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楠

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阜阳,236041

陶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东晋杰出诗人、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的创作以诗文为主，辞赋较少，今存诗121首，赋、文、赞、述等9篇，赋有《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三篇。学界对陶渊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创作方面，而对其辞赋关注不多，尤其《感士不遇赋》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这篇赋不仅对悲“士不遇”创作的传统有很好的继承，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超越，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生活出路和心理慰藉。

1 悲“士不遇”情结溯源

“学而优则仕”是士大夫传统的出路，他们通常都有经天纬地的情怀，希望能够施展才能，实现抱负，但在现实面前总会遭遇挫折。“士不遇”是中国传统文人政治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而悲“士不遇”遂成为文人慨叹个人遭遇、关注现实的常见主题，体现出深广的忧患意识。这一主题，自先秦到魏晋在中国文学史上延续不断。概而言之，体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重在表达对国家、人民的深厚感情，其杰出代表是屈原。

战国时期，屈原提倡“美政”，把辅佐明君作为毕生理想，却遭遇贵族排挤诽谤，最终流放，自沉汨罗江。屈原在《离骚》中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1]的强烈感慨，痛恨君主不明，民生艰辛，政治抱负无处施展。他所注重的是国家的富强，而不是计较个人的政治地位，“深刻地揭示了人之不能自我完成的普遍困境，遂为中国文学开创了‘士不遇’主题，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3]2491与屈原同时代的宋玉则缺少屈原那种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他的《九辩》着重描写了个人的悲伤与愁苦，“贫士失职兮志不平”[4]表现了士大夫怀才不遇的叹息与彷徨。

其二，悼念屈原、模仿屈原的作品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者以贾谊、刘向、王逸为代表。

屈原作品在汉代的影响很大，士人表达不公平的遭际时往往借悼屈赋来抒发怀才不遇之感，如贾谊《吊屈原赋》虽然行文上怀念屈原，实则以屈原自比，抒发自身不得志的惆怅之情。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采取《楚辞》的形式，模仿屈原的语气进行创作，表达自己生不逢时的愤懑之情。

其三，直抒胸臆地抒写不遇之情，以董仲舒、司马迁为代表。

大一统的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被推到正统地位，儒家所推崇的积极入世、忠君报国的思想成为士人的处世准则。他们的赋表达强烈的现实关怀，较以前的同类赋作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都更加深刻。董仲舒很有辅政之才，《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诤，教令国中，所居而治”[5]，却依旧宦海浮沉。因此他在《士不遇赋》中感慨“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6]228,说明他也很难抓住知遇的机会。他想要积极地改变自身的情况，“努力触藩，徒摧角矣”[6]228，如羝羊触藩，白白地消耗精力。作者在赋中慨叹自己生不逢时，试图从历史上寻找可资借鉴的人物:“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兮，周武有伯夷与叔齐。卞随务光循迹于深渊兮，伯夷叔齐登山而采薇”[6]228，卞随、务光拒绝入仕，伯夷、叔齐归隐山林，但董仲舒却选择积极用世，而不是消极避世。鲁迅先生对此赋的评价为：“终则谓不若反身素业，归于一善，托声楚调，结以中庸，虽为粹然儒者之言，而牢愁捐狭之意尽矣。”[7]

司马迁在《悲士不遇赋》开篇就感叹自身遭际：“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6]266他在身心煎熬的境遇中仍然希望通过克己复礼、勤勉不息来实现自己伟大的抱负，感叹自己“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6]266。作者不仅为自己的遭际感到不平，而且对于统治者的残酷暴政、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表示极大的不满。司马迁最后总结道：“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6]266福祸相依，最终回归到自然。司马迁处于君主权力高度集中的汉朝，君王对于臣子的奖惩有着绝对的权力，他由于对李陵事件的仗义执言遭受酷刑，最终忍辱负重完成《史记》巨著。司马迁的“悲愤”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将“悲愤”化为弘毅的志向，完成自身的使命。刘熙载对其有确切的高度评价“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处”[8]。

