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倩倩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20039

王安忆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情怀、有历史担当的作家，其小说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作为历史中的人的命运，试图以最平静最内敛的叙述表现小人物平庸的日常生活下暗涌着的历史冲突，以小人物的眼光看宏大的历史遮蔽下的庸常的生存状态，关心现代文明发展下代表着传统的、过时的民间文化的命运。《考工记》是王安忆的一部新作，是其在吸收以往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一次革新。作品一出炉，便引来诸多关注。循着其封面语：“一唱三叹，《长恨歌》之后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1]9的指引，众多研究将这本作品与《长恨歌》相提并论，将其视为《长恨歌》的“姊弟篇”，认为这是王安忆小说的“又一次文化寻根之旅”[2]，当然这样的联想不无道理。两者都是以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经典著作命名；都是以小人物的悲欢反映时代的悲欢；都是以上海作为小说创作的社会背景。围绕“上海别传”，有人认为“这本小说将文学上海的写作坐实为时间、空间、情义之间的博弈。”[3]太原日报评论“《考工记》一如既往以上海这座城市为书写对象，叙事上有着诸多的延续。”[4]

确实从王安忆的众多作品来看，上海已经成为其笔下独特的文学现象。众多研究只关注其与以往创作之间的关系，但是本书在叙事上所呈现出的独特的美学风格却无人问津。基于此，从《考工记》独特的叙述风格入手，分别从人物叙事、历史叙事和情感叙事三个方面对文本中所呈现的叙事美学加以分析。

1 人物叙事：身份缺失与反经验写作

1.1 偏离常规的单身汉形象

王安忆在《考工记》中塑造了一个偏离常规的单身汉形象，这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是首次出现，甚至在文学史上也是一个特殊的形象。纵观现当代文学史，陈书玉这一形象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零余者”形象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是，郁达夫创造的“零余者”形象，更多的是伴有一种消极、苦闷的情绪，人物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沉沦”。而《考工记》中的陈书玉这一人物，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得过且过，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因此有学者认为他是文学史上独一无二“颓废者”的形象,“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颓废的单身汉形象这一空缺”[5]。

王安忆创作陈书玉这个人物形象时，不仅有意地避开了她以往的叙述风格，放弃了以往以女性视角去表现一座城市的方法，而且有意地偏离读者的阅读期待，打破了经验性写作。陈书玉虽然名为上海“西厢四小开”之一，但是，却没有读者想当然的上海“公子哥”应有的做派。陈书玉不仅没有沾染世俗公子哥的不良嗜好，相反，他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丰厚的文化修养；他不纵情于声色，待人接物谦逊知礼；他性情温和，乐于交友，有一颗“赤子之心”。另外家族显贵，祖宅宽广，家境殷实。但就是这样一个物质条件和自身条件都颇为优秀的男子，几十年里却一直保持单身。小说中陈书玉有两次“脱单”的机会：一次是青年时期，“属意他的‘姐姐’叫采采”，两人也算是情投意合，“采采还专门找阿陈作一席谈，托付或者是卖好的意思，兴许两项都有。这一谈不要紧，阿陈就被吓着了。”[1]18恰巧有去西南求学的机会，赶紧报了名。西南之行回来，采采已嫁做人妇。第一次无疾而终的恋爱姑且算作青年人玩心重，不想早早地陷入婚姻的桎梏，但是第二次机会来临时，陈书玉已经进入而立之年。学校里一个单身的女同事有意于他，一天放学“女同事骑车在他前头，缓缓地，分明在等他。他又不是木头人，哪里不解意，可是，婚姻这桩事——他庆幸自己没有一脚踏进去。年轻时候只单纯地怕不自由，现在方才知道，后果严重得多，简直是人害人。”[1]76在恋爱婚姻上，陈书玉不懂得抓住机会，错失良机，最终导致自己孤独终老。这一形象的设定，在今天或许已经见怪不怪，但在当时社会毕竟还不是如此开明。这里正是对读者常规思维的背离，拉开了主人公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引导读者以一种全新的审美心理去阅读小说。

