清晰的文学史体系。

4 结 语

文学经典是构成文学史的重要支柱。所以，选取兼具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经典文学作品进行精读，并理论结合实践将阅读成果落实到笔头上，对于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有效地通过阅读文学经典充实文学史的研究工作，研究者在开展阅读的时候应该以一种“万花筒式”的方式开展具有鉴赏性、联想性、批判性、创造性的自由阅读。在这种阅读方式的基础上，文学史研究将呈现出历史、文化、思想、审美相融合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