综上，在陶渊明之前的“士不遇”作品以彷徨幽愤来抒写士人对于人生道路的迷茫和探索。那么处于晋宋易代之际的陶渊明对“士不遇”主题又作出了什么新的探索呢？

2 陶赋对传统的继承：主题、方式、思想不变

生逢乱世的陶渊明追求高洁的品质，对“士不遇”主题作出了新的探索，这集中体现在《感士不遇赋》中。《感士不遇赋》的创作时间大致在他辞官归隐十年后移居南村的阶段，内容悲怆愤慨，抨击了政治的黑暗，表达了对他对建功立业无门的苦闷，可以说是陶渊明对官场生活感受的书写。《感士不遇赋》序中写道：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 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9]386

在序文中作者阐述了创作文章的动机，表明自己在读了董仲舒和司马迁的文章之后，深感时光易逝，建功立业艰难，缺少施展才能的社会环境。社会风气已经变得污浊不堪，功名利禄已经埋没了士大夫报效朝廷的初心，作者对社会环境的恶劣与严峻感到担忧。那些拥有高尚节操的有志之士，他们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9]386人生在世只是短短百余年，士不遇的遭际更谈不上加官进爵，真令人感到痛心。通过追溯“士不遇”文学传统，表达陶渊明对于士大夫的同情，以及对于统治阶层滥用权力的不满。

在正文中，陶渊明列举了冯唐、贾谊、颜回等历史人物的遭遇，感慨这些人虽有才能却无法施展：若不是张季被爰生举荐，他将永远不会得到重用；冯唐年老才能被关注，这两位虽然勉强得到赏识，但大把的时光也流逝了；才华出众的贾谊、拥有辅国之才的董仲舒都屡次遭遇灾难。伯夷叔齐到老挨饿，颜回家贫无法入葬；作者感慨这些历经坎坷怀才不遇的士人，生活的坎坷磨炼了他们的意志，然而生活却没有“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9]387他们的仁义善良没有被天道眷顾，所以才一直经历人生的考验，尽管这些历史人物曾经参与过政治，但最后的遭遇都没有善终。还有比他们更悲惨的遭遇：李广由于外戚错误指挥，含恨而死，王商竭力谋划拯救弊端，为国尽忠也逃不过小人的陷害，施展才能的机遇尽失。作者将这些历史人物怀才不遇的原因加以总结，得出的结论是“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9]387，哪里是世世代代没有贤才，只是条条通路都被阻碍。这些历史人物怀才不遇的原因：外戚弄权，小人陷害，忠良之臣不能受到公正的待遇，才会产生“士不遇”现象。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是董仲舒、司马迁的后继之作，延续了悲“士不遇”创作的传统，也鲜明地表达了对社会风气败落、统治者听信谗言的不满。外戚专权，贤才得不到重用，政治理想无法施展，陶渊明在此社会环境下寻找到了一种可以生存的生活方式。

这篇赋对传统的继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继承了作家怀才不遇的主题。陶渊明对人生短暂，时光流逝的感慨，他更加悲痛的是没有施展抱负赢得功名的机会。对“士不遇”主题传承的背后是无数抑郁不得志士人的挣扎与抗争。由于卫青的错误指挥，李广错失与单于对面交锋的机会，戎马一生，最终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悲愤异常，最终引刀自刭。汉代王商官至丞相，但汉成帝听信谗言，被罢相后的王商最终病故。无论是长期沉于下僚抑郁不得志，还是位居高官被人陷害，士大夫的政治生涯都充满了未知的变数。封建等级的不可逾越与政治环境的恶劣导致有才能的人没有出仕报国的机会。封建政权不断更迭，其内部结构没有实质的转变，中央集权也在一直加强，“士不遇”的命运更加普遍。《感士不遇赋》将悲“士不遇”的精神传承了下来，以此来看，陶渊明是在用这篇赋向晋朝之前与他有同样遭际的士大夫致敬。

其次，继承了“发愤抒情”[10]70的创作方式。“发愤抒情”的创作方式让读者同情作家的遭际，从而使作品更具感染力。陶渊明正是受到前代官场失意文人作品的影响，继而用《感士不遇赋》来表达强烈的情绪。他将前人的悲“士不遇”的情感表达展现得更加深刻和具有艺术性。怀才不遇的作家由于自己不公平的境遇，产生悲愤哀怨的情绪无法排遣，由此抒发自己的感情，创作出悲“士不遇”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故述往事，思来者。”[3]3300杰出的作品一般都是由于作者遭受挫折之后，对社会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饱含悲愤之情，抒发出来的。同样，陶渊明困顿失意后写作《感士不遇赋》，在赋中反复慨叹自身生不逢时，从政的愿望无法实现，侧重个体抒怀的方式。