另外，王安忆将主人公命名为——陈书玉，取“书中自有颜如玉”之意，那么是不是说陈书玉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呢？这里作者再次让读者失望了。陈书玉念的是交通大学铁道系，进大学读书，有一半是为了结识不同的人，比如在文中有一段讲到“他的历史课和地理课一样马虎，也受实用观的影响，目力之外，在他就是不存在。”[1]6虽处于世家大族，却并未受到传统文化熏陶，既不懂字，也不识画。这一点又是王安忆置的一处妙笔。总之，这部小说王安忆一改昔日的创作手法，采用一种“反经验”的叙述，从而达到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1.2 女主形象的缺席

小说中女主形象的缺席和对婚恋模式的反叛，也是王安忆在这部小说中的创新之处，是王安忆反经验写作的一大成功。王安忆的成名与其塑造女性形象的功力不可分开，从早期的“雯雯系列”“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到《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王安忆一度被认为是“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虽然作者多次表示自己并不赞同这一“女性主义”的标签，但是，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其作品中对女性形象塑造的成功。《考工记》是王安忆对以往作品的颠覆，如果把这部小说拍成一部电影的话，那么这是王安忆的小说中少有的一部没有女主的电影。正如《考工记》的封面上所示：“几枚旧友，沉浮聚散六十载；一幢老宅，静看人间数百年。”陈书玉的一生，与亲情、与爱情无缘，是一幢老宅和几个朋友，陪伴了他的一生。

纵观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考工记》是少有的避开两性话题的一部小说。从80年代的第一部小说《69届初中生》开始，王安忆的作品大多都涉及到两性话题。《69届初中生》借雯雯的恋爱和婚姻来说明其成长历程；“三恋”写了三对恋人三种不同的恋爱模式，通过对“女性意识”和“爱情意识”的追寻，完成自我的内在挖掘与开拓；《长恨歌》更是通过王琦瑶与李主任、康明逊、程先生、老克腊四个男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来反映其一生的坎坷命运以及一座城市的历史。通过恋爱婚姻来塑造人物形象，构思小说结构，不仅是王安忆创作的方法，也是许多小说家创作时惯用的一种技巧。在传统的小说中，女性作为一种欲望的客体，是用以塑造人物形象，体现人性的有力手段，但是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一改之前创作的风格，绕开了令人熟悉的恋爱或婚姻的写作模式，设置女性形象缺席，塑造了得过且过，与世无争的“不婚主义者”——陈书玉，这正是作家为了打破读者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刻板印象而使用的反经验写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王安忆通过这部作品告诉读者，上海的历史，并不是只有“夜上海”的歌舞升平，“十里洋场”的繁华热闹、摩登女郎的时尚俏丽……小人物的世界里有的只是弄堂、工厂和学校，混乱、龃龉和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品有了独特的美学意义。

作者将陈书玉这一人物设定为世家大族的子孙，“从他落地，放眼望去都是人，耳朵里则是龃龉。”但是在人丁兴旺的大家族，陈书玉却没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亲人，同胞姊妹不相往来，父子之间也只剩下金钱上的联系。书中陈书玉到了适婚年龄，家中父母、亲戚无一人提及，害怕的是他有了自己的小家，便顾不上自己了。人性凉薄，可见一斑。偌大的家族，由于时局战乱原因，人人做“鸟兽散”，这点倒是迎合了古典小说中大家族“树倒猢狲散”的情节，比如，文中有一段感慨：“大家都在逃走，连姑婆，照理最无处可去的人，都出去了，只剩下他。他仿佛被这宅子下了蛊，走不脱了。”[1]171只剩下“一人一宅”从此相依为命。家庭身份的剥离，将陈书玉真正地放置于这个时代中去感受、去观察。此外，王安忆在这部作品中还独具匠心地设置了一些“形散神不散”的“隐身人”，每每在涉及到利益的时刻，这些“隐身人”就跑出来虎视眈眈，也正是为了突出当时那个社会，生活中处处都存在着“隐身人”。

2 历史叙事：历史留白与叙述的节制

2.1 宏大历史的留白

王安忆早在创作她的第一部小说《69届初中生》的时候就表明她的创作：“要在最狭小的范围内表现最阔大的内容。”[6]诚如作者自己所说，这只是一个妄想。或者说这只能算是王安忆从“小我”抵达“大我”的一个实验。当然这种实验王安忆并没有停止，回顾过去四十多年的创作历程，王安忆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情怀、有历史担当的作家，其小说一直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作为历史中的人的命运，试图以最平静最内敛的叙述表现小人物平庸的日常生活下暗涌着的历史冲突。在《考工记》中，王安忆力图通过小人物的生活轨迹，来揭示社会发展的轨迹，产生管中窥豹，以小见大的效果。时隔34年，王安忆在《69届初中生》中并未实现的“妄想”，在《考工记》中得以实现并推向极致，“暗藏文学家写史的一颗雄心”[7]。

