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亚倩，李志生

(1.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430072；2.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女范捷录》为王相母刘氏所作，全书十一章，王相为之笺注，正文以骈体书写，篇幅短小，清人周中孚称其“行文纯乎骈体，所以便女子之成诵也。晋升所注亦复浅显易晓，如刘氏者，诚不愧乎为母师矣”[1]179。有关此书的作者及成书情况，正史未有记载，明清文人文集也少涉及，仅从此书正文前的小传，可知作者、笺注者的身份。笺注者王相为由明入清之人，字晋升，号讱菴，琅琊人，至迟生活于清康熙年间。

此书自诞生之初，便与《女论语》《女诫》《内训》一同，被编入《女四书集注》(简称“《女四书》”)中进行刊刻，从未有单行本或单独著录的情况，在流传与刊刻过程中始终保持一卷、十一章的篇数。

《女四书》在女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但目前对它的研究一般还只在对内容的探讨，对版本的研究则明显存在不足(1)如孙新梅按照《女四书》的版本流传，阐述了《女范捷录》的版本流传情况，介绍了在日本、韩国、朝鲜国内《女范捷录》的刊刻与收录情况(氏著《〈女四书〉的编纂与流传》，《兰台世界(中旬刊)》，2013年第32期，第156～157页)；陈豫贞从撰写人内心蕴含的性别意识出发，采用文本解读的方式，阐述《女范捷录》的结构、内容及著述目的等，并将其与吕坤的《闺范》从章节编排、教化内容、作者著述动机与目的进行了对比论述(氏著《明代女教书的小同大异——〈闺范〉与〈女范捷录〉的性别意识研究》，《新北大史学》，2006年第4期，第137～150页)；熊贤君从女子教育的角度将《女范捷录》中“母仪篇”“智慧篇”“勤俭篇”等章节与其他教育论著进行对比论述，肯定刘氏理念的价值，并提出书中部分内容有待商榷(氏著《中国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5～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