第三，继承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陶渊明是儒家的守卫者，生活在战乱的环境中，政治腐败，无法施展才能他才选择了归隐田园。如果不想在政治生活中施展抱负，他不会有“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9]386这么真切的感受。作者在《感士不遇赋》的文末总结道，“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9]388由于仕途坎坷所以选择归耕田园，他对政治生活还是有所眷恋，“如此看来陶渊明还是想有所作为的”[11]。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控诉了官场的黑暗，体现了儒家进取精神，同时也说明了他具有对社会和民族的使命感。《感士不遇赋》感慨“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9]387，表达了对上古太平时代的向往。该赋不仅概括了士大夫的境遇，而且倾注了作者热烈的悲痛之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引发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具有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尽管后世也有类似的赋，但都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可说是集悲士不遇赋之大成”[12]。

3 陶赋的超越：辞官归隐，亲近自然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悲士不遇”辞赋的延伸。他对士人怀才不遇的遭遇产生独特的思考和总结，《感士不遇赋》成为陶渊明隐居避世、保持高洁人格心路的说明。陶渊明为文人提供了一位隐逸的典范，在一定意义上说，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超越。

其一，陶渊明以自身的遭际为士大夫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生活选择：归耕田园或者报效朝廷。

他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两种生活方式：“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9]386士人可以选择归耕田园，远离官场，这是陶渊明对于士大夫不幸生活提供的一种选择方式。而另一种是：“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9]387继续在官场贡献自己的力量，忠君爱国，讲求信义，完成圣人要求的为君主奉献一切的使命，无论是出仕还是归隐都合乎自然法则。隐士归隐山林躬耕自给，在朝为官的人臣要忠于君王父母，在乡里树立信义，凭借着赤子之心来获得赞誉。这同样是他自己人生际遇的真实写照，陶渊明做官又辞官，在仕途上的犹豫也正是他内心对于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其二，《感士不遇赋》为士大夫找到了超脱的途径：亲近自然。

“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9]388，陶渊明提出了归耕田园、返璞归真、远离政治的生活方式，明确地为士大夫官场失意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在陶渊明之前，文人并没有为“士不遇”找到妥善的应对方式，他们更多的是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抨击昏庸专横的统治阶级，将心中的愤懑之情倾泻出来。而陶渊明虽然也经历过不得志的苦闷与惆怅，但他透露出平淡自然的心理状态，受佛教思想影响较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13]。

《感士不遇赋》所体现出的人生感悟，是陶渊明面对人生做出的选择。他怀才不遇便从自然中寻找精神乐土，从作诗中找到放飞心灵的方式，并成为第一位大力写作田园诗的诗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9]77。《归园田居·其一》与《感士不遇赋》中“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9]387有异曲同工之妙。陶渊明既不像嵇康一样纵情山林，也不像阮籍抑郁而死，而是营造内心诗意的栖息地。

其三，陶渊明为文人树立了隐居的典范，宁愿远离污浊的社会，也要保持高尚情操。

《感士不遇赋》文末写道：“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9]388似乎就是陶渊明的出世宣言。陶渊明与同时代文人的不同就在于他经历过宦海沉浮之后，依然坚定地选择了归隐来守护内心的安宁。朱熹对其评价道：“晋宋人物，虽曰尙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14]。

综上所述，辞官归隐是陶渊明对前贤的追慕和对生存途径的探索，是对士大夫生活途径的拓宽，经过时代的检验，被士人广泛地接受。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未来充满期望，对理想信念不懈追求，却逃脱不了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对这复杂的社会环境，陶渊明几度徘徊，最终选择了辞官归隐，选择了田园生活。《感士不遇赋》作为悲“士不遇”赋的集大成作品[12],不仅发扬了前人辞赋的优点，而且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自然农耕生活中保持高尚的情操，虽然生活清苦，但不改其乐，这与陶渊明独特的人格魅力有关。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不仅丰富了陶渊明的思想，也给后世不得志的士大夫提供了儒家存世的又一种生活方式。归耕田园的隐逸思想已成为诗人独特的人生追求，隐逸情怀、诗意栖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