在《考工记》中，王安忆以一种舒缓的笔调，像播放一部老电影：一个老人坐在午后的阳光下，看着太阳下影子缓缓地移动，然后慢慢地陷入回忆，宏大的历史在这种不疾不徐的叙述中展现在读者面前。王安忆正是以这种舒缓的笔调来引导浮躁的现代人静下心来，慢慢地进入文本，让读者不自不觉间沉浸在作者营造的时代氛围中，体会具体时代下平常人生活中最细微而生动的变化。整部小说使读者沉浸在时光缓缓流淌的河里。但是，仔细揣摩就会意识到这只是王安忆向读者展现的冰山一角，真正的暗流和跌宕隐藏在这看似波澜不惊的水面下。

王安忆在这部小说中，用到大量的历史留白，对历史的叙述十分节制，能够展现宏大的历史内容，完全依赖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考工记》从“太平洋战争”“解放军过江”“公私合营”“反右派”“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恢复高考”，一直写到国门微启，市面上重新兴旺，国内形势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趋势。众多宏大的历史事件，几乎涵盖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变化，但是作者对于这些历史事件并没有展开叙述，也没有涉及任何个人对这些事件的评价，只是浅尝辄止，它们就像冰山的一角裸露在外面，而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留给读者在文本外去解读。比如写淞沪会战后的上海，“一九三七年松沪会战硝烟未散尽，‘蔷薇蔷薇’就处处开了”[1]5-6。仅仅用一句“‘蔷薇蔷薇’就处处开了”就足以让人联想到三、四十年代上海老百乐门里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场面。这些依赖于读者在阅读或影视剧中的经验。写“大饥饿”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通过一副速写便展现了当时大饥馑的图景：槐花被打尽，花草被捋光，案上案下找不到一片菜叶；人脸日渐黄瘦，“少年人奔跑的速度慢下来，腿脚沉重，在石板地上拖拉来，拖拉去；街上的乞讨者增多且彪悍；人衣着邋遢，举止失度，神情惶遽，一副动物觅食的相貌”[1]9。寥寥几笔街头速写，对这段历史场景的描绘浅尝辄止，更是不着一字评价，却将读者的思绪引领到当时的时代氛围中，正像国画中的“留白”，剩下的留给读者去脑补。新时期以来，回忆这段历史的作品众多，描写三年困难时期的惨象的作品也是不胜枚举，读者大多对这段历史耳熟能详。

再比如写“解放军过江”时的情境：大军过江，向上海进发的几日，真有些激动人心。市面上关闭的生意一日一日开出来，解放军的宣传车队徐徐经过，年轻的女兵举着大喇叭，敞着喉咙唱“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一曲唱毕，即跳下车，往墙上刷糨糊，贴告示，宣布各项新政，底下敲着新政府的印章[1]50。这些影视剧或当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场景，王安忆并没有对此多加叙述，一副活力四射的新生活景象便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所要叙述的重点是被宏大的历史裹挟下的个人的喘息。“解放军过江的炮声都听得见了，这三个人依然各守一隅，埋头活计”，局势每天都在改变，但波及他们，大世界里最小最小的因子，就溃散了能量，平息下来，归为原状。

正如《考工记》书页的最后写着：“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人家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点明小说的“稗史”性质，王安忆无意于将正史搬来，宏大的历史遮掩下的是小人物最平凡的生活，而王安忆要表现正是这最平凡也最细琐的生活，因为百姓的日子“有恒常的性质，像水一样，无论从谁家岸边过，都一径向前去，这里断了，那里又续上。”只有当真正波及到他们的一呼一吸，一餐一饭时，这些历史才与他们有关。

2.2 叙述语言的俭省

王安忆叙述的节制除了体现在历史事件的留白，还体现在语言的俭省上。王安忆的作品向来内容精炼，叙述节制，用“平淡抵达辉煌”是她一贯所追求的语言风格。经统计，34年来在王安忆的14部长篇小说中，作品的长度多控制在16万～35万字之间。《考工记》继承了并发展了其节制、内敛的叙述风格，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跨度，体现在文本中却只有16.5万字，可以说是把简约推向了极致。

