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文斐

(北方民族大学，宁夏 银川 750021)

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双轨并进是中国近代政治叙事的重要特征。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广泛结合为妇女解放与女权斗争提供了宝贵的合法化途径，贤妻良母、国民之母、女国民、女革命者等“新女性”纷纷涌现，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成为召唤中国妇女投身民族革命的典范形象。然而，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并置本身又是一个张力十足的性别悖论，国族意愿的前提预设使得国族主义成为妇女运动无法背离的终极价值，于传统的夫权之外，又重置了女权之于国权的顺从与依附，并在隐含的男性中心立场下对“新女性”之于传统性别秩序构成的种种威胁、冲击进行着不遗余力的话语规制与权力干预。然而，也恰恰正是在这一纠缠着国族与政治，且又饱涨着性别张力的过程中，女性立场(而非国族立场)上的性别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在现实与隐喻、国族意愿与女权诉求、男性精英预设与女性自我体认、性别秩序规制与男性主义倾向的多重纠结中，展开了富于性别主体意味的自我言说与自我实践，不断上演着调和与冲突之间的多重变奏，显现出了男性化国族话语的统摄下女性主体性重构的艰难与复杂。

一、现实与隐喻的并行——女界改造运动与国家身份构想

与西方的女权运动不同，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并非促发于女性自身的性别觉醒，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导源于“种族竞争之世界”[1]中维新派男性精英们痛感到的国族身份焦虑。……