《考工记》的叙述语言多用短句，少修饰，少修辞，整部小说的叙述基本由逗号和句号完成，鲜有省略号和感叹号，基本上没有“对话体”中用到的冒号和引号，整部小说的语言都非常节制，行文非常简洁，作者尽量省去多余的话，“对于情节和事件极力压缩，不发挥，不铺排，只用富有张力的语词表达丰富的内涵。”[5]例如，小说伊始，陈书玉历经两月，几经周折，从重庆回到上海。写道：“自重庆启程，转道贵阳，抵柳州，搭一架军用机越湘江，乘船漂流而下，弯入浙赣地方换无数便车，最后落脚松江，口袋一个子不剩，只得步行。”[1]3这里王安忆并没有任何铺陈，运用极俭省的文字，将陈书玉这一路的艰辛跃然纸上。接着引出两年前离开上海的场景，迈过眼前电车路轨，在光影明灭之间，带出了时间的朦胧感，熟悉的记忆在这朦胧之间渐渐复苏。阔别两年之后的上海脚下的路面变成卵石，是道路损毁所致，坍塌的房屋、废墟的街面，更显出战后的上海百废待兴的景象。从路面上的瓦砾到废墟上的灯火再到头上的一线天，读者随着主人公的视角由低到高，战后上海的初印象在读者脑海中便勾勒出来。缓慢的叙述，也为整部小说定下了舒缓的基调，黑白电影的既视感油然而生。随后，又由老宅写到老宅里的人，几代人的生活图景便又勾勒出来。

文中多处涉及对老宅的描写，同样使用极为俭省的语言，让人读起来古风犹存，意蕴深远，尽显语言的力与美。历史的留白和语言的俭省，将叙述的节制发挥到极致，使王安忆真正实现了“在狭小的空间里展现阔大的内容”的创作理念，同时也是其在语言上“用平淡抵达辉煌”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3 情感叙事：精神危机与时代的隐喻

3.1 精神的孤独境遇

王安忆将小说定义为“心灵世界”，认为“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的神界”[8]1。陈思和用“精神之塔”来取代王安忆自己归纳的“心灵世界”，认为王安忆的精神之塔具有“历史的”“立体的”特点，“精神自成一种传统，犹如耸立云间的尖塔，与务实而平面的世俗世界相对立，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一个城市，其悲剧性的历史命运都在精神之塔的关照下深刻地展示出来。”[9]187在《考工记》中，王安忆对“心灵世界”的挖掘，正体现在对这一人物的“考”工上。通过对陈书玉这一人物的精神“考工”，营造出历史的“精神之塔”，揭示人物在时代背景下精神上的孤独境遇。

陈书玉的孤独，首先体现在处境孤独。小说从一九九四年，陈书玉返沪写起。与奚子约好西南同行，奚子临时爽约，虽然路上与“妈妈”一家结伴，但很快分道扬镳又成“孤雁”。西南之行回来，家人皆不知所踪，杳无音讯，偌大的老宅留他孤身一人。昔日的同伴，奚子断了联系，朱朱已经结婚，采采已嫁作人妻，唯有大虞虽是“万变中的不变”，但大虞一面打理家中生意，一面又很快有了谭小姐。家人陆续回来，却又很快各奔东西。留守家中的长辈们，陈书玉一半出于敬重，一半由于家中亲情向来淡漠，鲜少交流，心灵上也难有依托。陈书玉虽为家中独子，但却不是受宠的那个，上无长辈们的怜爱，膝下又无一儿半女，与姊妹们之间的关系也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真正成了一个孤独的单身汉。书中有一段陈书玉下班回来去祖父处问安，遇祖父伏在案前临画，看画中“重峦叠嶂，草木深蕤中，藏一条小径，忽看见有一个行路人……孑然一身，仿佛横空出世。”[1]77遂感到虚无。

王安忆曾在《纪实与虚构》中谈到自己是“一个‘同志’的后代，则是乘了火车坐在一个痰盂上进的上海”，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是一个“外来户”，但同时“连个正式的家乡都没有”[10],这使王安忆从小就倍感孤独，精神始终处于一种被悬置的状态，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孤儿”，因此，“孤独的处境和寻根的需要”促使王安忆不断地走向“确认自我位置和追问自我身份”[11]之路。幼年的成长经历，使得其在作品更加注重对精神的追问。

陈书玉的孤独还体现在精神的无可依托。细看陈书玉的一生，都处于证明与被证明身份之中。入职小学，首先要过“成分”这一关，陈书玉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既不属于“有产”，也不属于“无产”，既非“职员”又非“贫民”，经校长的指点，遂填上“城市平民”；冉太太寄包裹来，陈书玉要去取需要出示单位的证明；陈书玉去藏书馆查祖宅的历史，即使已退休依旧要去单位开取身份证明；老年的陈书玉被选为政协委员，为修葺老宅，又不断地去证明“老宅”身份。时局动荡，人人自危，这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时代。大虞家一夜之间家道中落，朱朱莫名其妙被捕入狱，社会上隐隐透着不安定。学校里课余时间多起来，有的老师递交辞呈，有的学生家长被捕，学生也时常到不齐。老师们之间，说话也逐渐谨慎，索性不说了。家中消沉死寂，上班也成苦役，每天“胆战心惊去，失魂落魄回”。家族虽早已败落，但宅子始终是个隐患。时局不稳，精神惶惶，“楼上的靴子悬在头顶”，陈书玉时刻等着靴子落地。

王安忆小说中的人物，总是被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带有独属于他的时代特点，亲情与爱情的缺席，将陈书玉真正置于社会环境中去观察和感受，使人物真正隐于大众生活中去了。无产和有产，革命和保守，进步和落后，左和右，他哪一边都不属，又哪一边都属。处境上形单影只，精神上无处安放。是时代的“零余者”，却又是众生相。陈书玉身上承载的正是这个时代的特点，隐喻一代人的精神孤独。

“一部当代史，在一个上海男人身上的风云变幻，没有正面描写，全是鸡零狗碎，但多余小人物在大时代浩荡中的绰约身影，却于生命中有一份洞察。”[7]陈书玉精神上的孤独境遇，实际上正是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缩影。王安忆在小说中对“心灵世界”的探索，这正应了题目中的“考工”。

3.2 文化的时代隐喻

王安忆的小说《考工记》有两条明确的叙事线索，一条是以主人公陈书玉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写出主人公在这几十年的历史兴衰中的起伏变化；另一条是以老宅是否要修葺以及如何修葺为线索，写以老宅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洪流中最终走向何处。“一人一宅”两条线索齐头并进，反映在历史的潮流中个人或传统文化的遭遇。

小说名为《考工记》，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中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考工记》同名。王安忆为小说取名“考工记”，首先在题目上就指向了传统文化，这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1995年，王安忆就借用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名，创作了一部发生在上海都市里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恨与爱,也足见王安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王安忆的《考工记》中“考”的正是以老宅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小说中，陈书玉对老宅历史的追问，长达半个多世纪。坊间流传着“十六里铺”的历史，与陈书玉家的祖宅有关，但是也只是传说而已。陈书玉在与祖父不多的相处中，经祖父“指点他看门头”，通过“门头正对着案前的窗户，是一副砖雕，八仙过海的故事，人物的形状、冠戴、衣褶、器物，四周的云彩、水纹、鸟羽、花蕊，均栩栩如生。”判定老宅是出自清人之手，因为“明代不会有这般的‘细巧’，相反，是‘粗气’。”又因“宅基正北正南”判断“这宅子的原主当是京官。”长辈们极少谈及家道，流言中的鳞爪且虚实难辨。听及伯父说起家族兴衰史，“老祖宗乾隆年间来到上海滩，开船号，建码头，商栈无数，丝茶、木材、棉花、砂糖……沪上称‘半条江’。……‘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武功已逝，改以文治，是另一路天下，堂号原为‘半水楼’，……后易为‘煮书’”[1]98-99。原以为从伯父这里找到清晰的家族历史，待要认真，谁知伯父紧接着一句——也是传说。陈书玉从这些只言片语中，一点点追溯老宅的历史，可这历史始终模糊不清。为寻找老宅的历史，陈书玉连连两日去上海图书馆，企图从正史中找出老宅的渊源，又去徐家汇藏书阁，又无果。遂生出感慨“那故纸堆里不知埋多少旧事旧物，他家里那一点牵挂，可谓小巫见大巫”，他想为老宅撰写一份文字，从老宅里搜罗“文物”，从鳞爪中东一片西一片，拼凑他的家族史。可这些历史无论如何都是使人看不清的。这隐喻了以老宅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断裂。

小说对老宅并未做清晰详尽的描述，仅仅通过只言片语的描述，拼凑出老宅的气派与辉煌。陈书玉为老宅奔波半生，其实并不懂老宅，他追寻的只是老宅身上所承载的家族历史，生命传承，是对自我的寻找。真正懂得老宅的是大虞，只有大虞知道老宅的价值。小说中，大虞不仅是陈书玉的挚友，同时也是这座老宅的知己，陈书玉几次生出修葺老宅的想法都是由大虞引出的。大虞的身上，隐含着一代手艺人对文物的尊重，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文中有一段借大虞之口表达对老宅的惊艳之感：“偌大的敞厅，无柱无梁，仅凭四角的斗拱承托起一座楼。”西方有多立克柱式，爱奥尼亚柱式，柯林斯柱式，而中国的斗拱一网打尽，全局改变，更显出身份。门头上“砖雕一层一层套进去”，上面雕刻着各式花纹、历史人物，“活脱脱一台戏”，细节琐碎，写实功力了得。天井青砖铺设，院内地坪更是不一般，“听大人说过苏州有一种金砖，起自于皇城大都的营造，采土和泥，反复踩踏捣炼，再使布袋兜着虑浆，就像水磨粉；制成胚，阴干后方才进窖；草糠熏三十日，爿柴烧三十日，最后，松枝烧四十日；起窑出来浸在桐油里，又数十个昼夜。弄不巧就是它！”屋脊上是一列脊兽，“形态各异，琉璃的材质；檐口的瓦当，瓦当上的钉帽，前端的滴水，全是釉陶。”[1]41-42小说通过大虞的眼睛呈现老宅的富丽堂皇，每一处细节都有着精巧的构思和做工，足以表明原主人的尊贵地位，也彰显传统文化的精巧与独特，令人叹为观止。一座老宅尽显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瑰丽与神奇。大虞那句：阿陈你是坐在金盆上洗澡啊！是对人们浑然不知老宅价值，发出的“又可惜又可怜”的批判。

老宅知己的稀少，也正说明了传统文化无人赏识。小说中，老宅经历三世，在新气象下，显得不合时宜。时代在奔腾活跃，一片明朗，老宅则愈加显得笨重、灰暗。现代文明一点一点蚕食着老宅，从邻人一点点“攻城略地”，便开始了新势力与旧势力的较量，而显然老宅只剩下一座空壳了。最后代表着现代文明的瓶盖厂搬入，老宅日渐颓圮，空壳也渐渐不保。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弟弟”，他没名没姓，外貌形象也是模糊的，也未对“弟弟”的身份做过多的介绍，小说的最后也仅仅指出“弟弟”是主席台上的一员。“弟弟”总是在陈书玉人生的关键时刻给予指导，他隐喻着历史潮流下正确的人生指向。但是在关于老宅的事情上，他也只能给出“顺其自然”的建议，其实这也正是说明这是历史的必然，以老宅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下不可扭转的命运。

一部《小鲍庄》[12]使王安忆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小鲍庄》中以富有隐喻性的事件——一场洪水和捞渣的死，隐喻了现代文明对民间文化的入侵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暗示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传统文化的陨落。而《考工记》中同样暗含着作者对传统文化的隐喻——陈书玉追寻的老宅的历史最后也没有查清楚，暗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的命运。老宅的身上隐喻的是中国精巧而瑰丽的传统文化。大虞的突然离世，意味着祖传工匠工艺的失传，也隐喻了大虞所代表的一代手艺人的远去。当然这里同样隐含着对传统文化保护不力的批判，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与惋惜。

总之，王安忆在这部小说中，以一种反经验的叙述方式，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审美形式。叙述的节制，使小说在狭小的内容里呈现出宏大的历史图景；一个男人和一座老宅承载了中国当代史的风云变幻，小说对人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对历史的追寻，隐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担忧，引人深思。陈书玉与老宅相伴半个世纪，早已和老宅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体，而陈书玉本人也和老宅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陈书玉为修葺老宅，几经波折，耗尽半生，最终2000年，新世纪伊始，门前终于立起了刻着“煮书亭”的石碑，纪念一个时代的远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切都呈现出历史的必然性。王安忆在这部小说中包含着人文精神，唱响一首时代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